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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杭求学，时遇风雷激荡的五四前夜；求学地点，又是被誉为“南方五四运动”的浙一师。可以这样说，杭州的经历，一师的学习，是梁柏台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的一师已经有梁柏台等人组织成立的书刊贩卖部了，学生们看的都是《新青年》、《新潮》一类的报刊，“四大金刚”们在课堂上已经开始教学生用白话文写作。至于学生自治会，竟然把食堂都管理起来了，学生的伙食费不是交给总务科而是交给自治会。可见当时的一师，真的是按照经校长与时俱进的思想在办学。经校长还有一句名言，叫自有家酿，不食沽酒。大意是我一师的家酿，即种种改革，实在是与世界潮流同步的（《一师风潮：一部大片的提纲》）。
梁柏台对自己要求极严，学习自我加压多多益善。1918年9月20日上午有两节国文课，梁柏台以为是作文，后来方知是说文，原来一师作文两星期才一次。梁柏台在日记中写道：“夫一月四星期，即一月两作也。一年而十二月，读书时间不及十月，一年之间所作之文，其有几希哉？古人所谓‘三多’（多读、多看、多作），斯言何谓乎？为此非特不能有进，将退步之不暇矣。此种方法余甚不欢迎。”梁柏台认为“师范为专造教育人才”，“国文吾国之国粹也，个人之所不能少也，国文不佳，为教员时将何以教小学之学生哉。而己国之国粹不精，虽各科学甚善，将教小学学生，亦专教以科学而不教国文。如此相传数代后，将国粹尽丧矣。国粹丧国亦遂之而亡矣，如此情形其害岂可胜言哉。”由此他警告：“当西人灭人之国，先灭其文字。朝鲜之亡，印度、缅甸之灭，亦皆先灭其文字，复辙当在，其不可鉴乎”（梁柏台：《浙江一师日记五则·八月十六日星期五》，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但是梁柏台又为自己的学校自豪，他不止一次地对进步的老师和民主的管理发出赞叹，“现在各报纸上的谕[舆]论，说敝校是全国中等学校排起来，要算是第一个位子。我们的校长，比作北京大学的蔡孑民，陈望道比作陈独秀，袁易比作胡适之，《校友十日刊》比作北大的《新青年》”(梁柏台：《信札·1919年11月9日给袁修昌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学生方面，无论什么东西，不受教员的干涉，也不受教员的指导，劳动社、书报贩卖社……以及自治会的组织，都是学生的自动。就是今年所开的运动会经过的情形，错[差]不多与学校无干，统出于学生的自动”（梁柏台：《信札·1919年11月11日给何宝运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主要战场在欧洲，但作为协约国的中国也属战胜国之一。教育部通知11月14日至16日放假三天以示庆贺，后北京政府通知11月28日至30日再放三天，而杭城提前于11月25日至27日举行庆典。梁柏台1918年12月给父母的信中描绘了杭州11月26日的庆典盛况：“提灯大会，学生数以万计。加之农工商界，街道拥挤难行，以旗下营则一望无际，唯有灯光诚盛事也。”但梁柏台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外人如此庆祝，而内讧未平，实可叹息也”(梁柏台：《信札·1918年12月给父母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他在给表弟丁宗华的信中更表达了自己的卓识远见：“吾中国冒协约之虚名，亦费浩大之黄金庆祝和平。试思内讧未灭，而徒庆人之和平，岂非可耻乎哉！今德国虽败亦不失为荣，协约虽胜，未免不考今日之条约为永远和平计”（梁柏台：《信札·1918年11月22日给丁宗华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日历翻到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２７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５月４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以及工业、农业、医学、政法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３０００余名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取消２１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并火烧签订２１条时的外交次长、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赵家楼。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5月6日，北京大学的通电传到杭州。当晚，杭州之江大学学生，聚集在总讲堂举行紧急集会，与会学生纷纷发表演说，痛陈亡国在即，强烈要求严惩北京政府中的卖国官员，力主收回山东主权，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决定：通电北京政府和京校学生，声援爱国行动；联络在杭各校采取一致行动。7日，之江大学致电北京各校，表示愿为北京学生的后援。
五四狂潮席卷全国，也冲击着梁柏台。梁柏台虽然少有大志，胸怀天下，但来浙一师，当时的想法是毕业后回归故里教书育人娶妻生子，为教尽职为子尽孝为父尽力。届时，课堂上一袭长衫一杯清茶一支粉笔，假期里一顶笠帽一双草鞋一把农具，这样亦教亦农的日子风流潇洒舒心惬意。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当一个潇潇洒洒的教书匠和田舍郎。
但是新思潮的浸润，五四运动的洗礼，梁柏台开始舍弃“小我”，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爱国学生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终日“东奔西走，精神全注于国家，无暇及于功课”（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7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当然也有一些师生，错误地认为领土主权事关政府，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学习。梁柏台听后悲愤交加，觉得国家生死存亡还有人如此糊涂，他在１９１９年５月９日给老师的信中说：“夫学生在校不能干预国事，此是国家承平之秋。目今借款也，密约也，莫非少数军人及卖国贼之私见。小民不学，虽楚歌四逼，而尚不知祸之将至也。此时学生而不发扬其士气，为小民请命，则国家养士何为？此北京大学生之所以起也。”“不意卖国奴以亡国为义务，以日本人之得中国权利为尽忠，断送了吾中国之山东半岛，则和平返[反]不和平。若也，今日学生不起而争论，则中国亡矣。”他感叹，“嗟乎！吾侪何不幸之至，而生此危亡之中华民国。”他表示，“良心不死，俱愿效死战场。身可死山东半岛不可失，头可断而青岛不可去，励其心志，鼓其热血，得还我土地而后已”（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9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5月12日上午，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联合救国大会。
大会后接着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移动着的“浙江省中等以上学校救国联合会”的横幅下面，是群情激愤的青年学生。他们沿着主要街道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游行队伍齐声高呼“还我青岛”，巨大的声浪如山呼海啸般地冲击着省督军署和省长公署。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梁柏台，感受到巨大的鼓舞。
到5月13日，杭州各校4000余名学生再次聚集省立公众运动场，声讨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北京政府的卖国罪行，并游行至傍晚才结束。当晚，梁柏台思潮翻滚激情对抑，在写给好友袁月乔的信中说：“假使青岛一去，廿一条件实行，我中华之亡可立而待。志士仁人，莫不痛哭悲伤。身可死而青岛不可失，头可断而山东权利不可亡。苟不良善之结果，而学生队俱愿为国而死”（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4日给袁月乔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第二天，梁柏台又写信给父母，表达了愿赴国难为国捐躯的决心：“……大学校罢课，各省中学校学生联合，以示威运动抵制日货，拒绝日人，唤醒国魂，而为自强之计。假使青岛一失，中国之亡，悬诸眉睫。青岛我中国之门户，门户去，则人家尚能保乎？所以国民愿死于今日，而不愿死于亡国之后。”
梁柏台为祖国的命运痛心疾首，“日本兵舰已布满我全国，凡一举动受其之监督。未亡国而失其自由，至于亡国其痛苦尚堪设想。”他为人民的命运忧心如焚，“青岛为中国咽喉，青岛亡，山东亡，中国亡，二十一条件实行，待朝鲜、台湾之惨苦将以待我中华之人民矣，中华人民其能受此惨苦乎”（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7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他是讲演部的重要骨干，“每逢假日出外演讲”，陈述国耻历史，疾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希望“激励我睡梦、唤醒我国魂，得富强我中华”（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4日给袁月乔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梁柏台和同学们印刷传单，“分送人家去看，使中国的人民知时势的危急，亡国的惨痛。”他和宣中华、何今亮等组织学生军，每天操兵式操2小时，“预备为战士的后盾”。他后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中说，“生等计五四运动到了现在，天天愁国家的将亡，东奔西走，尽量去做救国运动；几个月以来，不能得着平心静气去求学问这是顶可伤心，顶可痛切的一桩事。”但是“国家既然是这样的现象，那怕弃生命去救国，也不敢稍为退让的”（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2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一次梁柏台、宣中华、俞光浩等学生上街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西湖边，遭到军警的拦截和驱赶，并把他们逼到西湖边，还把梁柏台、宣中华等一群学生推到西湖之中。被同学拉上岸来的梁柏台，顾不得赶回学校换衣，继续把游行坚持到底。
为了表达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烈抗议，当时杭州掀起了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运动，梁柏台参加了劝用国货联合会，每逢假日，走街串巷，到处演讲，“使人民知国货之益，舶来品之害”，“捣毁日本人之招牌，使人民不知日本货之名”。将查获的“所有日本货，尽取之在新市场、城站两处烧毁，以为国民之先导”（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7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知新同学袁月乔已经从商，他去信告诫：“毋贪目前之利而遗国家无穷之害，凡关于外货禁止批发，免得财源外漏。尤祈劝道国民而知用中国货之利，用外国货之弊。例如人买一钱，收四万万同胞已不胜数矣，如此而往岂非外人之钱日增，而我国之钱日少”（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4日给袁月乔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5月19日，杭城数万人在省公众运动场集会。会上梁柏台和宣中华、何今亮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工人到处搜查日货，并将其堆集在公众运动场焚毁。知新校友袁镜寰让梁柏台代买一双“橡皮底鞋”，梁柏台回信说：“此系日本货，各店家既停售，无从购买。学生有共守规约，凡购买日本货察出者，受相当之责罚。且仇人之物，非弟所忍购也。足下亦一分子，有共同抵制日本之责任。弟甚愿足下勿购仇人之物”（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7日给袁镜寰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这年11月，父亲来信说寄父托买暖水壶，梁柏台在同月23日的回信中称：“杭城暖水壶有两种，一种日本出产的，式样有好几种，价钱‘起码一元零一点’；另一种是德国产的，‘货是很好的，但是价钱贵得不得了，起码要三四元之谱’”。“日本货是大禁的，在我的地位是不能买的，而且良心所不忍心买的。”
民不聊生和国难当头之时，1919年５月２２日，浙江省议会常会不讨论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却提出“增加议员薪金”一倍。此举引起了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梁柏台、何今亮等学生赶到议会楼上旁听，听到加薪案就要通过时，气愤地将茶杯、痰盂等杂物扔了下去，几位同学一把拉断电话线，然后冲进会场齐声喊打，吓得议员躲进小房间里不敢出来。学生进不去，就派人买来冥钱，点上火从窗户上方的眼睛窗里扔了进去，并讥笑着大喊，“你们不是要钱吗？给你们钱吧！”学生们守住大门，对想回家的议员一个个盘问，表示反对加薪才能放行。当梁柏台、何今亮胜利返校时，学校老师站在钟楼上拍手欢迎。
第二天梁柏台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中，详细介绍了阻止加薪案的经过。然后说，“一班卖国贼惟图私利，不顾大局，章宗祥、陆宗舆为今日之有名卖国贼，生殖于吾浙江，（国贼）已群起而问罪，将无留于国。而吾浙江又出产一豚犬议员，提议加薪，商学各界愈益起愤怒，无异火上加油。所以有致书谨告者，有传单毁伤者，又加以各报界讥骂。而此一班之冷血动物，竟利令智昏，而不能有挽回之一日。”“于是不得已召集各校学生，欲致一班豚犬议员于章宗祥之地位，不幸而地址不熟悉，被逃者至数十人之多，被打者惟郑立山、张鸿逵、包焕庚、方型、吴嘉彦、方殿华、张骐、王爰斯几人而已，恨不能一扫而空之，为小民出一息之气也。”梁柏台气愤地说，“试问今何时乎？今何势乎？今非外交急迫之时乎？今非内讧扰攘之时乎？当此之时，不能振兴实业，提倡教育，以保治安于将来，而专以营私。谓中国之危亡一班国贼亦非过言也。”梁柏台得知家乡新昌也有一议员参与加薪决议尤为气愤，几次“欲寄书以谨告恨，住址未详，不能有言，两赴会议不见一面。”梁柏台斥责这位老乡议员名“是人民代表，不啻人民蝥贼，寡廉鲜耻，贪利忘义，至于斯极。”要求今后“乌用此议员”（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3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五四爱国运动恰似钱江浪潮，一浪高过一浪，5月28日，杭州学生联合会决议29日开始罢课，并致函全省中等以上学校一致行动。省长齐耀珊闻讯立即训令各校“一律放假”，扬言“如有学生抵抗放假情事，当处死刑”。警察厅奉令分赴各校，迫令学生离校，并通知各旅店不得容留学生。学生联合会将当局镇压学生罢课丑行通告全国外，重申罢课活动如期举行。
学生罢课引来了工人的罢工，6月9日杭州举行罢工、罢市的联合行动，“三罢”风潮席卷全省。6月10日，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终于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准予解除曹、章、陆3人的职务，以免激成“民变”。电文刚刚发出，北京政府被迫“准免”曹、章、陆命令已到杭州。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日子，1919年7月1日的晨报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协约国方面首先签字为法国，其次为美、英、日等国，依次到吾国代表签字时，吾国代表突然声明拒绝签字，和会各国因为之惊异。”五四运动“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