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从1921年到1931年，梁柏台在苏联整整工作生活了十个年头。
但梁柏台时刻关注着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中国革命更加波澜壮阔。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梁柏台常常热血沸腾、激情难抑。多少个不眠之夜，把东方的星空遥望；多少次睡里梦里，已跨上骏马驰骋战场。
他多次写信给旅莫斯科地方委员会书记袁庆云和蔡和森，请求回国。1931年3月，梁柏台专程赴莫斯科向第三国际东方部请求回国。这时中国正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准备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急需搞过政府工作、特别是做过司法工作的人才。梁柏台担任过伯力省法庭审判员，专门学习过法律。因此，梁柏台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
东方部的同志问梁柏台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我自己没什么，只是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梁柏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带走你的妻子，但必须留下孩子，由我们送进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同志当场答复。
赴苏已经五年的周月林也早想回国，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她听到可以回国的消息自然非常高兴，但要留下两个孩子内心万分不舍。她亲自跑到东方部请求，能否带走孩子，两个不行，带一个也行。
“你是回国参加革命的，又不是去住家带孩子。”东方部同志严肃地回答（周月林：《回忆梁柏台》。摘自陈刚《走近周月林》）。
苏联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建成于1929年8月1日。这一天，是世界各国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纪念日，被称为“国际红日”，因而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也被称为国际红日儿童院或国际八一儿童院。
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地处莫斯科远郊，原是沙皇时代的地主庄园，环境非常优美。它的周围是大片的树林和集体农庄，院前有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儿童院建成后，分设“托儿”、“幼儿”、“小学”三个班。该院开院后，收留了来自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日本、美国、中国等国的六七十个孩子。当时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张琴秋与沈泽民的女儿张玛娅、李汉辅与沈志远的儿子沈林如，还有黄平之子黄健，赵世炎之子赵令超、赵施格，苏兆征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女儿蔡妮、儿子蔡博，林伯渠的女儿林林等。另外还有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日本、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后代，如铁托的儿子扎尔戈、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鲁丽的女儿玛雅等，都在这个国际儿童院度过自己的童年。
骨肉分离的时刻就在眼前，梁柏台紧紧地紧紧地拥抱着怀中儿女，喃喃而语：亲爱的伊斯克拉，亲爱的伟列，从此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周月林更是搂住儿女久久地久久地不肯放开，泪水扑簌簌地掉在伊斯克拉和伟列红彤彤的脸蛋上。伊斯克拉瞪着疑惑的大眼睛，伟列还是那幅天真可爱的模样，浑然不知什么事情的发生。周月林一步三回头地向孩子挥手再挥手，只有三四岁的儿女还是像以往那样，快乐地向父母挥手再见。梁柏台将周月林拉上车，当关上车门的一刹那，周月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一边哭泣，一边从车窗中探出头来，向自己的儿女拼命摇着手，直到听不见儿女们的呼唤，看不见儿女们的身影。路上周月林还被离情别绪缠绕，眼泪不时地涌出来。梁柏台拉着周月林的手安慰道：“你不用太难过了，应该把孩子交给革命。我们现在回国去干革命，将来他们长大了回国搞建设，这样不是很好吗？”梁柏台的话让周月林想象着孩子长大后回参加祖国建设的美好情景，心中升腾起一种幸福和温暖，脸上露出一丝甜蜜的笑意。
站在广场火车站，梁柏台和周月林望着远处的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心里默默念叨，等到革命成功的一天，我们定会回来，拜访尊敬的老师，迎接长大的儿女。列车驶过滔滔的伏尔加河，驶过巍巍的乌拉尔山，进入亚洲大陆，但是周月林却把思念留在了莫斯科，留在了两个儿女的身上。
旅途漫漫，周月林不时取出照片来看看。一张是周月林与伟列的合照：自己剪着短发、穿着对襟衣衫、脚着方口布鞋，微笑着坐在一个台阶上，左手揽着身穿白色短袖连衣裤、脚蹬一双白凉鞋的小伟列。母子俩神态安详、亲情宛然。另一张是伊斯克拉和伟列的照片，姐弟俩都身穿风衣相拥而立，伊斯克拉多了一份坚定与自信，小伟列则显得有点茫然和拘谨。再一张就是伊丝克拉的单人照，短发上有个展翅欲飞的蝴蝶结，两手拿着洋娃娃和玩具，一幅稚气可掬的模样。看着看着，周月林的眼泪滴落在孩子的照片上。“孩子是母亲心头的肉呀，留下孩子岂不是要了母亲的命。”
可是谁能想到，伊斯克拉和伟列从此再也没有与父母见面，成了遗失在俄罗斯的两颗“红樱桃”（《红樱桃》是一部反映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学生生活的电影名）。
在苏俄生活了十年的梁柏台和周月林夫妇，生活已很安逸，收入相当稳定，家里雇上了保姆，客堂上有漂亮的沙发，房间里是舒适的席梦思。一旦祖国召唤，一旦革命需要，即使关山迢递，山高路险，也心甘情愿。
梁柏台和周月林两人先在伯力下车，然后到达海参崴，处理完了两地的家事，最后从海参崴坐火车到赤塔，找到一同回国的莫斯科华侨主任。1931年6月的一天，梁柏台、周月林和那位华桥主任，踏上了朝思暮想的归途。因为多年做华工工作，不能公开用护照乘坐火车，而只能偷入国境。梁柏台三人都化了装，周月林一时办不到中国服装，急中生智把莫斯科出发时李汉辅送她的灰色旗袍换上，剪成短发的头上戴了一顶苏式女帽，脚穿一双半高跟的皮鞋。梁柏台和那位华侨主任穿上了由交通站临时搞到的煤矿矿工服装，脚穿布鞋，头上戴顶红顶子瓜皮帽（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共党史出版社）。由一个向导带路，一夜行军45公里，终于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周月林回忆道，踏在祖国的土地上，那一夜走得一点也不累。
梁柏台和周月林一次次躲过特务的盘问跟踪，终于顺利到达了目的地上海。梁柏台曾向党组织提出回家省亲的要求，组织没有同意，考虑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梁柏台还未到家就可能被捕。要求梁柏台随时做好赴中央苏区的准备。梁柏台服从组织的决定，在7月5日以妻子的名义（化名秀英）给母亲写了封信，汇了点钱。
母亲大人：
儿媳已移往上海，知母亲挂念，兹先奉闻。夫君曾托媳寄些钱给母亲，因此先由邮局汇给你陆拾元大洋，待几日设法寄给你。夫君曾告诉我，凡我寄给你的钱不要拿去还债，尽管自己用就是了，因为你已年老，应当好吃好用。至于债务一节，夫君自会来料理的。儿媳本应回家来省母一次，无奈有些私事未定，因此不克回家，以后有暇时自当回家一次。夫君和孙女儿、孙子都很好，请勿念！敬祝母亲健康（梁柏台：《1931年7月5日给母亲的信》）。
虽然化名儿媳秀英，但信是梁柏台亲笔写的，母亲等人应该会看得出来。“儿媳已移往上海”一句，说明梁柏台周月林已经回国，这实在比收到大洋还要高兴。梁柏台母亲接信后立即按“临时通信处”给周兴章（周月林弟弟）写了一封信，询问柏台夫妇及孙子、孙女的情况，还说梁小芬要去上海探望。7月31日周兴章写来回信，信中告知“你媳妇已不在上海”，“她两个小孩没有带来，在外国雇了一个人看两个小孩子，你的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们都在外面很好，请你不必挂念他们”，“小芬可以不必来沪，因为他们没有在上海”，“秀英买了一条毯子，她临走时候托我寄给你的，今天我已寄，请你查收为要！”
事实上，梁柏台寄出家书不久，就接到前往中央苏区的通知。在交通员的陪同下，梁柏台乘船到广东汕头，再乘火车到潮安，转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了大浦县清溪上岸。交通员带着梁柏台走进一家杂货铺，接上关系后，再由两名武装交通护送，连夜上路，走过羊肠小道，淌过条条溪河，翻过座座高山，越过粤闽边界，终于到达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上杭县白砂。
这时的赣南闽西，已经“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正忙”（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这里的革命风景，已经“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毛泽东：《如梦令·元旦》（1930年11月））。赣南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第一次反围剿，“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
第二次反围剿，“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6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梁柏台到达闽西时，正当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红一方面军从闽西千里回师赣南，实施战略退却。闽西根据地和赣南根据地未连成一片，中共苏区中央局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也时分时合，梁柏台滞留上杭白砂时，担任新成立的闽西政治保卫处副处长。
1931年8月，周月林也到了上杭白砂，她由上海坐船经汕头到香港，再由香港返回汕头，之后所走的路与梁柏台所走的一样。这样“如遇上盘查，就说是从南洋回来，因为福建的南洋人很多。有船票可以对付检查”，周月林被分配在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做政治工作（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央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