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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两位女人的命运又是如何？
周月林和张亮重新收监后，又遭到多次审讯。一位团副审讯周月林时明确告诉周月林：“和你们一起被抓的那个姓林的不姓林，你也不会姓陈。”周月林心头一惊，但仍然坚持原来的口供。
这位团副叫进一个男人，周月林一看是护送他们一行的红军士兵，“你认识他吗。”敌团副脸上堆起阴险的笑。
“她是中央的人，由我们护送过境。”这个软骨头说了真话。
“你胡说，怕死鬼，把红军的俘虏说成共产党。”周月林大声呵斥。
很快，周月林和张亮被押往龙岩。因为张亮走路缓慢行动不便，敌兵只得叫来一顶轿子让张亮乘坐。走到半途，龙岩有车来接，大家就上了车，当天就赶到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部。
敌审讯官照例进行审讯，周月林还是按原口供进行回答。敌审讯官恼羞成怒，大喝一声：“来人！”
这时进来两个畏畏葸葸的叛徒——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干部，这两人不仅指认了周月林，还将周月林的身份、职务、经历和盘托出。周月林的一切完全暴露。
“瞿秋白已经承认，周月林，你也被两位指认。”敌审讯官洋洋自得地扔给周月林一张报纸，报上登载着一条瞿秋白给３６师敌军官刻图章的消息。周月林的心仿佛被锥子狠狠地刺了一下，钻心的疼。
周月林觉得，情况的变化带来斗争方式的改变。开始用假身份假名字，是为了保存自己保卫革命；现在更应以公开身份来保卫党保卫革命。所以周月林决定，承认自己的身份，但不超过叛徒指认的内容；坚决保守我党我军机密。
敌人此时的兴趣当然是共产党和红军的机密。“朱毛赤匪去向何处？目的地是哪里？”敌审讯官提出了最想了解的问题。
“我不清楚，这是军事行动！”周月林以不懂军事行动相推托。
“留下了哪些人，他们去了哪里？”敌审讯官提问一次比一次严厉。
“他们到处打游击，我走不动路打不来仗，早早离开后，上山当了老百姓。”周月林从容应对。
敌审讯官觉得这样审讯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话锋一转说：“你还年轻，又聪明能干，只要说出一点情况，我就可以向上峰交差，你也会有好的工作高的地位。”
“你们的工作我可做不来！”周月林顶了回去。
“为什么共产党的工作你就做得来？”敌审讯官大声呵斥。
“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我是穷人，知道穷人想什么、要求什么。你们是有钱人的党，我不知道有钱人想什么，更不会给有钱人干什么。”周月林回答得斩钉截铁。
敌审讯官拿出一本油印小册子，往周月林面前一丢，“给你看看这个。”
周月林翻开一看，里面全是“二苏大”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的得票计数。
“这个名单你们是从哪里搞来的？”周月林满心疑惑，这样机密的文件也在敌人手上？
“用不着你问，我们要问的是瞿秋白的票数为什么比你少？”敌审讯官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挖出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一听这话周月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原担心敌人知道了更多的秘密。
“我不知道，我不重视自己得票的多少。”周月林淡淡地回答。
敌审讯官转而问两个叛徒，他们回答说，瞿秋白只是大城市有名，红区没有名。况且他来红区时间又不长，有的代表连他的名字都不太清楚。而周月林常代表中央政府到下面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大家都知道她，连我们都投了她的票，她是全票当选的。
敌审讯官问周月林，“他们说得对不对。”
“不知道！”周月林回答的依然是三个字。
“你们去过36师没有？”周月林突然问两个叛徒。
“已不需要我们去长汀了，瞿秋白的身份已经搞清，在36师他自己也承认了。”一个叛徒抢着回答。
“说还有女人没有查清，才叫我们来指认。”另一位叛徒补充。
“不准乱说话。”敌审讯官加以制止。
周月林知道，瞿秋白是4月25日单独起解长汀，周月林、张亮则是5月7日才被重新收监。也就是说，她俩收监以前，瞿秋白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收监周月林和张亮，并不是配合调查瞿秋白的身份，只是将她们押送“上峰深究”。
周月林和张亮始终没有出卖瞿秋白，也可从36师师长宋希濂1977年给周月林的信中得到印证：“瞿秋白是在押送长汀之前就已经查清了，不是到长汀才查出的。这是人们很容易理解的。”
一次次的严刑拷打，一次次的威逼利诱，周月林始终没有吐露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转移方向，没有说出项英、陈毅等领导人的半点活动情况，更没有提及由闽西经广东再到香港上海的那条地下交通路线。张亮也没有供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1935年9月，第二绥靖区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处周月林和张亮各10年有期徒刑。（陈刚：《走近周月林》）
在龙岩国民党狱中，周月林和张亮得知瞿秋白已在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两人涕泪泫然，悲痛万分！从此，她俩的心里就一直存着一个疑团：到底是谁透露了“林琪祥”的真情？
周月林、张亮被投进了龙岩监狱，投进连白天也没有一丝亮光的黑牢之中。
那潮湿腐臭的狭窄牢房，那大摇大摆的饥鼠蟑螂，那满床蹦跶的跳蚤臭虫，那发着馊味的残羹冷炙，那艳如桃花的旧疤新疮……然而，她俩坚信，黑暗即将过去，革命终会胜利！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她俩，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顽强地与反动派抗战到底!
让两位欣慰的是，张亮腹中的小生命，经过了如此多的磨难，终于选择在监狱中降生，而引领他来到世上的，就是周月林。张亮唤小孩小名为阿毛。孩子的声声婴啼，驱散了寂寞与黑暗，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她们互相鼓励，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孩子定会过上崭新生活。从此，对张亮和周月林，孩子都叫妈妈。
周月林每每抱着阿毛，好像抱着自己的小孩：伟列、伊斯克拉，你们好吗？小沙洲，你可平安？周月林的思绪，飞越铁窗，飞到遥远的莫斯科国际儿童院，飞到小沙洲寄养的那户农家。仿佛看到伊斯克拉兄妹俩结伴上学的情景，仿佛听到小沙洲动听的喃喃话语。想着想着，周月林流下了一位母亲的眼泪。是咸是苦是涩？是悲是喜是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周月林并不知道梁柏台已经牺牲，还在担心丈夫的安危，虽然柏台正值壮年，但毕竟不是行伍出身，苏联十年华工工作，回国以后开创了苏维埃司法体系，管理的是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从来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不像陈毅那样能文能武。既然至今没有柏台的任何消息，想必肯定还在和同志们继续战斗，将来定有见面的时候。
龙岩狱中，周月林和梁柏台大姐梁小芬曾有书信往来，婆婆想念孙儿孙女，忧郁成疾，梁小芬提出，想到苏联接回伊斯克拉和伟列。其中1937年4月8日周月林给梁小芬的信（陈刚：《走近周月林》，原件保存中共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是这样写的：
小芬姊姊：
接信知我的婆婆切思孙儿、孙女早日回家。小孩的地址你弟弟当然知详细，我自己去找，当然是找得到的，不过路太远，姐去找是困难的，因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人，而且路费要花很多的，怕你经济上不可能。小孩长大总是梁家的子孙，总有一日回家。我当然愿意早日把小孩送回家乡，可使婆婆安心，免得思孙儿孙女。不过总要希望我早日脱笼，才能把小孩送回家乡。我在此举目无亲，并没人帮助我，设法使我早日出狱……
我在此痛苦万分，身体又有病，不过不要紧，请姊不要告诉婆婆，免婆婆挂念。我没被捕前，五月你弟去四川、湖南一带，从去后并没一点信息。姊不知你弟的消息，我现在当然更不知道他在何处。我想他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因为他平时的身体都是很强健的一个人。我看年老婆婆和小孩身上，所以和你通信。关于我的女儿生日如下：女儿今年十一岁，生在古历十二月十日上午六时。大儿十岁，新历五月五日夜八时（古历我不知道了）。小儿五岁，新历六月二十三日半夜二时。下次来信请写明你的表弟的姓名？黄埔第几期毕业的？表弟在京都服务何工作。
祝姊
快乐！
弟媳月林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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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林信中说的“表弟”就是丁宗华，黄埔军校毕业后，1930年12月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次年因“九一八”事变愤而退学。1937年在南京交通研究所任队附，后在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任军事教官。周月林向梁小芬打听“表弟”情况，无疑想托“表弟”为自己和张亮母子早日出狱，疏通一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