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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这天崩地裂的震撼，脱胎换骨的裂变中，梁柏台有幸经历了这场沧海横流的时代剧变。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浙一师掀起了阅读进步书籍、追求新思想的热潮。
在浙一师，梁柏台“主张的是新思想，所看的是《新青年》”（梁柏台：《信札·1919年9月12日给梁岳生、周相标的信》）。1919年9月，梁柏台和施存统（施复亮）、何今亮（汪寿华）等发起组织了“全国书报贩卖部”和“书报贩卖团”，征集新思想杂志几十种，如《新青年》、《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建设》、《少年中国》等，每逢节假日就到公众场所兜售，每一种要推销一百几十份之多。1919年12月，梁柏台在《给袁修昌先生的信》中说：“敝校得有今天的轰轰烈烈者，‘书报贩卖部’的功劳也很多。自从‘书报贩卖部’设立以来，报纸、杂志到几十种之多，每种要销一百几十份，每人所看的杂志，总在三四种以上。”介绍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梁柏台盗取着瑰丽的“天火”，一投放到黑暗的大地，立即迸溅出璀璨的火花，并蔓延成熊熊烈火。
对于进步报刊，梁柏台每天要看“六七种之多，还觉得不够”。并劝知新同学梁岳生，“你们独居一隅，同新思潮不能相联络，总要买几本杂志看看，才能够同新潮流相接触。我希望你从明年起，定[订]一册新思潮的杂志看看。”“你们眼光不要放得太高，或者太低，要用一种研究的态度去看。批评批评，是尤加好的”（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15日给梁岳生的信》）。崭新的思想，先进的文化，如春风化雨，滋润着青春的情怀，拓展着思想的视野，培育着人生的信念。他抱着“鼓吹新思想，以改造社会，革新人生观”的目的，积极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
1919年10月10日，浙一师校友会十日刊创刊，梁柏台于当月18日写信给原知新小学老师，后担任新昌县劝学所所长的唐化城，要求老师提供新昌各高小的寄信处，以便自己投寄十日刊。后来根据唐先生提供的学校名单和通讯处，梁柏台将刊物一一寄给了新昌县立高等小学等8所小学和县劝学所、县教育会等，以及一批老师和同学，希望新文化的春风，吹进闭塞的家乡。
当得知自己的家乡召开了国民大会，当得知自己的家乡也开始掀动起新文化的春潮，梁柏台感到“不胜快乐”，称赞“我们新昌的学界，脑还没有冰；我们新昌的商界，血还没有冷”。他希望唤醒更多的父老乡亲，他希望更快地普及教育，他准备“回家的时候办一个注音字母普及会，使得一般人非常容易识字。大约几天功夫，就可以看书”，注音字母“实在是平民教育最好的利器”（梁柏台：《信札·1919年12月给袁修昌的信》）。
新文化呼唤着新教育。作为师范学生的梁柏台，对中国教育现状深感忧虑。他在给母校老师的信中指出，中小学教师中有一批“老学究”，“头脑是经过几千年的风霜雨雪，腐臭是不堪近人的；即使用肥皂去发过他，拭帚去刷过他，也是用不着的了。”他们“自己尚古，教学生也尚古，‘先王之道怎样好’，‘四书、五经怎样完美’，‘孔子之行怎样端正’”。“以时代的不同，强人家去守一样的规矩，岂不是用一双鞋子，去叫万人穿呢？”然后发问：“人人守着死规矩，失掉他的天然知能，这种机械的教育，奴隶的教育，能适用于现在吗？”“这种过去时代的‘老学究’，叫他任现在的学校教育，学校能够显出教育的本义吗？”“照这样下去，中国教育，不但几十年不能振兴，即几千百年也不能振兴的。要晓得学校教育，以儿童为本位，不是以教育者为本位；以社会为本位，不是以个人为本位。既然以儿童为本位，应该要以儿童的个性发育，好好去扶持他、引导他，得发展他的本能，不应该强迫他、压制他、奴隶他。既然以社会为本位，应该去研究社会问题”（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2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他提出教育应走与社会相结合发展之路）。
他进一步指出：“今日教育宜注重时事，使学生发起爱国心。”认为“书籍上之学问固不可缓，然时事上之学问，更不可缓”（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7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他批评家乡的学生“常终日伏案，书声咿晤，以为尽自己的责任，则爱国的思想已不及他人了。”他多希望和家乡的同学共同“想一个救国的方法，使我们的中国不至于亡的地位”（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28日给×××的信》）。梁柏台最后直指腐朽的教育体制：“读书是为做官的，为个人的，不是为社会的，所以他们读书是死读的，不是活用的，上课是选几篇韩文公、苏老泉的滥调文章。作文时，出几个秦始皇、汉武帝……的死题目，对于人生的问题、社会问题……无不加一点儿研究。这种教育，还有什么用场呢？”（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2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他建议母校，“宜设一阅报室，使学生随时阅览，使学生既知时事，又可增广学识”（梁柏台：《信札·1919年5月17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
当时白话运动方兴未艾，各种看法甚嚣尘上。梁柏台一位报馆工作的朋友也对白话存诸多曲解，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文字的精华，为东西各国所无有，一旦完全废弃了，去学外人的屁算时髦，亦未免可惜，又未免太自卑污了。”指出“学校完全用白话的不好”。梁柏台第二天就给这位朋友回了一封言辞激烈又说理透彻的长信：白话是“将来国语统一的根基，为教育普及的功臣，那有不提倡的道理呢？”“若说是体裁的变更，就说国粹消灭，那么，自黄帝作字以来，体裁不晓得改变过几次。”“我们中国贫弱到了这样，真惟文字的精华，为世界各国所没有的缘故。若是我们中国，大家用研究滥调的功夫，去研究科学，那里要贫弱到这样呢。”他不认为白话就是拾遗“外人的屁”，就是“太自卑污”，“要晓人家的好，当然要去效法；自己的不好，当然要行改革。”信的最后劝说，“古人好的东西，当然要保存它，不好的东西，应该废除它，现在并没有完全废除。若完全废除，是灭掉中国字才算完全。”他认为，“文字是言语的记号，言语是从思想发出来的，思想什么样，就是记号什么样，若是要说起滥调来，思想就不能自由了。要阻碍思想自由的东西，就是要阻碍文化进步的东西，所以不得不改文言为白话”（梁柏台：《信札·1919年12月14日给孙纲球的信》和《作文·文言与白话孰优孰便》）。
这封写给孙刚球的信，本身就是一篇白话文。另一篇用白话文写就的，便是《文言与白话孰优孰便》，被陈望道先生批为“爽快澈透得很”，文章是这样写的：
言语是思想的表示，文字是言语的记号，思想怎样发表，文字就这样写来。可以使我们自由发表思想，断不至于有妨碍思想的自由，这样的说头，就是现在的白话文是了。说到从前的古文派，要熟读几部古人的文章，不是唐宋的大家，就是当代的名人；还要说起许多派别来，什么是桐城派？什么是阳湖派？那派的人，专想尽那派的做法，使得自己的天然思想，消灭尽了。这种文字，还有什么用呢？要晓得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思想既然是活的，文字也是活的；为什么不做活的呢？这种毛病，是从教师来的。向来的教师，看文字不看他的思想，是看他的文面句调，用古人的句调的多少，定文字的好歹。所以弄到后来，愈来愈近皮毛了。要晓得文言有多少不便？可比我们无论做什么东西，想出思想意思，还要合这句话同古人对不对的，这句说话做得工不工的，并且要用几个典故，弄得脑子糊里糊涂，又费了许多冤枉工夫。这是何苦呢？所以我简直说一句话，古人是死的，白话是活的，可知道白话要比文言好了，白话要比文言便了。
从1919年9月下旬开始，梁柏台的书信格式发生变化，如以“我亲爱的父母亲”代替以前的“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以“袁先生”、“母校诸先生”代替以前的“夫子大人函丈敬禀者”，以“锦文兄”代替以前的“锦文学兄台鉴”。并从9月28日起，所有书信都采取横式书写。
国难家愁直压得梁柏台喘不过气来，更使他压抑的是传统道德的禁锢，他在给知新同学的信中提到，“我们中国的家庭实在是很没有程度的。专门以几千百年的旧知识来教子孙。”“不管人家的闲事，遵守家庭的教训，才算得孝子悌第，甚且以子孙作为玩具，使他常在眼前，作为生儿子的东西，望不得他早生几个儿子，快活乐笑常聚在一块地方，弄得他终身断送了罢，一点儿事体也没有做出来”（梁柏台：《信札·1919年9月12日给梁岳生、周相标的信》）。“他们的头脑是几千年前的头脑，”所以他认为“家庭是应该革命的”。
梁柏台与旧家庭的冲突，首当其冲的是自己的婚事。
1919年7月，梁柏台回家乡过暑假，这时梁柏台21岁，未婚妻23岁，两人定亲已经三年，女方父母几次催促，柏台父母更是抱孙心切。但梁柏台“一心赴法华工”，根本不打算成家，开始“寄读西山国民小学校”，后来干脆提前一月返杭。这自然引来双方父母的不悦，遭到来信的责备和训斥，要求他寒假“吉席期内，务必速归”，如期完婚。梁柏台在1919年9月28日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
倘若言及此事，须待学成，非五六年后不可。母亲谓井臼无人代劳，甘旨无人奉养，娶归则可，婚则非所愿也。且佳期之日正值大考之时，两端相权，孰重孰轻。况教育厅布告，年假不放，以补上学年之缺课。校长亦有训话，年假即放不过三四日最多，不至一星期。年假不放男则不归，谋娶一节，毋多费心。男自思学问无有，事业不立，己身尚不能自立，又加此冤债，岂领其乞怜于人乎，良家之女岂能如此乎？此情之所必不能也。以故不愿自害害人，此事望勿有言。
但这打动不了父母要求儿子完婚的决心，指定柏台必须在1920年1月，农历1919年12月请假回新。他于1920年1月15日再次写信给父母：“……你们不要像别人家早点抱上孙子，抱孙子是一桩不好的事。我们中国弄到这步田地，就是抱孙子的缘故，我极反对现在的习俗，再造未来的社会。”“说到那婚姻这件事，我断不肯承认。”“喜欢则成，不喜欢则去，”这“是现在潮流的趋势，不可以为奇怪”（梁柏台：《信札·1919年10月17日给父母的信》）。梁柏台表示，自己是抱独身主义的，“我的独身主义，是共同独身主义，社会为一个大家庭，儿子是共养，男女是平权，不愿再有这是‘我的妻’，这是‘我的儿子’，弄出许多专有名词，好像这个人归于私有的”（梁柏台：《信札·1919年11月20日给袁修昌的信》）。柏台认为自己的家庭，向来“旧章是率，毫不知世界的趋势”，“决计同家庭宣战”，“断不肯稍作栖息”。假如“硬要成为夫妇，我情愿牺牲……”（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15日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父母的立场，于是又写信给袁修昌先生，要求他做做父母的思想工作：
我今天有很要紧的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是什么事情呢？这是婚姻问题。这件事情，在我们中国旧道德、旧伦理，是不成功的。我今天要打破旧道德，改造旧伦理，要宣告离婚了。这句说话，在一般人听着，必定是大惊小怪，在我看来是句平常的话。我已经废姓了，一切不好的旧伦理、伪道德，必定要破他。我自承认有民主主义的精神，不肯去做强迫的婚姻，专制的婚姻，奴隶的婚姻，不自由的婚姻。上面的婚姻，不是人的婚姻，是畜生的婚姻，畜生是两性交际外，别无感情作用。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同畜生是不同的，所以婚姻也应当要自由恋爱的，不是像畜生强迫成功的。虽然也有因男女交际，生出感情来。但是感情不是由交际而来，是要先有感情，然后有交际。我绝对承认婚姻要自由，得到男女的美满的恋爱。
对于“这种畜生的婚姻”，梁柏台“情愿牺牲生命”，因此，他估计“书一定没得读了，我自己也要谋经济独立去了。”为了婚姻自由，梁柏台拼命抗争，并作好了最坏打算（梁柏台：《信札·1920年1月15日给袁修昌的信》）。
五四运动裹挟着新思想新文化，荡涤着千年封建的污泥浊水，有时也难免泥沙俱下。其中有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有挂着“社会主义”之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各种流派。绝大多数进步青年，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正如瞿秋白所言，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正因如此，也正是梁柏台等进步青年最苦闷彷徨的时候。
1919年10月10日，在经亨颐、沈定一（沈玄庐）和陈望道等人的支持下，浙一师、省立第一中学和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的部分学生创办了《双十》半月刊，后改名为《浙江新潮》。在11月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一师学生施存统《非孝》的文章，提出“要打倒不合理和行不通的孝”，主张家庭应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非孝》一文在当时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给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以致命一击，当然也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省长公署很快发出责成省教育厅切实查办的训令，省教育厅长夏敬观要将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四人辞退，将施存统开除，但都被经亨颐严辞拒绝。省政府下令查封《浙江新潮》社，拆毁已排好的《浙江新潮》第3期版子。11月27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和浙江省长齐耀珊致电北京政府，称《浙江新潮》“主张社会改革、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其贻害秩序，败坏风俗，明目张胆，毫无忌惮”。12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各省查禁《浙江新潮》。
邵力子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撰文，提醒浙一师学生要迎接新的斗争。陈独秀在1920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鼓励：“祷告我这班可敬可爱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地方发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梁柏台本人就是《浙江新潮》、《校友会十日刊》的发行人，他1919年12月给袁修昌先生的信中分析了浙一师有四路敌人，“这四路的敌人，所处的地位，是一个‘四面楚歌’、‘众矢之的’的地位。敝校受了许多攻击，主要是提倡新潮流的缘故。我们自己晓得要改造社会，免不得人家的攻击；不经人家为难，总没有进步的地方。”信的最后，梁柏台抱定必胜的信念，引用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话与老师互相勉励：“‘新旧必不能相容，切不可受人的攻击，即起畏缩。现在的北大，危险比第一师更加利[厉]害；我们是一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应该互相扶持，大家处一致的态度。第一师范是南方的一线光明，应该好好地扶持他，使得光明布满南方，我中华民国得到光明的日子；希望第一师范诸朋友，积极进行。’所以我们抱‘坚持不夺之志’的”（梁柏台：《信札·1919年12月给袁修昌的信》）。
反动当局查封《浙江新潮》后，然后把矛头对准经亨颐。1920年2月9日，省教育厅乘学校寒假之际，调任经亨颐为省教育厅视学，委任省视学守旧派金布代一师校长。
次日得知消息的徐白民、宣中华旋即联系留校同学，分头给度假的学生写信，要求大家于29日前一定返校，共商对策。“决计同家庭宣战”，准备“离婚”的梁柏台，寒假并“不回里”，积极参加给同学们的发信工作。
3月15日，一师徐白民、宣中华等4名代表到省教育厅、省长公署多次请愿，要求当局收回成命。并发表宣言，反复申明“维持本校改革精神，巩固浙江文化基础”的口号，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
3月22日下午，金布率新聘教职员进校被拒，省长齐耀珊命令解散浙一师。3月25日，40名警察开进浙一师强令学生离校。27日28日连续两天，浙一师全体同学和杭州市学生联合会4000名学生前往省教育厅、省长公署请愿。梁启超、蔡元培等10人联名致电谴责齐耀珊。3月29日清晨，500多名警察包围了浙一师，要强行遣送学生回家，梁柏台和300多名学生围坐操场坚决不走。各校学生与一师教职员、校友赶来声援，进校与一师学生会合。齐耀珊、夏敬观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学生的要求：立即撤退驻校警察；立即收回解散一师命令；定期开学，原有教职员复职；立即撤销金布代校长的任命。由于经亨颐决意不再复任，最后由暨南大学教务长姜琦出任一师校长，历时两个多月的“一师风潮”胜利结束。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挽经运动”风潮平息，被称为国文“四大金刚”的夏丏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等教员辞意颇坚，皆随经亨颐校长离校，一时师资缺乏。继任校长姜琦(伯韩)为此特向曾援手调停一师风潮的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求助，蒋梦麟遂推荐北大学生朱自清、俞平伯等去任教。作为“风潮”后浙江一师复课的首批国文教师，朱自清、叶圣陶等如春风化雨，灌溉新知。培育晨光社、湖畔诗社破土而生；扶植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张维祺、魏金枝等一师学生开出新文学之花朵。
“一师风潮”，是五四爱国运动后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浙江的继续，是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回合。
五四时期，梁柏台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感觉是非常肤浅的。他觉得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尚不充分，尤其是对这一理论指导的革命行动知之不多，为此，他开始考虑去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勃然兴起之时，正值新思想、新文化在国内广泛传播，有志青年迫切要求去法国寻求救国之道，留法勤工俭学适应了这一需要，加之各地政府、社会贤达的大力扶持，留法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