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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柏台代理内务部长，组织开展苏区选举运动的同时，另一项重大工作就是开展优红工作。
中央苏区创建初期，扩大红军主要是通过建立和扩大地方武装，然后将地方武装升编为主力红军。同时，主力红军也经常直接从地方招募革命青年和青壮男子加入红军。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以后，变成有计划有组织动员根据地青年自愿加入红军。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中央苏区实行由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役制过渡。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扩红运动是从1932年春到1933年2月，扩大红军876万人。第二次扩红运动在1933年夏秋之间，共扩大红军约5万人。第三次扩红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从1933年9月到1934年7月，一年内分次扩红112万多人。1934年9月，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前夕，又突击扩红1.8万多人。（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随处可见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瑞金沙洲坝的杨荣显老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候，他毅然响应政府扩红的号召，把八个儿子全都送去参加了红军，不幸的是八个好儿郎全部战死沙场。弥留之际的杨荣显老人，竟没能有一个儿子为其送终，那是怎样的悲痛，又是何等的豪情！苏区人民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牺牲的太大，奉献了太多。当年瑞金全县仅有24万人，而参加红军的就有49万，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甚至十四五岁的红小鬼都加入了革命队伍，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卓有成效的扩红宣传动员组织下，踊跃参加红军已成为苏区工农自觉的行动。赣南苏区有33万余人参加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一苏大会”上通过《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932年2月1日，又颁布《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各种办法》。同年9月，又通过了《对于赤卫军及政府人员勇敢参战而受伤残及死亡的抚恤问题的决议案》。这些条例和办法，都以红军为优待对象，虽然也涉及红军家属的内容，但没有单独提出以红军家属作为优待对象。
1933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中国各地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工农群众如潮水般地涌到工农红军队伍中来。“尤其是今年，五个月的扩大红军，三个月计划，两个月就完成了。有的地方而且一个月就超过了。单是今年五六两个月就扩大了六万三千人。在这次扩大红军之后，红军家属已占全苏区人口的半数以上。”因此梁柏台认为，“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在目前已成为广大的群众工作，是革命战争中的伟大事业。”“是放在党和苏维埃面前的一个战争任务，是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有很大的关系。”（梁柏台：《优红工作的检阅与内务部的工作》，原载1934年8月5日《红星》第57期第五版）
梁柏台代理中央内务部长后，即在内务部增设优待红军家属局，在省、县内务部设立优待红军家属科，“以管理和指导优待红军家属工作，统计和登记红军家属工作。”开始将优待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工作纳入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区设立内务部后也设起优待红军家属科，甚至把优红委员会发展到乡村。
1933年7月11日，中央临时政府责成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优待证有长有圆，但一律用红布做成。证章背后都写着相同的一句话：当红军是最光荣的。
梁柏台参照《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和《执行红军优待条例的各种办法》，制订了《关于城市红军家属优待办法》，于1933年10月16日公布，填补了优待城市红军家属工作的空缺。梁柏台提请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4年1月8日颁布《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并制订了《关于优待红军家属条例》。他在总结红军公田代耕以及“优待红军工作日”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制订了《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和《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这些条例的颁布，使红军家属的优待工作得到了法律的保证，从而把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是梁柏台从苏联“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制度得到的启发，条例规定：党、苏维埃、后方军事机关、青年团、工会，以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从中央直到乡支部、乡政府，每个党员、团员及每个工作人员，凡脱离生产，都应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的工作。即每星期六为优待红军家庭的一天，工作时间必须实足4小时。工作包括替红军家属做一切关于土地、山林以及砍柴、挑水等。梁柏台本人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一起身体力行，亲自为红军家属砍柴、挑水、种田，推动了扩大红军运动的蓬勃展开。毛泽东的一次“优红”活动在当时还留下了一段佳话：
瑞金沙洲坝的杨大娘是红军家属。1933年7月的一个傍晚，杨大娘准备挑水做饭，却发现水缸里的水满满的，杨大娘认为是孩子所挑也没有在意，后来问问儿子根本没有这码事。正当暗自纳闷时，碰到上屋的二婶，也说自家的水缸自动会“满”起来。于是两人相约要“抓”出那个偷偷担水的人来。
第二天上午，杨大娘故意用光了水缸里的水，找了个僻静处和二婶等着担水人的出现。直等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杨大娘听见屋里的后门响了，接着又听到水桶铁钩碰撞的声音。“这回可捉到了！”杨大娘刚进门，差点跟一个挑着水桶的人撞个满怀。二婶眼尖，一下就认出来了：“呀，这不是毛主席吗！”
毛泽东为杨大娘和二婶家挑水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毛泽东参加的是挑水班。除了挑水班，还有看水班、看牛班、砍柴班、慰问班，当然还有耕田队、杂务队、检查队等。还创办优红仓、优红商店、优红合作社、优红公卖所、优红熬盐厂、优红柴厂，实行合作社百分之五的优红红利和红属买货九五或九三折的优惠待遇。
优红活动中，做得最好的要数兴国。在兴国县长冈乡，“一、凡是红军家属的田，均以村为单位指定了耕田队、模范耕田队负担耕种好了。二、全乡的儿童团组织了四个肥料队，捡粪铲草皮，供给红军家属的肥料，还建立了四个肥料屋，都是由肥料队负责。三、以乡为单位的儿童组织养牛队帮助红军家属照顾耕牛。又将大的儿童和老同志组织了看水队，替红军家属看田中的水，没有耕牛的红属，除由犁牛合作社供给外，私人的耕牛也来帮助红军家属耕耙。”（肖正冈：《兴国长冈乡优待红军家属的优点》，《红色中华》第189期，1934年5月16日）“在帮助红属劳动方面，一般的是先莳红属的田，后莳自己的田，全县没有红属的荒田，而且能做到三犁三耙。在劳动力缺少的地方，能够吸引妇女参加生产，组织红属，使红属帮助红属，在劳动上得到互相调剂。”1934年4月，梁柏台检查了兴国县的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后统计，当时兴国有68所贮积慰劳红属柴草的柴草屋；有17家优待红属商店，盈利全部用于解决红军家属困难；有69个优红谷仓，群众每人节约3升谷子放进仓里，接济粮食不足的红属。梁柏台检查优红谷仓时，仓内还有大米422担。梁柏台因此发出倡议：“各地的优红工作，应当来学习兴国的实际经验，使优红的工作，能够配合着扩大红军的巨大浪潮，不使有一个红军家属发生困难。”（梁柏台：《兴国的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红色中华》，1934年6月16日第三版）
在上杭县才溪乡，“甚至红军家属没有男人的，离村子远的，每晚还派妇女去陪她睡觉。红军家属有病的，有人代请医买药、喂猪鸡、看护老人小孩。”（《优待红军的光荣模范》，《斗争》第35期，1933年11月19日）
CCTV军事纪实在《中国工农红军》节目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
在《红色中华》报上，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封红军家属的来信：“我在家中很好，你走后有附近的机关和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一切困难，食盐合作社已有的卖，红属并有特别的优待。人力上政府也组织有耕田队来帮助我们，我们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你不要挂念，不久以前，家中杀了一头猪，买了一头大耕牛。”
１９３４年８月５日，梁柏台欣喜地在《优红工作的检阅与内务部的工作》总结：
现在各项的优红工作，比较红五月前是有了大的转变，和大的进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突击队的帮助，工农群众的热情，党和苏维埃关于优红的决定及优红条例一般的是执行了。如对于红属劳动力的帮助，物质困难的解决等都得到了许多成绩。今年的红属比去年要增加6万多家。在去年青黄不接时，许多红属没有饭吃，发生了许多困难，但今年这种现象已经是不多见了。因为今年事先有了准备，如对于粮食问题，先调查红属缺乏粮食的人数及各区所积存的备荒仓、谷仓、互济会及粮食合作社的谷子，粮食合作社借一半卖一半，由地主没收、富农征发来的谷子抽百分之五，发动了广大群众的捐募，即从瑞金来说，募到谷子二百四十担零八斗六，米一百九十八担二斗一升，大洋三百七十元七，杂粮二百四十五担五斗三，因此红属的粮食的问题得到了相当的解决。这些办法，首先是各直属县取得经验，以普遍地应用到各地方去。对于红属油盐的问题，则创办了许多公卖所、优红商店、优红合作社、优红熬盐厂，向商人抽收油盐及合作社和调剂局首先廉价的卖给红属油盐，这样来解决红属的油盐问题。
至于城市红属，过去对于他们的生活困难没有完全解决，现在切实征收商业税、店房租的百分之五，工人四个礼拜六的工钱，贫农四个零工钱，公卖所优红商店的红利，各合作社百分之五的红利等的收入，城市的优红费已大大增加，如瑞金从前每月仅二三百元之收入，现在已增加到千余元，汀州则于一千余元增加到三千余元，而且在优红费的分配上，从前多采取平均的方式，使困难的没有得到好的救济，不困难的却也得到救济。现在则按红属实际的需要，每人每天发大洋一角五分，或六合米二分菜钱。从前没有完全解决的城市红属的生活现在完全解决了。
梁柏台同时也指出优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红属的物质方面是有了相当的解决，是得到了许多成绩，但是对红属的教育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如吸收红属来参加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参加女工农妇代表会、赤少队、俱乐部、夜校等等是非常不够的，红属的联欢会虽然常有召集，但是以请他们吃东西为多，而在会议上报告前方胜利消息，讨论红属参加苏维埃及群众的工作是很少的。
此外与前方红色战士的联系制度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没有经常派人到前方去报告优待红属的情形，将红属的状况不断地传到前方去。同时从前方派人到后方来报告前方的胜利消息和红军的生活也是很少，这是在优红工作中一个大的缺点。
为更好开展优红工作，梁柏台对内务部提出六项要求，包括做好红属的教育培训工作，打造红属先进模范区域，以红属力量监督优红条例，建立红军红属双向联系制度，管理好优红的各种企业，定期开展优红工作检查等。梁柏台最后号召大家：
优红工作是广大的群众工作，是与巩固红军有很大的关系，是革命战争中战斗任务之一，为要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每个苏维埃公民必须彻底的执行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及人民委员会的优红条例的每一条文，使红属不发生一点困难，红色战士没有一点家庭顾虑，一心一意地去杀敌人，迅速的彻底地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梁柏台：《优红工作的检阅与内务部的工作》，《红星报》第57期第5版，１９３４年８月５日）
在梁柏台的直接组织下，1934年6—7月间，中央苏区内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筹粮筹款活动，苏区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出的“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和“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号召，开展征收土地税运动和节省运动。同时，中革军委也发布命令，大量收集子弹壳、铜锡、土硝、废铁等兵工材料以供给红军用。苏区人民积极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粮食收集和借谷任务，用一组数据表明：仅于都县1934年5—8月在粮食突击运动中完成7939担粮食，5—10月份筹款筹物运动中筹钱62500元，草鞋8400双，菜干150担提供给红军用，确保了红军的物资供应。
优红工作，达到了“人民即红军，红军即人民”的水乳交融！
优红工作，体现了人民与红军唇齿相依、心心相连的鱼水深情！
在赣西南苏区，“敌军所到，居民逃避一空；但是红军到处，万人或几万人开着欢迎大会。交通、侦察、运输、向导以至一切军事工作，群众都热烈的参与；尤其是作战的时候，群众这一支生力军，确使敌人未战先败”。（《赤光普照的赣西南》，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中国苏维埃》，1957年内部版，第87页）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三十二师官兵感动于群众的倾力支援，坚定地表示：“为这样的群众，打死也是情愿的。”（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史》，1986年内部版，第160页）
优红工作，为解除红军的后顾之忧，为五次反“围剿”的开展，以及军民鱼水关系的确立，人民军队的自身建设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