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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开始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
他们一到苏区，就指责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因而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他们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们又剥夺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这样，毛泽东就被排挤出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
1933年1月下旬，正当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处于关键时刻，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首脑机关从上海来到了瑞金。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临时中央合并，从此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苏区的工作。
博古原名秦邦宪，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毛泽东本人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又在1934年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闭幕后，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毛泽东只成为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被彻底架空了。
以前是高朋满座，如今门可罗雀。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这种难熬的日子，贺子珍觉得心酸。但周月林不管，照样往贺子珍家里跑，拉着贺子珍说说笑笑，给她一些慰安。
梁柏台工作虽然越来越忙碌，但心情越来越沉重，觉得这样下去是要出大事的。自己也是留苏回来，算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但马列主义只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毛泽东创立了工农红军，开辟了井冈山道路，总结出一整套理论，指导全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重新站立起来。而一些留苏干部来到苏区，虽然也满怀对革命事业的一片忠诚，虽然也学习和研究过马列主义，但不经过实践检验就咿哩哇啦地下车伊始，这与真正的马列主义背道而驰。每当想到这里，梁柏台不免忧心如焚。
周月林懂得梁柏台的心思，总是柔声地劝慰自己的丈夫：路遥知马力，烈火见真金，毛主席肯定会回到领导岗位的。
梁柏台长叹一声说，恐怕要用鲜血才能换来惨痛的教训！
周月林听丈夫这么一说，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
前线司令部里虽然已见不到毛泽东修长消瘦的身影，听不到毛泽东充满辣味的果断而又幽默的湘音，然而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领导这场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作战。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中大胜蒋介石的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围剿惨败后，蒋介石于1933年10月初，又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与会者分别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专门部署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
第五次围剿计划名曰“铁桶围剿”：计划由150万国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指定的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蒋介石亲自对包围进行严密部署，指着地图上许多编了号码的格子说，某某部队何时何地到达地图上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就必须立即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砦、拒马，构筑火力网及碉堡。包围圈一旦完成，各部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构成极为严密的火力交叉封锁网。每月推进25公里，6个月后便能进逼到瑞金，届时再在瑞金四周竖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了防止红军突围，调拨了大量美国军用卡车，已有1000辆美国军用十轮卡车运到南昌，并随时分配到各部待命。
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蒋介石派出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一俟包围圈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这里一切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以封锁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如此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自然不可与前四次“围剿”同日而语。蒋介石在致“闭幕词”时兴奋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外泄始末》，源自《人民政协报》）
当然，这个“铁桶”计划很快被周恩来得知。
1933年9月下旬，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博古便把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指挥权轻易地交给了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打响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以图阻挡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致使红军的每一次战斗都陷于被动。
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在军事斗争上，则出现了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采取游击战争的老办法”，和以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略与战术上的“激烈冲突”。
这时，尽管毛泽东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但他仍屡次向中央建议：面对强敌，红军必须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而博古、李德等人极力主张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全线出击”。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李德等又实行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致使红军屡遭重挫。
一次周月林半开玩笑地问博古，“这里的许多决定是怎样做出来的？”
博古认真地回答：“是根据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的指示作出来的。”
“共产国际和王明远在苏联，怎么能作出指示？”心直口快的周月林禁不住追问。
“我们通过电报把这里的情况向他们汇报、请示，他们也通过电报指示我们开展工作。”博古耐心解释。
再问下去就要犯错误了，这是对中央的怀疑。周月林回到家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梁柏台，梁柏台觉得周月林的问话莽撞冒失，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周月林却坚持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远在万里之外、住在“洋房”里的共产国际，和才来不久、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的“洋顾问”李德，怎能了解苏维埃山沟沟里的事情，怎能指挥好五次反“围剿”的战争，这些人哪里有毛主席高明！
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形势异常严峻，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红军主力不应再死守苏区，而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从政沉浮说博古：从“左”倾失败到坠机身亡》，源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彭德怀当时也提出红军主力向别的地方转移，打到外线去。
眼看前线战事的失利，想着身处逆境的自己，毛泽东总是郁郁寡欢、沉默少语，晚上有时独坐月下，仰望星空，发出声声浩叹……
毛泽民晚上来看望大哥，但总不见大哥的人影。心事重重的贺子珍，一边长吁短叹，一边指指屋外。毛泽民看着月光下大哥那消瘦的身影，想到革命不测的前景，不禁潸然泪下。但大哥说过：“大鹏鸟也有折翅的时候，只要它养好了伤，会飞得更高、更远……”（《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他悄悄走过去，脱下上衣轻轻地披在毛泽东身上。
日历艰难地翻到11月，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反戈一击。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紧急向博古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根据地，集中红一、三军团和红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汇合方志敏、邵式平部二方面军，兵指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以威胁国民政府心脏地区的方式来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这样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必将流产！博古等人把同蒋介石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的中间势力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把福建事变视为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
看到“后院起火”，蒋介石很为恼火，从围剿部队中抽调了国军3师、9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国军进军闽西，必须经过苏区，而红一军团此时正据守在通往福建的要道，林彪紧急电告中革军委，请求主动出击，相助19路军一把。中共中央的决策是：坐山观虎斗！
眼看失之交臂的大好时机，面对冥顽不化的博古李德等人，毛泽东仰天长叹：若这等人指挥，红军必败无疑。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那是眼看误入歧途而不能救的悲哀。
机会稍纵即逝，蒋介石集结重兵打败了第十九路军后，迅速调转枪口向中央苏区猛扑过来。直到这时，博古和李德等人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失掉了一次战胜敌人的大好机会。
这时，贺子珍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毛岸军，乳名豆豆，与“斗”争的斗谐音。豆豆体质太弱不幸夭折。无限悲伤的贺子珍找来几块木板，请人制作了一个小棺材，把孩子安放在里面。毛泽东触景生情，更是悲不自禁，泣不成声。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阶段。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战略位置至关重要。4月初，国民党军队集中了近11个师的兵力，向广昌推进。面对步步进逼的强敌，中革军委下定最大决心，誓死“武装保卫赤色广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4月10日，敌人开始进攻广昌，由于红军各部队严阵以待，英勇奋战，再加上攻城的国民党军队轻敌冒进，广昌保卫战在初期阶段曾经取得一定胜利。但是，随着敌人攻城部队的增加，形势开始不利于红军。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集中进攻广昌。由于敌人炮火猛烈，不到半天，红军的防御工事便被轰平，守备在工事里的红军全部壮烈牺牲。在各路敌军的夹击下，红军发动多次突击，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形势危急，迫不得已，博古、李德只好命令红军退出广昌。尽管在这场战役中，红军歼敌2626人，但自身伤亡得更多，有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作为内务部代部长的梁柏台，和作为国家医院院长的周月林，虽然没有亲赴战场持枪杀敌，但指挥着一支支后勤队伍，接纳着一批批受伤战士，常常忙得忘记了吃饭和睡觉。他俩的内心感到了一阵阵的危机，因为他们感觉到，战争从来没有这样残酷和悲壮。
4月28日，广昌失守。
5月16日，建宁沦陷。
至此，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一线，尽落敌手。苏区北大门失守，南大门洞开，东面长汀也岌岌可危。红军打破“围剿”已是英雄一叹，再不转移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5月中旬，博古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大家苦苦商议已别无良策，最后只好“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并电告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同意这一决定。
蒋介石似乎感觉到红军突围的意图：
5月18日，电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加强碉堡工事以防共军“西窜”；
6月21日，让何健下达湖南、广东联合“剿共”指令；
同时指挥31个师，分成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成群的飞机，直扑红都瑞金上空。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大学附近，时时腾起爆炸的烟云。
从7月开始，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等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夜间转移到瑞金县梅坑、云石山一带。“国家医院原安排在云山古寺里，因改设中央政府领导住处，就分散在梅坑附近的几个小村里。”（陈刚：《走近周月林》第73页。周月林回忆）
9月中旬，正在“于都调查”的毛泽东患了恶性疟疾，开始全身发抖，面色苍白，口唇发绀，持续的寒战带来体温迅速上升，蹿到40℃以上居高不下。接着面色潮红，皮肤干热，烦躁不安，持续的高热伴着淋漓的大汗。毛泽东咬牙垂泪：难道“天亡我也！”
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赶紧打电话报告张闻天，张闻天派傅连暲连夜赶往于都，才使毛泽东转危为安。
9月下旬，病情刚刚好转的毛泽东紧急建议红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但又被拒绝，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彻底破灭……（《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由于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领导，违背和放弃了红军在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为实践所证明的“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的正确战略战术基本原则，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等严重错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决定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