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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明确规定，行军打仗不许拖家带口，小孩一律送人！
又一次转移，又一次出发。难舍难分的是只有2岁的小沙洲。为了革命，自己已经把一对儿女寄养在国外！行军打仗当然不能拖家带口，现在既然留下坚持斗争，因此有人建议柏台夫妇俩暂时不要将沙洲送人。
梁柏台坚决地说，“党有决定，我们不能例外！”
他和周月林商量后，忍痛将沙洲送给了东坑村一位妇女干部。
母子分别前的那个晚上，周月林一次次看着熟睡中的沙洲，沙洲是那样甜蜜而安详，脸上小小的酒窝盛着浅浅的笑，胖乎乎的手脚在梦中不安稳地摆动。周月林轻轻地吻着孩子粉嫩的脸蛋，几滴晶莹的泪水掉在儿子的脸上，让小家伙微微地一惊。周月林的眼泪，和着窗外的绵绵秋雨，一直流到天明。
天亮了，那位妇女干部早早来接沙洲，看着眼睛红肿的周月林，看着沉默不语的梁柏台，周月林递过沙洲时的一刹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哭声。儿子好像预感到什么事情要发生，突然爆发出了痛彻心肺的哭喊。那位女干部抱过孩子，只说了一句，“周部长，梁部长，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沙洲培养成人！”说完很快消失在茫茫秋雨中。
随着哭声的远去，周月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嚎啕大哭起来。梁柏台一时找不到安慰的话语，只是喉头涌起一片咸潮，心头升起一阵酸楚。
梁柏台喃喃地安慰着周月林，“别哭别哭，我们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和人民。”
“当初为了革命，我把两个儿女留在了苏联。现在为了革命，又要把儿子留在苏区。我要革命，也要自己的子女……”周月林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呐喊。
陆定一的妻子，曾和梁柏台、周月林一起赶赴瑞金的唐义贞，就在母子即将分别的最后时刻，再一次敞开怀抱，把还未满月的儿子的小嘴，紧贴着自己的乳房。小嘴急切、贪婪地吮吸着母亲的乳汁，一双乌黑的眼睛看着母亲的脸庞。唐义贞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啪嗒、啪嗒地掉落在婴儿的唇边，泪水与乳汁交融在一起。仅仅一个月后，年仅25岁的唐义贞被捕，在种种酷刑面前坚贞不屈，那么惨烈地血染刑场。
长征前十几天，时任红军家属局局长的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那几天，范乐春的心情特别难受，很想把小孩托付给别人后随部队出发，可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托付对象。
邓子恢的妻子，担任中央财政部会计的黄秀香，刚刚分娩三天，急需分发库存的资金和物资让红军部队带走，任务紧急，刻不容缓，她把出生的儿子交给战友范乐春代为照管。随即匆匆赶往会昌县白鹅乡山区仓库，执行发放财物的任务。
范乐春义不容辞地接受战友的重托，拖着孱弱的身躯，把自己和黄秀香的孩子包裹结实，一个挂在胸前，一个背在身后。然后，挥泪告别即将远行的丈夫林伯渠，骑着马连夜从瑞金赶往百里外的会昌县，把两个用布包裹的男婴，托付给堂兄范美宏、郭发仔夫妇。范乐春告诉他们:“这里一个孩子姓林，刚出生14天，是我自己的儿子;另一个孩子姓邓，刚出生3天，也是红军的儿子。”当时，国民党军很快就要开进苏区，情况十分紧急。范乐春将两个孩子交给范美宏夫妇，恳请他们在兵荒马乱中救孩子一命，想办法将他们抚养成人。然后又匆匆骑上战马，追赶红军部队去了。（许人俊：《邓子恢林伯渠换子记》，《党史博览》2008年第6期）
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来，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1934年重阳节，贺子珍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桌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毛泽东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执掌着苏区财经大权的毛泽民更是忙碌，和钱希均匆匆来了又去。贺子珍开始坚持带着儿子走，最后也只好把小毛——毛岸红托付给留下来的毛泽覃和贺怡。等到毛泽东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贺子珍。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那夜，毛泽东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其中一张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孔东梅：《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翻开我家老影集》）
那柔肠百转却又坚毅决绝的身影，那泪流满面而又挥袖作别的转身。
那些被珍重托付的婴儿，那些留下的革命后人，随后的遭遇各异、命运不同：
小沙洲后来命运如何？主力红军一离开中央苏区，敌人就如虎狼般扑来，白色恐怖弥漫着整个苏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收养沙洲的农村妇女干部，丢下自己的家不管，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转移隐蔽，最终还是被“还乡团”发现，被国民党抓入监狱，孩子染病夭亡了。
黄秀香完成财物发放任务后，随即紧跟红军小分队向赣南转移突围。行进途中，突然遭到敌人伏击。她的腿脚被子弹打断，战友将她救起，用箩筐抬着她继续前进，欲冲出包围圈。然而，敌人的火力太猛，红军小分队寡不敌众。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纷纷倒下。伤残的黄秀香落入敌手，被抬到于都县城敌军指挥部拷问审讯。黄秀香受尽折磨，但顽强坚定，始终没有透露红军的去向和其他情况，最终被敌人杀害，时年24岁。可以肯定，黄秀香牺牲前最为挂念的，就是那个出生三天就分离的心肝宝贝。
瑞金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之后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革命胜利了，毛泽东思念失散了的孩子，组织上派人四处寻找。在这四个丢失的孩子中，惟一有希望活在人间的，便是毛泽东丢失在中央苏区的第三个孩子毛岸红。解放前夕，贺怡曾四处奔波寻找毛毛，不幸因车祸遇难，毛泽东就说不要找了，让他留在民间，因此，找寻毛岸红也就停止。
这些留在苏区的革命后代，多数未能与亲生父母重逢，托付就成了永诀。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重逢了父亲或母亲，演绎的是另一种悲欢。
唐义贞烈士把儿子托付给范家，范家按辈分把陆小定取名为范家定。1980年福建省组织和公安部门受陆定一委托，代为寻找与前妻唐义贞所生儿子的去向。当周月林为唐义贞在长汀县四都乡圭田村产下一子，提供了确凿的证明后，范家定终于得以与父亲陆定一相认。陆定一要求陆小定不忘养父母的深恩，于是百家姓上出现了“陆范”这最新的复姓：范家定身份证上就有了这样的姓名——陆范家定。
林伯渠和范乐春的儿子，邓子恢和黄秀香的儿子，后来命运又是如何？本来经济非常拮据的范美宏原有一个女儿，如今一下多出两张活口，无疑是雪上加霜。恰好这时，一位家住洛口镇的农家妇女到邻居王二嫂家走亲，听着两个孩子因无奶可吃而发出凄厉的哭声，正在哺乳期的她主动提出愿意帮助喂养一个，范美宏夫妇就将哭闹得最为厉害的一个——就是林伯渠的儿子，送给对方抚养。哪知过不久，这位农妇的丈夫突然病逝。农妇为生活所迫，改嫁他人。范美宏将这位孩子转送到漳埠的一户农民家，漳埠的那家农妇后来也遭遇了不幸，范美宏又将这位孩子转送到靖石。就这样转来转去，林伯渠的儿子最终流落到洛口镇一户姓赖的人家。赖兆枝夫妇结婚多年而未有生育，盼子心切的他们将这个孩子抱回家，为他取名叫赖亚平。5岁那年，赖亚平上山放牛跌断了腿，由于无钱医治落下了残疾。为使赖亚平将来能有一技之长养家糊口，赖兆枝夫妇便在他11岁那年，将他送到了一个裁缝店学习手艺。
取名范宜德的那名男孩——也就是邓子恢和黄秀香的儿子，就一直跟在范美宏夫妇身边。9年以后，范美宏不幸病故。随后，其亲生女儿也不幸夭折。尽管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但郭发仔依然想方设法挣钱，支持孩子上学读书。范宜德稍大一些后，郭发仔托关系把他送进了一家伞厂当学徒，后来又转到烟厂当学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林伯渠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邓子恢担任华中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第四野战军第二政委。邓子恢请人将其子（时已取名范宜德）和赖亚平找到武汉。当时虽有人告知邓子恢，范宜德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因赖亚平腿上留下残疾，邓子恢觉得不便将跛腿的孩子送还林老。因此，邓子恢便托人把范宜德送到北京林伯渠处，而将赖亚平留在身边，并将其改名叫邓苏生。一九五二年，范宜德（时已改名林秉苏）从其养母处知道了谁是他亲生父母时，邓子恢才将真情告诉林伯渠。但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二人仍决定“易子而教”。直到一九五四年邓子恢调到北京工作，两位老人当面向两个孩子说明此事的经过之后，邓苏生才回到亲生父亲林伯渠身边。他为了感谢邓子恢夫妇抚养、教诲之恩，纪念两位老人崇高的革命情谊，至今仍叫邓苏生。（《林伯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