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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红军和战友，梁柏台又赶回梅坑。马道口村的梁氏宗祠，此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驻地，现在变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办公的地方。项英忙于军事部署，陈毅腿伤正在治疗，梁柏台一个人承担起政府工作。如坚壁清野、粮食贮藏、伤员安置、部队给养，以及组织破路断桥、设置障碍等等。1934年11月开始，梁柏台组织将中央苏区兵工厂、制币厂、印刷厂的多余机械设备埋藏于瑞金县宽田上堡一带。后来又指定专人在会昌白鹅掩蔽了一批机器设备。他清理了大批文件资料，挑选最有价值的分装数箱，派人秘密送往深山埋藏，其余的全部焚毁，不使落入敌手。
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后，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都被保留下来。为了迷惑敌人，对外没有公布成立了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各部门、各机关仍然保持原来的名称；留下来的各部门负责人，继续照常领导执行各部门的工作制度和任务。《红色中华》报仍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正常出版，宣传内容仍然是扩大红军、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红军主力部队从中央苏区各防线撤离时，红二十四师、十多个独立团及其他地方部队已经接过了防务任务。在北、东、西三路，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几十万“围剿”苏区的敌军，就这样被只有一万六千多人的苏区留守部队紧紧拖住，为中央红军集结、休整、补充赢得了时间，为红军主力转移突围起到了重要的掩护作用。正是苏区党政军活动的正常开展，成功地迷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的十多天，国民党军一直以为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红军主力还在苏区，不敢贸然进犯，只能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直到１０月下旬，北路敌人占领宁都县城后，才确知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１１月中旬，蒋介石才彻底弄清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此时，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已整整一个月。
1934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约20个师的兵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向苏区腹地紧缩，中央苏区的各个县城和交通据点纷纷沦陷。10月14日，北路敌军占领兴国县城；10月26日，进占宁都县城。11月1日，东路敌军进占长汀县城；11月10日，东路敌军第十师抢先占领瑞金县城。11月17日，北路敌军占领于都县城；11月23日，东路军占领会昌县城。
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苏区的主要县城和重要圩镇后，加紧构筑堡垒封锁钱，将中央苏区截成几块。然后又在每块内构筑纵横的封锁钱，企图把留下的苏区红军围困在狭小的地区，进行“瓮中捉鳖”，分区清剿后最终彻底消灭。
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由瑞金梅坑，迁到于都县宽田的石含村和龙泉迳村，悄悄搬迁的队伍中抬着陈毅的担架，梁柏台跑前跑后地处理着各种事情，还时时叮嘱抬陈毅担架的两位老乡，上山落水时不要有太大的振动，以免给陈毅增加更多的痛苦。中央分局驻在龙泉迳，中央办事处驻在石含村的一个祠堂里。梁柏台让陈毅住在里厢房，并把陈毅的脚高高的吊了起来，以利于消肿。自己则住在外厢房，随时可以照料，也便于汇报沟通。
黑云压城城欲摧。国民党“清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铲共义勇团”、“挨户团”等反动组织卷土重来，“便衣队”、“别动队”等特务组织更是多如牛毛。“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遍布苏区各个角落。在“清剿区，无不烧之屋，无不伐之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阖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到处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景象！据后来粗略统计，在白军侵占中央苏区的最初几个月内，瑞金被杀18万多人，于都被杀3600多人，宁都被杀4700多人，兴国被杀2100多人，会昌被杀972人，长汀被杀3237人。被完全毁坏的村庄145个，房屋近35万间。在近3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央苏区被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达70多万人，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为了揭露敌人暴行，唤起人民斗志，根据项英的部署，梁柏台和陈毅，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一号布告。先由梁柏台起草，再由陈毅在病床前改定。布告以六言韵文的传统形式，生动晓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专反共，欺压士兵、残杀人民的罪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
第一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白军士兵兄弟多是工农出身
受了军阀压迫才来进攻红军
三年离乡背井永别儿女双亲
残杀自己兄弟究竟为谁牺牲
修筑马路堡垒天天辛苦不停
干饭两顿不饱军饷克扣干净
于今天寒地冻棉衣还没上身
受尽官长打骂当做牛马畜牲
可恨国民狗党代表资本豪绅
出卖满洲华北半个中国送尽
高叫无力抗日屠杀革命人民
不管中国灭亡围攻苏区红军
我苏维埃政府工农自己政权
工人增加工资八时工作一天
打倒豪绅地主农民分地分田
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
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
白军士兵弟兄莫听军阀欺骗
切勿烧杀抢掠你我本无仇怨
协同群众游击大家打成一片
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
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
实现自由解放革命反日分田
工农兵大团结胜利就在眼前
主任陈毅
副主任梁柏台
号召白军士兵“莫听军阀欺骗”，“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布告由《红色中华》报社印刷厂铅印,日期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的十一月七日。陈毅和梁柏台布置办事处人员，尽力争取到敌占区和国民党军驻地广为张贴散发。当时中央苏区和闽西、闽北、赣南、闽浙赣等根据地的联系还没有完全中断，布告随《红色中华》报一起送到了这些地方。一时国民党军官视布告为“最危险的宣传品”，在驻地和军中大肆搜抄和焚毁。（《陈毅传》第74页）
12月，陈毅和梁柏台作为苏区的政府首脑，承受着种种“亡国之痛”。奸商地主富农，哄抬物价，拒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投机革命的人，投降国民党军，为其带路指认，惨杀干部群众，或者替国民党作欺骗宣传，诱胁群众入民团、办守望队，更严酷地压迫群众。陈毅、梁柏台于1日联名签发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三号布告。布告指出：“近查有些地方的奸商富农，趁国民党匪军侵入中心苏区城市的时候故意拒用国家银行纸票，或抬高物价，抑低国票价格，很明显，这是扰乱市场，危害群众，响应白匪进攻的反革命行为。”布告规定：“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票、银角、钢元等国币在苏区内应一律照常通用。在苏维埃所管辖的地方及红色武装队伍所达到的地方，如有奸商富农反革命分子拒用国币，或鼓[蛊]惑群众拒用国币者，各级政府应具体捉拿严办。如系个别工农分子被人蒙蔽，拒用国票者，各级政府应一面向其解释，一面追求原因，严办造谣鼓动破坏国币信用的反革命分子。”第三号布告对安定人心、稳定市场起了较好的作用。
12月20日，梁柏台和陈毅又联名发布《动员工农群众 积极击杀革命叛徒》的紧急命令：“当革命战争最紧急的时候，有少数无气节的、不坚决的或假冒革命的坏分子趁国民党深入苏区的时候，执行背叛革命投降白军，有的替白军带路来惨杀群众，有的替白军作欺骗宣传，强迫群众上敌人圈套，办起民团，办守望队、义务队等，企图更残酷的屠宰工农群众，血洗苏区。这些革命叛徒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最忠实的走狗，是我工农阶级的死敌，应以坚决的手段来击杀这些叛徒。这是目前战胜敌人，保卫苏区最主要的条件。中央为扑灭叛徒保卫苏区，特颁布紧急命令。”命令规定：对革命叛徒、反动分子“概处死刑”，“本人及家中的财产全部没收”。对受敌人欺骗的工农群众，“只要不积极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的工作，一概不加追究”，“均仍然得为自由的苏维埃公民”。
这两个告示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安定人心、稳定市场，巩固内部、促进储粮筹款和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宽田周围的瑞西县在发布第三号布告后的半个月中，不仅使苏维埃国币在全县通用，群众还主动捐献3000多块银元支援红军反“清剿”。胜利县也在12月份没收奸商、地主、富家6800多元。紧急命令动员群众扑杀叛徒和镇压反革命成绩也颇大，于都县梓山、漂头和会昌县白鹅一带，10来天内就扑杀了反动地主和铲共团分子140多人，使敌人在占领这些地方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建立不起反共民团组织。（《陈毅传》第75页）
宽田会议上，陈毅再次提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的战略转变，项英在主力回师无望的情况下接受了陈毅的意见。会后，中央分局立即开展主力红军突围意义的宣传，分析中央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12月25日和28日，中央军区政治局编发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巩固我们的部队》。12月底，中央分局派出张鼎丞、钟循仁、阮啸仙、赖昌祚、胡海等干部到闽西、闽赣、赣南、瑞西、东固等地区，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
12月29日，项英向瑞西、瑞金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作了题为《目前“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提出粉碎敌人“清剿”的八条措施：“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领导游击战争是党当前的唯一中心任务”；“彻底的正确的进行坚壁清野工作，准备持久战斗”等等。
留在苏区的7000多名伤病员，除一部分痊愈归队外，还剩下3000多名伤病员。这么多重伤病员既不可能随部队突围转移，也不可能集中休养，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分散隐蔽。
然而以部队为家的红军伤病员，一旦离开红军这个大家庭，在心理上一时难以承受。因此，分局决定由陈毅梁柏台负责动员疏散工作，陈毅也是因重伤而留下来的，他与其他伤员的心情是相通的，由他做动员说服工作，易为伤病员接受。
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向伤员讲明严重的敌情和险恶的处境，亲切耐心地动员他们立即疏散：第五次反“围剿”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不会灭，革命的高潮还会出现的；现在形势险恶，同志们先疏散回家或到老百姓家里去隐蔽养伤，伤好后，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时再回来；大家千万要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王辅一、张雪亮：《陈毅请乡亲收下红军伤员》，《周末》）
陈毅和梁柏台又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分头收容安置，恳切地对群众说：“你们把这些负伤的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经过多方努力，群众把伤员当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很快将这些伤病员妥善安置在宽田、黄龙、段屋、高陂等区乡群众的家中，每户一人两人，有的接待三四人。（郭光倍、钟良培：《关于中央分局和瑞西县的一些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2辑第199页。）
伤病员在老乡家里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许多伤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补充到红军独立师。1935年春节前，梁柏台代表中央政府办事处慰问伤病员，给每个人发了一块光洋、一斤盐。2月中下旬，敌人对伤病员安置地区疯狂地进行“清剿”，轻伤员大部分事先转移，重伤员则转移到山上。但参加“清剿”“铲共团”团丁大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很多伤病员被捕后惨遭杀害。也有一部分伤病员被群众认做“丈夫”、“儿子”，被保护了下来。（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
1934年12月底的一个晚上，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从于都宽田的石含、龙泉迳村转移到小密区黄龙乡的井塘村。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了。1935年1月，苏区形势继续恶化，敌人向三角地区步步紧逼。特别是牛岭战役后形势更为严峻，于都河两岸的敌人南北夹击，试图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及红军部队，封锁在西江、宽田、黄龙一带，一举歼灭。赣南省机关部队，也被余汉谋部3个师包围，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缺粮少药，物资匮乏，弹药不足，通讯中断，如不迅速突围，有可能全军覆没。
如何进行突围，中央分局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留下少数部队和机关人员在中央苏区活动，其余向西突围到湘赣边界一带再图发展。另一种主张向湘赣边、闽赣边和福建平和、漳浦，广东饶平一带突围，分局和办事处率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苏区进行斗争。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项英只好发报中央，请中央决定。
梁柏台虽不懂军事，也没有发表意见。但无论哪种意见，作为中央办事处副主任的他，理应战斗到最后。因此他努力适应着日益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央军区在宽田举办游击训练班，他常抽空去听课。随身携带着《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和《巩固我们的部队》等小册子，一有空就认真学习，并学习射击技术。
2月3日是大年除夕，梁柏台和周月林一起到井塘老屋钟氏祠堂，去看望何叔衡和瞿秋白。何叔衡的胡子已经几个月没有修剪，长成了乱蓬蓬的长髯，显得更加苍老。瞿秋白脸黄且肿，不时干咳，体质很差。周月林拿出做好的米果，招呼大家快吃。梁柏台揪心地说：“目前的形势恰似去年10月主力红军转移之前的情形，部队和机关应该尽快分路突围出去，否则将全军覆没。现在首先要将老弱病残和不适宜坚持游击的人员疏散转移出去。”他看看秋白，又看看何叔衡，然后说：“何老和秋白，要赶快转移到白区大城市去，如能到香港或上海就好了。”
何叔衡一边香甜地吃着米果，一边笑哈哈地说：“我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为苏维埃流完最后一滴血！”
瞿秋白咳嗽着，轻声地说：“为中国革命牺牲，那是人生最大的光荣！”（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
大年初一和初二，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人员连续两天进行军事野操（演习）。
瞿秋白决定为庆祝新年进行元宵节文艺汇演，给军民以欢欣和鼓舞。
1935年2月7日，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红旗”、“战号”、“火星”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会演。
元宵节前夜，井塘村淡蓝色的雾雨与艳丽的红绸相交织，铿锵锣鼓和阵阵掌声相应和。舞台是门板和条凳搭建而成，灯光是燃烧的松明和滋滋的汽灯。《牺牲》、《女英雄》、《非人生活》、《游击》、《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冲锋》……歌舞、话剧、山歌、器乐独奏和合奏，使井塘的寒夜充满了浓浓的暖意，使战争的上空充满了无比的欢乐。
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周月林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雨观看演出。
大家撑着雨伞、披着蓑衣戴着笠帽，忘记了凄风冷雨，忘记了饥饿困倦，忘记了白军压境大敌当前。演出的忘我，观看的忘情，大家共同营造成一个天地的舞台，共同营造出一个绝无仅有的浪漫。
夜色渐深，雨也越下越大，但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演到高潮时台上台下一片欢呼，演出结束后很多人都抱在一起哭了。
周月林和大家一起，尽情地乐着，开怀地笑着。就是没有丈夫梁柏台的身影，因为那天梁柏台奉项英之命，去赣南省委联络工作。想不到此去竟成永别！
偶尔，一串串马蹄声磕击着井塘村古老的卵石路，黑暗中的卵石飞溅出星星火花。那是毛泽覃骑着他的枣红马，去执行不为人知的任务。
汇演结束后，瞿秋白对演出作了点评和总结，并给优秀节目评了奖。这是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井塘歌舞，翻飞的彩绸像彩虹一般飘挂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后的天空！
井塘歌舞，那苏区中央分局机关的绝唱，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