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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红工作不仅是内务部的中心工作，也是妇女部的头等大事，周月林梁柏台这对夫妻部长可谓“夫唱妇随”。
1933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令。同年5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的冲锋月”。周月林响应号召，组织开展慰问活动、优待家属活动、政治动员活动、红军归队活动等，把整个妇女工作与扩红工作“密切联系配合着进行”，提出“红五月扩大红军的光荣，就是劳动妇女的光荣”，号召广大妇女“打破一切狭窄的个人的家庭关系”，送郎送子当红军，宣传“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当兵就要当红军”。兴国县坝南乡妇女赤卫队中队长李美群，1933年5月刚结婚就送丈夫、小叔和胞弟参加红军，由此推动了当地送子、送郎参加红军的热潮。
1934年1月，周月林又来到兴国县参加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一个月就完成了两个月计划。她组织广大妇女给红军家属砍柴、挑水、种菜，慰劳每个新战士一条毛巾，每人几双布套鞋和草鞋，并组织护送队、口号队、唱歌队，送往迎来着参军的人们。在一次欢送会上，周月林朗诵着《欢送红色战士去前方》，给出征战士以鼓舞，给红军家属以光荣。
开展扩红的同时，还开展了归队工作。1933年冬的一天，周月林带领一批妇女干部向毛泽东汇报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毛泽东问起红军里有没有开小差回来的战士？
一位妇女干部回答说：“都是经过动员后自愿参加红军的，开小差的很少。有的人不放心偷偷回家来看看，但老婆就责骂他们，甚至不准老公进门。”
一个妇女接着说：“如果有人偷偷溜回来，宣传队就让儿童们唱山歌：‘开小差的士兵，无缘无故回家庭，原来是工农，自动自愿去革命。不应怕牺牲，要做勇敢人。逃跑最可耻，快快归队当红军’。他们走到那里，儿童团就唱到那里，这些人就只好早早地返回红军队伍中。”
毛泽东放声笑了，连连夸奖是个好办法。
周月林向毛泽东汇报了瑞金下肖区两个妇女的动人事迹：一位妇女叫杨长秀，老公参军后忘不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偷偷回来后不肯走。杨长秀公开表态，限老公三天内归队，如不归队就离婚，第二天她老公果然归了队。另一位叫钟发陀，老公溜回来后赖着不肯走，她劝了两次反被打了两次，乡苏维埃准备召开会议进行批评教育。钟发陀表示，如果老公认识错误归了队，乡苏就不要处罚了；倘若老公仍然不归队，就按破坏《婚姻条例》进行处理。结果她老公不但自己归队，还带上了另外两个人。
毛泽东连声称赞，“是个模范，应该表扬。”后来周月林写了《瑞金下肖区的两个模范妇女》的通讯，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
“扩大红军的女英雄”到处涌现，妻送郎、母送子上前线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
苏区妇女还积极参加洗衣队、担架队、慰劳队等支前组织，直接上前线支援红军。做军鞋送红军，更是苏区妇女的拿手好戏。“千针万线一颗心，双双军鞋送红军，脚穿军鞋上前线，彻底消灭反动军。”1933年11月，中央妇女部号召苏区妇女在第二次全苏大会前做30万双草鞋送红军。广大妇女热烈响应，仅兴国一县就完成3万双。为了筹集经费支援红军，妇女省吃俭用踊跃购买公债，不少妇女还把到期的公债券，借谷票退还给政府。许多妇女把自己的陪嫁首饰卖掉，甚至将自己的秀发剪下卖掉，换取现金交给红军。瑞金县委妇女部1934年7月统计，全县妇女为支援红军而卖掉的银器多达22万两。
男儿参军上前线，农村缺少壮劳力,严重影响了苏区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如何发动广大妇女，掌握劳动技能，学习先进技术，生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广大红军，就成为妇女工作的重中之重。
1933年2月，苏区中央政府发出开展春耕生产竞赛的号召。当周月林向毛泽东汇报组织妇女参加春耕生产和开展学习犁田活动的想法时，赢得了毛泽东的交口称赞。因为犁田是保证春耕生产的关键，如果广大妇女掌握了犁田这个本领，春耕生产就一定会打个漂亮仗！但当时苏区还是迷信盛行，什么“妇娘学犁，母鸡学啼，触犯天神，会遭雷劈”等等，严重阻碍着苏区的农业生产。
毛泽东关心地问周月林怎么个开展法时，周月林胸有成竹地回答，明天就约两位女同志去学犁田，先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看。
旁边的贺子珍忍不住大声表示，明天也算她一个。
毛泽东也高兴地表示，明天他也去看犁田！
第二天一大早，轻纱般的薄雾飘荡在村头林梢，明镜似的水田倒映着残月晨星。正当周月林和贺子珍扛着犁、牵着牛向村边的水田走去，这时大步赶上来的毛泽东，一边接过周月林肩头的犁，一边招呼说：“来来来，你们先到河边的沙地上去练练，待犁把稳了再下田。”
江西民歌：送郎当红军周月林、贺子珍看到毛泽东真的来了，非常高兴。于是随着他来到了河边的沙地上。毛泽东熟练地驾好犁，右手紧握犁把，左手一抖牛绳，轻轻一声吆喝，随着牛的缓缓前行，牛后的犁铧就泛起了一股股金黄的沙浪。毛泽东把得又快又稳，地犁得又匀又直。他边犁边讲解，犁了几圈以后，毛泽东又手把手教他俩犁田……
毛泽东教周月林、贺子珍犁田的消息传开后，很快在中央苏区掀起一股妇女学犁田的热潮。江西省委妇女部长蔡畅，带头拜老农为师学犁田和耙田，学会操作后把各乡妇女代表集中起来分批轮训。各妇女代表回到乡村后采取同样办法对妇女们进行培训。江西全省迅速掀起了妇女耕田新高潮，仅瑞金县就组织起260个女子生产小组，2万多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其中8000名妇女学会了犁田，该县武阳区几乎全部妇女参加生产，８０%妇女学会了犁田。兴国组织了２３３个妇女耕田大队，１５２８个耕田小队，７２个犁牛合作社，１２０６个劳动互助组。广大妇女已成为中央苏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苏区当年的谷子收入就比上一年增加了一成半。
运动开展取得明显成效后，毛泽东问周月林等妇女干部，妇女学犁田，村里老年人还说怪话吗？周月林说：“妇女学犁，一些老人叽叽咕咕。秋收粮食增产了，他们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大概吃到肚里，就不好说出口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上述情节参阅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
对面桐子开白花，
苏区妇女学犁耙。
手扶犁耙翻翻转，
积极劳动好当家。
树上喜鹊叫喳喳，
红军家属扶犁耙。
自己动手样样有，
支援红军打天下。（曾祖标：《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初探》。）
中央苏区的田野上，到处飘飞着妇女们欢快的歌声。
刘伯坚夫人王叔振，根据周月林和贺子珍带头学犁田，带动中央各机关的女干部和苏区的妇女，打破旧传统争先恐后学犁田的事迹，写成一篇通讯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
中央苏区的广大妇女，用她们柔弱的双肩担负起了经济建设的重任，成为中华苏维埃生产建设的主力军。
“1933年，长汀县种棉花500亩，1934年长汀县种胡豆、雪豆2000余担，均获好收成。”（《长汀县志》第517页）
“1934年，各县响应中央号召，积极交公粮、公债粮。长汀县交10万余元（原粮折价，以下同），兆征县交11万余元，汀东县交5万余元，超额完成任务。长汀县江坊乡被中央誉为‘完全取清公债谷子’的模范。”（《长汀县志》第517页）
在失去大量男劳力的情况下，苏区妇女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解除妇女走向社会的后顾之忧，中央苏区开始创办托儿所。1934年2月21日，梁柏台以代内务人民委员名义颁布《托儿所组织条例》，《条例》指出：“组织托儿所的目的是为着要改善家庭的生活，使托儿所来代替妇女可以尽可能的来参加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并且使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与照顾，在集体的生活中养成共产儿童的生活习惯。”规定每个托儿所至多不能超过20个，最少6个以上。并对托儿所主任、看护、房子和设施，以及入托时间、卫生和健康管理等分别作出具体规定和要求。
就在《条例》发布的同一个月，周月林在下州村试办了两个托儿所。一个是上屋子托儿所，收托20个，其中14个是红属的孩子。另一个是下屋子托儿所，收托23个，其中19个是红属的孩子。每个托儿所除主任外，有看护4人，都是在群众中有威信年纪大一点的妇女。周月林2月27日在《红色中华》上《下州村组织了托儿所》一文中写道：“下州村两个托儿所的房子，光线还好，里面的设备有孩子们的床，高约5寸，能爬的小孩子就在床上，自己可以上下。小的睡在箩里，会坐的坐在椅上。并且群众募集了许多玩具给小孩子们玩耍。”“我相信，在工农群众的热烈赞助下，托儿所不但会普遍地建立起来，而且会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这对于改善劳动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对于增加苏维埃区域的生产，以及对于革命战争的赞助都有极大的意义。”
中央苏区妇女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入党的妇女越来越多，妇女党员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其中兴国、胜利、乐安、永丰等妇女党员所占比例上升的幅度较大。
妇女干部也显著增加，江西省苏在《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计划书》中规定，在即将应调接受培训的“三百六十人中，应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的计划书》，《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05页。）并对各县应调人数作了具体规定。原来清一色由男子担任的司法裁判工作也有女子参与其中。1933年中央人民司法委员部开办训练班时就规定不分男女性别，“而且省裁判部特别规定，某些县派送劳动妇女来受训练。”（《劳动妇女开始做裁判工作》（1933年），《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11页。）同时，“江西省裁判部设置女指导员，江西第二劳动感化院设置女检察员，专门检查监狱。公略县的东固区有妇女充当看守员。此外，中央司法部还有在受训练快要毕业分配裁判工作的劳动妇女。”（《劳动妇女开始做裁判工作》（1933年），《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11页）
1934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到周月林，笑呵呵地对她说，他和张闻天研究后，想把她的工作动一下。
周月林连忙问主席，怎么个动法？
原来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国家医院，想让周月林去当院长。
周月林感到有点意外，觉得自己不懂医，怕干不好。
“医务方面已决定派傅连暲去负责，你主要是去加强政治领导。现在医院的医生，我们自己培养的很少，多数是俘虏过来的。要教育团结他们站到革命这一边来，让他们真正为革命服务、为红军服务、为工农服务。”（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
医务人员匮乏问题是中央苏区一个异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苏维埃革命的逐渐深入和波浪式发展，这一问题给革命带来的困局愈发凸显。根据医务人员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实，党和苏维埃政府很早就重视敌军医务人员的争取。
在中央苏区，敌医务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解放过来的战场上的俘虏；另一类是弃暗投明、主动投诚的医生。这两类人进入中央苏区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是战场上的俘虏，是在战场失败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并未对国共两党作出甄别，参加红军情不得已。后者是主动投诚，对共产党领导革命有觉醒和向往。医务人员的政治立场直接关乎官兵尤其是伤病员的性命，而敌军医务人员长期受国民党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心存芥蒂。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和中央苏区领导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强调“要注意，要重视政治教育，培养红色医生”。
“好的，我去！”周月林一下子感觉到肩上的千斤重担，爽快而坚决地点头答应。
1934年5月3日，《红色中华》报道，国家医院成立，为中共中央及苏维埃与群众团体（军事机关除外）的诊疗机关。（陈立明等主编《江西苏区纪事》第374页）
周月林牢记毛泽东的话语，根据党的政策，对俘虏过来的医生思想上宣传教育，生活上优待照顾。在当时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放的伙食费比伤病员还多，还让伙房每餐给他们另炒一个小菜。伤病员的生活除米以外，每人每天是一角菜金。而周月林等医务人员的生活费，每天是五分菜金。有段时间每人每天才半斤大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月林他们还要尽量节省一点米给伤病员，节省一点伙食尾子交党费、团费。周月林等医务人员的表率，深深打动了被俘医生的心。
搞过妇女工作的周月林，逢年过节就发动妇女慰问伤病员，送肉送蛋送蔬菜，送进了医院的伙房，饭菜的芳香弥漫在医院，也温暖着伤病员的心。痊愈出院的战士，如果有两条裤子，就要送一条给医务工作人员。因为医务人员不能接受伤病员的任何东西，所以双方常常争执不下，周月林就出面反复解释。
医院一边为红军和群众治病疗伤，一边提高红军和被俘医生的思想觉悟。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党根据形势变化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苏区当前的斗争形势。对住院疗伤的共产党员定期开展党员教育，党支部和党小组严格执行学习制度和会议制度，规定支部委员会每七天一次，小组会每五天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每半个月召开一次。主要学习和讨论党的政治主张、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活动一般以班或排为单位组织进行。
红军伤病员中，大多数是文盲，在前线战场上，这些红军战士根本没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和时间。因此，他们都有一种学习文化的渴望，希望在医院利用治病疗伤的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周月林组织干部和医生，开展文化教育活动。这种文化教育是以识字写字为主，文盲伤员都特别踊跃地参加学习认字，当时条件不允许，没有纸和笔，伤病员就把地作纸，树枝当笔，席地而坐，认真练习。在医院的帮助下，有的伤员到出院时，已能够简单地书写家信了。
周月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很快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周月林工作很出色，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周月林干得不错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