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柏台,不仅是红军家属的贴心人,更是中华苏维埃的“大管家”。
1931年9月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赣南苏区与闽西苏区已连成一片,正式合组中央苏区,范围扩展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至1934年春,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先后共辖66个行政县。
粤闽赣三角地区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叠山丛障,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里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关山阻隔,河道淤塞,落后的交通远不能适应苏维埃事业的蓬勃发展,成立交通管理部门已成当务之急。梁柏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中提出:“建立交通管理局,以指导道路、桥之修理,河道之疏通,邮政的管理。”在中央苏区交通图前一次次的讨论,在河道路口一次次地考察,梁柏台和相关部门反复调查,认真研究,最后拟定建设省道、县道、河道等交通事业的工作安排:
(甲) 省道——在十二月底须完成几条主要干路。
(乙) 县道——在十二月底完成的几条主要干路。
(丙) 河道——与苦力运输工会共同修理,须在十月间将沿河的道路修理完成,河中的障碍物清除了。
(丁) 省道和县道所通过地方的损坏的桥梁在十二月间修理完成。
(戊) 邮政局的发展以便利于战争为主要目的,加强邮局的领导及本身的组织,充实邮局的工作人员,修理(订)邮局章程,以适合实际的需要。
(己) 指导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在九月间各自召集区以上交通科长联席会议一次,以讨论水陆交通事业的具体计划。
(庚) 在九月底召集邮政局县分局以上的联席会议,讨论发展邮政的工作。
中央苏区虽然交通落后,但多数县域还可水路相连,大宗物资得靠水运。所以畅通水路,发展水运,是中央苏区交通工作的重中之重。梁柏台担任代理内务部长仅3天,就于1933年7月14日以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名义发布第四号训令——《关于修理河道及沿河两岸的道路问题》。
王贤选深情地回忆起了与梁柏台一起度过的那段岁月:“我与梁柏台原来是不认识的,1933年,我们中华苦力运输总工会下面成立了修理河道委员会,我是苦力运输总工会委员长,兼修理河道委员会的主任。刘少奇同志(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指示,要在两个月内把从瑞金到兴国、宁都、会昌、于都、上杭、长汀的河道浚通,以搞好水上运输。这样,要把河道两岸的树砍掉,在叉河道上搭桥,修造沿河纤道,还要把河中的石头挖掉。这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行,我们苦力运输工会还解决不了问题。刘少奇同志写了介绍信,让我去中央政府内务部找梁柏台同志。那时梁柏台同志刚代理内务部部长,这样,我就开始认识了梁柏台同志,他给我出了介绍信指示各地政府协助我们做好河道浚通工作。”(王贤选:《我所知道的梁柏台》(1983年10月9日))这也是梁柏台以内务部代部长名义发布第四号训令的原因。
为了建好陆路交通,梁柏台又拟订了《关于修筑二十二条干路及各县区乡支路的修路计划》。提请中央人民委员会,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内务部长梁柏台以人民委员会第十号训令发布,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利用冬闲之际,组织群众大举修路,争取在五个月内完成修筑22条干路及县区乡支路的计划,准备把中央苏区各县区主要墟镇用干道支线联结起来。
《修理河道》训令和《修路计划》下达后,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修理河道委员会和修理桥路委员会,掀起了修桥铺路的热潮。如瑞金县对绵江中武阳河段阻碍水运的“三穴石”进行了爆破,并清理了从赣县江口至瑞金沿河两岸妨碍船只通行的杂树等障碍物,使航道变得更加通畅,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货畅其流。(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原载《瑞金人民革命史》110页)瑞金从区到乡都建起修路修桥委员会,都制订了具体的修路架桥计划和目标。博生县修筑了100公里的县道、省道,修建了80多座大小桥梁,还新造了41艘渡船。兴国修好了260公里道路和98座桥梁。于都也修好80多座桥梁。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苏区阻塞的河道畅通了,崎岖的山路变平了,弯弯的土路裁直了。平整宽敞的大道,四通八达的路网,老百姓走在路上舒坦了,从原来的肩扛手提变成车拉牛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红军们的活动快捷了,一条条干路支路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
苏区不仅要打通看得见的路,还要打通看不见的路,这就是邮路。梁柏台修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当时邮局经办业务有平信、挂号(单、双挂号)快信(普通和特别快信两种)、红军信柜、报纸书刊、包裹等。梁柏台调查研究后提出“邮政局的发展以便利于战争为主要目的”,对军事邮件快递实行随收随寄,其最快速度步行一昼夜不少于90公里,这样的特别快递邮路在中央苏区有15条。苏区邮政也实行优红政策,凡红军家属邮寄信函或包裹,经验审后加盖“红军信件,免贴邮票”戳记,即可免费投寄。
1934年5月1日,梁柏台又制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新章程使中央苏区邮局系统进一步统一和完善,大大方便了苏区军民的信息传递和交通。苏区人民总能看到,一个个邮局工作人员脚穿草鞋,肩背斗笠,挑着一担担邮件,跋山涉水,昼夜兼程,风雨无阻地把一个个邮件送到目的地。边区和战区的投递人员,有时为了保护邮件,还要与敌搏斗,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极度缺乏。加上根据地群山绵延、气候潮湿、群众缺乏卫生知识等,致使疟疾、痢疾、天花等疾病流行,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1934年6月12日,《红色中华》载文指出:“在中央苏区,各地方的痢疾(赤痢及他种痢疾)非常流行,去年瑞京城市区之黄岗乡,于两个月内,因赤痢死亡四十人,壬田区之一乡,在三个月内,因赤痢死亡五十人……据报告,各省各县都有赤痢散布流行,在红军中赤痢更多,据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统计,在去年(1933年——引者注)十月份,病员死亡数中,赤痢竟占全病人数百分之六十五。”(陈义厚:《紧急动员预防赤痢》,《红色中华》,1934年6月12第四版)
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保障军民身体健康。梁柏台到内务部后建立和健全了卫生管理局,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中提出的卫生运动计划是:“(甲)健全各级内务部卫生科的组织。(乙)检阅春夏卫生运动的成绩,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卫生运动。(丙)开始登记中医并实行医生的考验。(丁)登记药铺。(戊)倡办药业合作社。(己)颁布卫生条例。(庚)开办两期卫生运动训练班。(辛)筹划设立以区为单位的公共诊疗所。”1933年7月16日,代内务部长梁柏台和卫生管理局长贺诚联名发布《五个月卫生工作计划》,对卫生运动提出更具体的要求:
①乡为单位建立卫生运动委员会,村设卫生小组,责令区内务部须于8月底前完全成立;
②于9月中旬举行全苏区大扫除运动一次;
③以乡为单位于9月1日起至9月7日止举行卫生运动周一次;
④进行露尸浮厝掩埋活动;
⑤不准放猪,须关猪栏中,猪栏和牛栏要在适宜地设置(依照家畜牲禽管理条例);
⑥城市的通街大道不准设厕所;
⑦室内不准放尿桶,必须放时须做盖子和每日倾倒之;
⑧以乡为单位设一公共体育场,区为单位组织体育运动大会;
⑨普遍的开窗户运动;
⑩反对早婚及衰弱有传染病的结婚运动。
随着卫生工作计划的实施,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苏区群众的卫生意识得到很大提高,苏区的环境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7月30日,梁柏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中,对社会保证局作出这样安排:(甲)与互济会共同进行避匪民众之登记与统计,及生活状况的调查,计划对他们的救济。(乙)颁布地方武装与苏维埃工作人员残废者的残废证,以统一抚恤工作的手续。(丙)到12月底各乡的备荒仓应普遍建立,且将谷子登记好,按级的报告上来。
对市政管理局和民政局提出这样要求:(甲)整理各城市的市政,颁布市政工作条例,普遍的建立街灯、垃圾桶、小菜场清道夫等。(乙)颁布民警局的警规,统一民警局的组织,提高民警的技术。(丙)颁布户口登记表,实行户口登记。(丁)颁布结婚、离婚的登记规则,统一结婚、离婚的登记手续,同时颁布离婚证。(戊)实行生死登记,并规定登记规则。(己)筹划颁布国民证,以达到取得国民证的才能苏区内住址的目的。
内务部人手紧张,工作又千头万绪,梁柏台提出“用革命竞赛的方式建立内务部各部门的工作”,“要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进行竞赛”,要“按照各部门的工作来竞赛,如修理道路,优待红军家属,卫生运动,市政民警等工作,须举出应达到的具体数字和应当完成的工作”,“由中央内务部指导竞赛工作的进行,实行竞赛的定期检阅,对于竞赛的优胜者由上一级内务部给予奖品。”(《内务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1933年7月30日))在梁柏台的组织和倡导下,各级内务部各种竞赛热火朝天,每位工作人员热情饱满地投身到各项工作之中。
内务部工作事无巨细,梁柏台可谓日理万机。除了主政司法部和内务部,梁柏台还担任过《红色中华》代理主笔、苏维埃大学委员会委员(校长毛泽东)。1933年9月15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委任高自立、梁柏台、吴亮平为审计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政府的预算是否合理,检查和监督各级政府各个机关、革命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账目和收支情况。梁柏台的工作涉及司法、检察、审判、民政、市政、邮电、交通、卫生、教育、宣传和财政诸方面,任务极为繁重复杂,他以“竭力以担国事”的抱负,夜以继日地从事着建设红色政权、治国安民的艰苦卓绝的工作。
1983年11月19日,梁柏台家乡新昌县党史办的同志,走访了二苏大选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的吴亮平,吴老是浙江奉化人,虽与梁柏台家乡仅几十里之遥,但没有与梁柏台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说起梁柏台,仍满怀一腔敬意和思念:
梁柏台同志很好,很实在。对革命很忠诚,很照顾人,没有什么打击人的事。内务部、司法部的工作很纠缠人的。在人民委员会讨论问题中,梁柏台发表意见非常具体,非常实在。那时王明路线统治中央,但梁柏台老老实实做工作,从不搞王明路线那一套,都是在毛主席、张闻天领导下,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搞好本职工作。譬如内务部工作,拥军优属、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抓得很紧。梁柏台待人很诚恳,不哗啦哗啦的,开会时讲话也不多。他负责司法部,也不是随便抓人,打击人。而且梁柏台这个人事务管理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在二苏大会上,他是秘书长。
梁柏台同毛主席、张闻天关系很好,他们都称赞他工作能力强、对同志关系好。我没有听到毛主席、张闻天讲梁柏台不好的话,总是说梁柏台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强。
梁柏台没有参加长征很可惜,(访问者插话说:梁柏台本来是在长征的名单上,中央决定留下项英、陈毅,再留下一个搞政府工作的人,叫项英同志提名,项英挑了梁柏台)正是因为梁柏台和同志相处好,综合能力强,工作好,所以项英同志叫他留下。
梁柏台同志对同志没有坏心眼,而且不大发脾气。如果在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同志。我可以证明,毛主席、张闻天对他评价很好,张闻天对我讲过,毛主席对我讲过,说他好。
梁柏台同志比较全面。我到现在为止,对他的印象很好,还说不出他的缺点来。我与梁柏台虽然不是私人朋友,但与他关系很不错。
这张照片(吴亮平看了梁柏台1927年在海参崴拍摄的照片),与他当时的人很不一样,照片年轻。那时候苏区条件艰苦,饭都吃不饱。一角几分钱一天的伙食,菜都不对头。梁柏台给人的印象,我到现在还记得起来。(《吴亮平同志回忆梁柏台》,陈刚主编《梁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