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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周月林和张亮母子来到阴冷的上海，暂时寄居在周月林大姐家中。她们经多方打听，终于得知了项英的消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过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同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同年8月2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1937年9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改名后，除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命令称第十八集团军外，传统习惯上一律称八路军。
新四军军部设在湖北汉口，军长、副军长分别为叶挺和项英。不久，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成立，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1938年1月和4月，新四军军部从汉口迁至江西南昌，再迁到皖南歙县。
周月林和张亮得到这个消息，心中说不出的兴奋。张亮觉得天终于要亮了，自己的丈夫项英不但活着，还活得好好的，继续担任着我党我军的领导人。周月林冥冥之中也不相信梁柏台真的已经牺牲，找到项英就会找到梁柏台的下落。周月林张亮不顾亲朋的劝阻和挽留，毅然踏上寻找项英的旅程。
此时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京沪杭已经完全沦陷，成群结队的难民充塞路途。周月林和张亮母子随着一大批难民，涌进一个车站候车。那天天色已晚，火车到站又没有准点，周月林就在附近找到一家旅馆后再来接张亮母子。张亮怕惊醒熟睡的儿子，就对周月林说：“我们就在车站过上一夜，你去旅馆休息吧！”等到周月林第二天一早赶到火车站，已经不见了张亮母子的踪影。周月林找遍附近的大街小巷，就是没有他们母子的踪迹。（陈刚：《走近周月林》）
这时一列火车，冒着乳白色的蒸气,“呼哧呼哧”地开进了车站，蜂拥而上的人流，裹挟着周月林涌上了火车。几经周折，周月林来到武汉，好不容易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问周月林要组织介绍信。此时的周月林既没有组织，何来介绍信。第二天周月林再到办事处，负责接待的另外一个人对她说，凡从监狱出来的，没有介绍信一律不考虑接关系。周月林提出要见办事处领导，被告知领导不在。
凄风苦雨紧锁武汉三镇，薄雾浓云笼罩大江南北。周月林痛苦地徘徊在办事处门外，踯躅在武汉街头，自己千辛万苦来找组织，组织却把自己拒之门外！正像一个流浪儿将要回到自己的家，而家人却不认他了。身上盘缠无几，武汉举目无亲，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万般无奈的周月林，只好重新返回上海。
上海已成孤岛，组织更加难找，这就是命运吧。周月林只能慢慢安静下来，就在上海找份工作糊口，并改名为周月英。
1938年春，历经磨难的张亮带着3岁的儿子阿毛（后改名项学诚），辗转来到中共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南昌，找到项英。长期的监狱生活，长途的奔波跋涉，本来丰腴的张亮此时形容枯槁，已非昔日模样。张亮向项英哭诉着被捕时的磨难，监狱里的苦难，别离后的困难，项英内心如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一应俱全。由于张亮被俘后情况不明和被怀疑出卖瞿秋白等情况，按照当时被俘人员没有查清前不准留在部队，更不准留在高级干部身边的要求，项英同张亮交谈询问情况后，没有把她留下来，而是让人给她一些钱，让她带着小男孩直奔延安。后来得知，坚强的张亮来到延安，将自己的儿子项学诚交给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将项学诚送进延安保育院扶养。张亮后来则不知去向。
张亮与项英还生有一女，即张亮1931年生于上海的项苏云。项苏云见到项英时，已是延安鲁迅小学一年级学生。项苏云回忆说：“1938年，郭青老师把我带到延安时，我听说妈妈就在一个月前刚刚到过延安，把弟弟留下来后离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我也错失了跟妈妈见面的机会。”
张亮与项英会面情景，项苏云有自己的说法。为了写项英的传记，军事科学院的王辅一找到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从军部到分局驻地同张亮见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谈了个把钟头，他们讲些什么不知道，声音时高时低，项英态度严肃。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就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未与张亮见过面。
王辅一也走访过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中顾委常委的李一氓。据李回忆，张亮找项英时，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俘虏去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
关于张亮下落，项苏云还有一段回忆：一位记者访问过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过，在康生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结果那个男的被康生下令枪毙，女的被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说她出卖了瞿秋白。
“妈妈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7岁那年爸爸来延安看我时，我曾问过他：‘妈妈在哪？’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妈妈不在了。’然后什么都不再说。周围的大人很少提我妈妈的事，像都保持着一种默契。我的婆婆涂俊明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在上海开家具店掩护工人运动，偶尔她会对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很漂亮，比你漂亮。’”
因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缘故，项英来到延安同失散多年的儿女见面。他把工作之余的每一分钟都给了孩子，一有空就问长问短，关怀备至；还为他们洗手洗脚，着袜穿衣。短短12天相聚，项英要把一生的父爱浓缩付与。国际友人马海德恰巧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项英与孩子们的温馨亲情深深感染了他，立即取出相机为项英和两个孩子拍下了父子团聚照，这是他们父子之间唯一的珍贵照片。项英欣喜地将这张照片分别赠送给几位亲密的战友，数十年后，周恩来邓颖超又将自己珍藏的这张照片转送给项苏云。
“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从追寻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项苏云、李菁：《我与父亲项英 两代人的沧桑往事》，《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