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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张佐臣献出了短暂的生命，汪寿华也只走过27年的人生。
汪寿华，浙江诸暨人，原名何纪元，后改名何今亮，何松林。
汪寿华既是梁柏台的同乡、同学和同志，又是周月林的上级，甚至还是一位名义上的“丈夫”。
平头上棘立的头发显示着独立和刚毅，浓眉下一双眼睛充满着无所畏惧，四方脸盘洋溢着坚强与自信。一师风潮的洗礼，汪寿华显露出非凡的组织才华；渔阳里学习的日子，汪寿华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远东工作的时光，汪寿华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华工领袖。
年纪虽比柏台小了两岁，进浙一师却比柏台早了一年。浙一师时的汪寿华（时名何今亮）与梁柏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起策划的“一师风潮”，被誉为“南方的一线光明”；渔阳里的学习时光，使他俩找到了人生的坐标；数年的苏联华工工作，共同创立了我党在“远东的工作基础”。
远东工作的日子里，工作之余，梁柏台与汪寿华无话不谈，谈理想、谈信念、谈家庭、谈婚姻，畅叙着革命友情，憧憬着美好前景。
“柏台，我一回国就结婚，她已经等了我好几年。”一次，汪寿华向梁柏台说出心中的秘密。
“好呀，有情之人成眷属，幽兰空谷终吐芳。”梁柏台打趣地说，因为汪寿华的未婚妻名叫赵兰花。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许。’嫂夫人至今未产，想必急煞老祖宗了吧。”汪寿华也将梁柏台一军，他知道梁柏台妻子叫陈莲珠。
于是两个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沉浸在悠长而甜蜜的回忆之中。
由于工作需要，汪寿华先行回国。送战友，踏征程。告别的时刻，汪寿华和梁柏台紧紧地拥抱，依依地惜别，双方约定相逢在国内革命斗争那火红的季节。
汪寿华告别梁柏台回国后，回到老家与赵兰花结婚，婚后两天就赴上海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就留在上海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地委委员、农工部委员。“五卅”运动爆发后，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积极协助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不久，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罗章龙回忆说：汪寿华是一位极其能干、善谋能断、勇敢向前的优秀干部，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之中（黄平、黄瑛：《血洒上海滩》，2007年9月1日《绍兴日报》）。
命运总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安排，汪寿华在苏联与梁柏台结下了更深的同志情谊，回国后竟会跟日后成为梁柏台夫人的周月林假扮成“夫妻”。周月林１９２６年９月调上海总工会工作，直接受汪寿华（时名何松林）的领导，具体负责管理秘密文件和枪支。为了便于工作，党组织决定租下法租界一幢二楼的房子，南面卧室住人，北面暗室用来藏匿文件和武器，楼下商铺正好用来掩护。
由于房东不肯将房子出租给单身男女，周月林和汪寿华便以“夫妻”的名义租了下来。出租后房东总不见周月林“丈夫”的踪影，周月林谎称“丈夫”是海员，常常一年半载才能回来。周月林根据汪寿华的指示，总以去“看婆婆”、“会朋友”为名，将武器和文件送出去。有时和汪寿华一起出动，更多的是单独行动。周月林大胆机智，一次次地应付了“抄靶子”（检查行人）的警察，在行驶的有轨电车跳上跳下，甩掉“尾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天，汪寿华来看周月林，轻声耳语了几句，周月林便从里间拎出一只藤箱，箱里放着数把用布包裹的短枪。汪寿华提起箱子就往外走，周月林关门落锁后跟了出来。房东一见难得回来马上又走的汪寿华好生奇怪，汪寿华急中生智解释是先要“回去看看妈”，房东直夸汪寿华孝顺。出得门来汪寿华叫来两辆三轮车，把藤箱放在周月林坐的三轮车上，他自己则坐上另一辆先走了。不想走在后面的周月林，看见前面几个英国巡捕在检查行人，连忙让车夫停下。她提着藤箱拐进一家店铺，看见老板娘连忙解释，说自己内急希望提供方便。周月林在里屋关注着窗外英国巡捕的动静，等到英国巡捕走后又乘上三轮车来到四川路，下车后再转了两三个胡同，确认没有尾巴后才来到了总工会的秘密会址。等急了的汪寿华看见周月林平安到来，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从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汪寿华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青洪帮头目等广泛接触。当时黄金荣集团与汪寿华之间的接触相当频繁，在1927年2月28日至3月8日的9天内，仅杜月笙和汪寿华之间的会晤便有8次。
为什么黄金荣集团会与汪寿华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第一，黄金荣集团必须考虑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能确保利润丰厚的鸦片买卖系统的安全。第二，工人武装起义的矛头是对准北洋军阀，而黄金荣集团也参与了国民党的反军阀活动。第三，由于上海工人队伍力量的惊人增长，似乎预兆了革命即将成功的前景。黄金荣集团企图通过援助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纠察队而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第四，他们想通过这种关系来窥测共产党的意向和虚实，并麻痹工人纠察队。由此可见，黄金荣集团帮助中共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政治投机（智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上海帮会与共产党》，原载《百年潮》）。
汪寿华当然知道，只有工人阶级广泛参与，革命起义才有胜利的希望，为此他做了大量发动工人的准备工作。１９２７年２月底，上海总工会会员达到289万人。他组织工人纠察队，并请来军事教官进行武装训练，大大提高了工人纠察队的军事素质和指挥员们的指挥水平。
192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决定举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了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汪寿华等组织的“特别委员会”，全面领导和指挥起义。3月21日中午12时，汪寿华在狄思威路麦加里(今溧阳路965弄21号)上海总工会秘密办公处下达总罢工命令。1小时后，罢工立即转入武装起义，上海7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同时向敌人发动攻击。汪寿华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夜以继日地指挥战斗，赢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随后，汪寿华当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并在全市工人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上海工人运动取得了更加迅速的发展，至3月底，加入总工会的工会达到502个，会员发展到82万人。
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兵权在握的蒋介石，在北伐军于1927年3月占领上海后，就指使亲信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欲夺上海大权。蒋介石背地里与大流氓相勾结，利用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进行破坏活动，然后诿罪于工人纠察队。面对种种诬蔑和挑衅，汪寿华领导上海总工会坚决回击，戳穿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和借口。27日，汪寿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面见蒋介石。在第二天的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汪寿华汇报了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昨见老蒋，先加慰劳，他并无赞扬上海工人。”“蒋介石提出外交方面要工会方面听军事当局指挥，我没有答复”（《甘洒热血写春秋》，据《浙江日报》）。
蒋介石一面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文告，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另一面又给工人纠察队送去他亲自题写共同奋斗的锦旗，麻痹工人的警惕性。
4月3日，汪寿华以上海总工会的名义，在上海各报刊登紧急启事，提醒工人和市民警惕流氓的阴谋，并通知全体工人和纠察队员要严守纪律，免为敌人寻衅提供口实；4月4日，他又召开上海总工会第二次执委会，做出“如发生解除工人武装的事情，则决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的决议；4月5日，汪寿华发表敬告上海市民书，揭露反动派造谣中伤、挑拨捣乱的阴谋，希望市民协助制止；4月7日，汪寿华又召开工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指出，倘有破坏或不利于纠察队的行动，全市工人决以全力制止；同日，他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还在上海各报刊登启事和发出告工友书，声明对收回租界和维持治安两个问题将和各界一致行动，决不会单独行动，揭穿反动派对纠察队所捏造的谣言。
蒋介石的一系列反革命政策，使上海一时间乌云压城，吓得革命队伍中一些胆小鬼战战兢兢。上海总工会财务室的一名诸暨老乡，一天好心地劝说汪寿华，“今亮（汪寿华又名何今亮），现在形势这样紧张，我们发点财算啦！”
汪寿华听后，厉声问道：“你讲什么？”
此人说：“我们拎几箱银洋走掉算啦。”
汪寿华愤怒地说：“你这样是来革命的吗？你把箱子留下，马上给我滚！”此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杨飞、王成会：《汪寿华：牺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身为委员长的汪寿华，虽然有大把的活动经费，但律己甚严，生活俭朴，所住是一个阁楼，寒冬仅薄被一条而已。
蒋介石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与大流氓杜月笙密谋除掉汪寿华。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邀汪寿华晚上赴宴，汪寿华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有人劝他不要去，说杜月笙这伙流氓反复无常，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也有人认为可以去，去了可以摸清敌人的底细，但要注意安全。汪寿华泰然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不去反叫人耻笑，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为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由李泊之陪同前往。但就在两人即将到达杜宅时，汪寿华要李泊之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月笙住处附近等他，如果两小时他还不出来，即有意外，要李立即报告组织。
当晚８点还差２分时，汪寿华大踏步进入杜宅铁门，霎时间杜宅门灯关闭。当他进入中门时，那里早已埋伏着杜宅的四大金刚，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当汪寿华一脚踏过门槛时，匿身在左的叶焯山，用尽全身之力，猛地向汪寿华左胸一撞。接着顾嘉棠应声闪出，一把抓牢汪寿华的胳臂，在前的芮庆荣猛伸出手，捂住汪寿华的口与鼻……他们把汪寿华的尸体装入早已预备好的麻袋里，装上汽车后，开到枫林桥郊外，趁四周无人，挖掘土坑。这时只听到麻袋里发出“嗯——”的一声，他们得知汪寿华没有死，芮庆荣冲了过去，举起了铁锨，顾嘉棠说，管他死活，快点把坑掘好，埋掉算了。他们把坑挖到齐腰深，把麻袋抛入坑内，把泥土埋平（黄平、黄瑛：《血洒上海滩》，2007年9月1日《绍兴日报》）。
第二天凌晨就爆发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第２６军周凤岐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解除了上海２７００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纠察队员仓促应变，死伤３００余人。驻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也纷纷出动，帮助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４月１３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１０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到宝山路周凤岐部请愿，提出发还工人纠察队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祸首、肃清流氓等要求。当请愿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武装袭击，１００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其后的两周内，超过5000人被枪杀或失踪。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被宣布为非法。从此，党的主要活动向农村转移。
汪寿华牺牲时才27岁。上海工人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悲痛万分。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广大的革命群众看不见他们领袖的遗体，然而他们的领袖之英勇成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淹没（黄平、黄瑛：《血洒上海滩》，2007年9月1日《绍兴日报》）。
1927年5月1日，中共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80万上海工人誓为汪寿华等死难烈士报仇。”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随即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三大起义，开始了武装反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