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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央苏区，曾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兴国山歌：
（哎呀来）苏区干部是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
（哎呀来）苏区干部是好作风，真心实意为群众。
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意重。
（哎呀来）苏区干部是好作风，毛委员亲手培养成，
领导群众闹革命，艰苦奋斗人称颂。
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郑重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观点。毛泽东言行一致，一有时间，就不辞辛苦地在群众中做调查，了解群众状况，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那时，毛泽东觉得自己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完全了解，对于城市商业状况也是门外汉，因此决定利用红四军在寻乌周围各县分兵做群众工作的间隙，选择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作一次调研。调查工作前后共花了10多天时间，毛泽东恭恭敬敬地向参加调查座谈会的破产了的商会会长、穷秀才、失业小官吏和县、区、乡三级苏维埃干部请教。半年后，毛泽东整理调查笔记，写出了长达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报告。毛泽东对这次调查十分满意，后来他高兴地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关系，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
除了寻乌调查，还有兴国土地法、兴国调查、吉水东塘等处调查、吉水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调查、分青和出租问题在吉安的调查、江西土地斗争错误问题在吉安的调查、在永新等处对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调查、兴国长冈乡调查、上杭才溪乡调查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作的调查目前保存下来的就有11个，这些内容翔实、准确的报告既为根据地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苏区广大干部深入调查作出了示范。
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从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尤其是红军中各级政治机关，更是把调查根据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当作自己一项重要任务，主动自觉地去完成。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以及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等一大批同志，都像毛泽东那样，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由于调查工作的深入，党和政府不仅了解了群众的需求，也获得了开展工作的方法。土地分配、苏维埃建设、扩红等工作能顺利开展，调查研究的作用功不可没。调查的大范围开展，也密切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使“注重调查”成为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重要内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可喜的宣布：“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了”。
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问题。他要求：“对群众的从土地搭配、劳动互助到柴米油盐问题，从妇女生孩子到学生读书问题，从修桥补路到防病治病问题等，都应当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沙洲坝，沙洲坝，有女莫嫁沙洲坝，天旱无水洗手帕。”沙洲坝曾经干旱缺水，那里的人吃的是又脏又臭的塘水。也曾有人做过挖井解决饮用水的梦，可是一来穷，没人敢当这个头；二来又迷信，听风水先生说，沙洲坝的龙脉是条旱龙，如果打井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所以没人敢冒犯。1933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和警卫员一早就拿着锄头、铁锹在池塘边的一块草地上干开了，机关同志和老表听说毛主席在挖水井，全都赶来了。毛主席一边干活一边对乡亲们说：“我先找个有水源的地点，定个位置，破个土。我知道你们怕得罪旱龙爷，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没几天工夫，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挖好了。世世代代喝黄泥汤的乡亲们，手捧甘甜的泉水，眼里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心里记下了毛主席的恩情。
1933年7月以后，梁柏台将司法部和内务部搬到沙洲坝附近的松山下村杨氏祠堂，几十户人家世代吃着一口水塘，塘水越来越脏，干旱时村民得赶10几里外去担水。而离松山下村不远的最高法庭驻地东坑村，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我们在两村中间挖口井，这样村民就方便了。”梁柏台这一提议得到了何叔衡的赞同。他俩一起选好了井址，然后带领司法部、内务部和最高法院的干部一起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看到这个场景，两村村民也纷纷加入到挖井的队伍中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奋战，一口井水清澈甘甜、井栏殷红光洁的水井，终于呈现在村民眼前。从此，松山下村和东坑村的村民吃上了清洁甘甜的井水。
１９３３年春，内务部代部长梁柏台代表中央到瑞金指导春耕生产。他每到一处，插秧薅草挑粪样样都干，还教妇女插秧。每次下田干活，他总是把裤管卷得高高的。大家都说他不像领导、知识分子，倒像个农民。他听了高兴地说：“我也是种田人呀！”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走了，毛主席也走了。国民党反动派杀回瑞金，井是毛主席挖的，反动派白天把井填了，夜晚群众又把井挖开，三填三挖。恼羞成怒的反动派下令“谁挖井，就杀谁”，但乡亲们不屈不挠，每到晚上仍悄悄来到井边，陪伴红井，思念远征的亲人，盼望红军早点回来。
1983年10月3日，新昌县党史办的陈刚来到松山下访问，村中的老人还特意陪他来到那口水井边。“这就是梁部长帮我们挖的水井。尽管解放后六十年代初新挖了水井，但很多村民还是愿意到这里来担水，因为这口井水是甜的。”陈刚看到，井水还是那么清冽，喝一口是那样甘甜。村民杨荣林当年还小，但他对陈刚说，一次自己捧着饭碗，从家里边吃边逛了出来，恰巧碰上正端着饭碗的梁部长。梁柏台微笑着，招呼着，将自己碗里仅有的几粒豆子，用筷子划到小荣林的碗中。
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这是一栋江南典型的两厅一井民房，建于1924年，房主谢深兰居住之初，家中经常出事，便迷信此房风水不好，就闲置不用，搬迁它处居住，后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驻地。当时，在这楼上居住和办公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任弼时以及部分工作人员，楼下是群众住房，那时，这些领导人经常和群众促膝谈心，了解和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关系十分融洽。毛泽东发现一楼居住的谢大娘的房间很暗，即使在白天也得点煤油灯才能干活，就让贺子珍叫来当地的木匠，自己亲自设计，将屋面部分小青瓦换为玻璃瓦，再把楼板锯成天窗，光线通过玻璃瓦照在天窗中，进入了谢大娘的家，谢大娘白天做事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
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加上战争的频繁，苏区的给养经常出现困难。苏区干部带头节俭，反对浪费，真正形成了廉洁自律之风。当时在待遇上，领导和群众都是一样。食堂里吃什么，就都吃什么，从来不搞特殊化。群众和干部之间，只有职位上的高低之分，没有生活上的好差之别。
毛泽东不仅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长征路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一次，张闻天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任徐常山到瑞金县检查食盐采购情况。工作落实后，天色已经很晚，县总社主任周宗源已经准备了客饭，只见张闻天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草编饭袋，朝桌上一搁，笑着说：“老周，别忙乎了，我们都自带着干粮呢！”
周宗源一看，原来他们带着几颗红薯。“张主席，我们再穷，一顿便饭还是供得起的，再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客饭。”
张闻天坚决地摆摆手说：“别再说了！同志，眼下红军饿着肚子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千方百计节省，支援前线。”
周宗源只好无奈地说：“那我去把红薯热一下。”张闻天笑着同意了。（毛瑞明：《吃的故事》，中国瑞金网）
曾任兴国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妇女干事的危秀英回忆说：“那时，干部是不允许吃群众的饭的，都是自己带米带饭包，放到老百姓家去煮。也不吃老百姓的菜，自己带点包菜、霉豆腐。每人一双草鞋、一顶雨笠，艰苦得很。”这样，梁柏台和周月林每次到基层调研视察，总是随身携带着干粮袋的细节，就不难理解了。
1934年春，为了克服困难、节约经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和中央土地部副部长胡海等高级领导干部，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吃。在他们的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都自觉地回家背米背菜吃。苏区山歌中唱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那是实实在在的事。1935年初，刘启耀被敌人打散。他靠着乞讨，四下寻找组织。但谁都不知道，刘启耀腰间竟藏有党组织委托他保管的金银。两年后，他联络一批隐藏在地下的苏区干部，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这时，才将金银取出来用于革命活动。（刘衍志：《苏区精神永不朽》，原载《江西农大报》）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苏区代表周和生(有时写作周和森)在大会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的报告，介绍了中国苏维埃的七年发展历史和苏维埃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其中热情洋溢地说到：
苏维埃政府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希望的政府，同时苏维埃政府真正做到了中国人民所最希望的廉洁政府。它的每个工作人员，无论他担任任何工作，他的生活费不能超过工人农民劳动所得的生活费水平。政府一切收支完全是公开的，统一的，有预算决算的。财政的支配不允许个人操纵，贪污浪费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在江西、湖南、河南各个苏维埃区域，因为敌人的不断进攻，经济封锁，或是水灾而致粮食缺乏，经济困难等，因此许多政府的委员及工作人员完全不支任何报酬而纯粹尽义务。在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苏区，则有过一时期每天只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或减少食米分量，或只吃两顿稀饭，自己栽菜，这样节省出粮食借给前线战士。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曾经感动了千百万劳苦群众，而得到了他们的热烈拥护。并且对于人民日常发生的问题，无论事之大小，总是随时发生随时解决，不要人民一再催请，更不需人民费用分文。
苏区党领导开展的这些廉政建设运动，不仅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作风，而且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为廉洁的政府，为我党我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扩大了政治影响，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和拥护，使共产党和苏区政府从本质上区别于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