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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４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后，苏区的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各项建设突飞猛进。但当时政府机关较为分散，无法集中办公和开会，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建造一个具有中央政府标志的大礼堂已是迫在眉睫。
另外，为了永远纪念在历年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战士，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１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４５次会议决定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并成立了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以中央内务部代部长梁柏台为主任。“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建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同时准备在叶坪村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博生堡、公略亭和红军检阅台，当时苏区军民称之为“六大建筑”。这些建筑由钱壮飞设计，梁柏台任工程总指导，具体施工由总务厅负责。
1933年7月15日，梁柏台以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主任发布了第一号通告：
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为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启事
历年来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的红军战士，他们是为着保卫苏区发展苏区，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为着工农阶级的解放而流血牺牲了。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要永远纪念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责令本委员会负责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决定在瑞金附近建立这个纪念塔，在第二次全苏大会开幕时举行纪念塔的揭幕礼。为了进行纪念塔的建立有下列两件事要求于苏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红色战士和红军政治机关：
（一）纪念塔应该是苏区广大群众和全体战士对于过去死难烈士的热烈景仰情绪的结晶。因此纪念塔的建筑费除由中央政府拨出一部分外还须各地工农群众和红色战士自动的募捐来帮助。这个募捐不是单纯的看在经费上而要使广大群众知道建立这个纪念塔的意义。募捐的方法，是以每人一个铜板为单位（须完全自愿的），虽然不应阻止增加捐款的热忱，但此次捐款是力求普遍，不求捐多。假如三百万群众中有一百万人每人出一铜板，那就是很好的成绩了，纪念塔的经费也就差不多够了。募捐负责机关，地方由各革命团体，红军由政治部。交款办法，地方的交与当地政府内务部，红军的交与上级政治部转解本委员会。
（二）请红军各级政治部调查各次战争中所牺牲的红军战士姓名，并将他们的简单履历叙述出来汇送本委员会。
主任梁柏台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
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启事一经发出，中央苏区就掀起了一股自动募捐的热潮。中国工农红军残废院捐大洋二十一元二角九分六厘；直属医院政治部捐大洋八元七角一分；一军团八月三十日来电，已集中捐款二百四十元……在这些募捐队伍中，瑞金叶坪村的谢益辉老人已年过花甲，唯一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光荣牺牲。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红军烈士塔开始修建后，谢益辉老人将多年积攒下来，准备买棺材的三块大洋也捐了出来，工程筹备处的同志知道谢大爷的情况，说什么也不肯收，谢大爷激动地说：“你们一定要收下，我连儿子都献给了苏维埃，你们就让我为儿子和其他烈士尽点心意吧！”就这样，从前线到后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战士，从军人到农民，一双双热情的手，一颗颗滚烫的心，为了缅怀牺牲的将士，他们省吃俭用，在有限的津贴和伙食费里抽出一元、两元、一角、二角，甚至一分二分来支援纪念塔的建造。
启事发出后的半个月里，梁柏台和钱壮飞奔忙于沙洲坝与叶坪之间，忙着为六大建筑选址。钱壮飞是浙江湖州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给徐做私人秘书，后来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将我党叛徒叛变的消息及时报告周恩来，保卫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1931年进入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副局长。
动工之前，周恩来找来梁柏台和钱壮飞，提出烈士纪念塔的设计理念应该是：一是党指挥枪，二是战无不胜，三是留给后人的纪念。
大礼堂选在沙洲坝老茶亭，占地1500平方米。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建筑建在叶坪屋背大坪。
梁柏台和钱壮飞反复研究，多次商量。
“可以把大礼堂设计成八角形，俯瞰恰似一顶红军帽。”钱壮飞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出了一个大礼堂图案。
“这个创意好，很有时代特色。”梁柏台听后表示赞同。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但安全是第一位的，设计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
“是的，这个我在选址时就有所考虑，把大会堂建在樟树丛中。礼堂四周要多开门，并在旁边挖个防空洞，以便大家及时疏散。”钱壮飞显然深思熟虑，成竹在胸，梁柏台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接着，梁柏台和钱壮飞又探讨了礼堂的视线、音响等问题。梁柏台向钱壮飞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无论坐在哪个位置，都能看见主席台。二是即使没有扩音设备，也要让全场听得见台上讲话。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几个大字，可以请黄亚光题写。他的字写得不错。”钱壮飞提议。
梁柏台点点头，“他设计的国徽图案也很不错，可以在大门上方以浮雕的形式塑造出国徽图案。我们苏维埃政权不但要夺取全国的胜利，还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梁柏台的目光掠过樟树林梢，看得很远。
两人又谈到红军烈士纪念塔的设计。因为周恩来找他们谈过设计的指导思想，梁柏台和钱壮飞心里有了底。
塔肯定要设计成柱形，把塔身设计成一颗直射天穹的子弹，两人很快形成了共识。子弹是“枪”的集中体现。
除了塔身上直书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几个大字，是否可在塔身上有更深的寓意和更多的寄托？
两人踱到溪边，这时几个光腚的小孩在溪中嬉戏，几只白鹭在天空飞翔，一派和平景象。溪边大小的卵石五彩斑斓，满路满溪。
“是否可以就地取材，挑选各色的小石，镶嵌在纪念塔塔身上。”钱壮飞拾起一块红色的卵石仔细地端详。
“每块卵石浸染着先烈的鲜血，每块卵石象征着烈士不屈的灵魂。”梁柏台显然被钱壮飞的创意所感动，话语中充满着虔诚和崇敬，激动和自豪。
塔基设计成五角形的，那是党指挥枪的象征。
塔基竖立10块红色石碑，以备镌刻9位领导人的题词和一块建筑标志碑。
设计完成，1933年8月1日，红军烈士纪念塔和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等纪念建筑物，在叶坪村临时中央政府屋背大坪上破土动工。同日，又在瑞金沙洲坝附近老茶亭村动工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
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在江西、福建选调了400多名建筑工人。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总务厅组织建筑工人进行建筑比赛。经过苏区工人四个多月废寝忘食地工作，一座凝结着苏区人民智慧和汗水的大礼堂拔地而起。
“二大”会址无论体量还是建筑风格，它和“一大”会址大不一样。礼堂正面，有六根柱子，柱子顶端的装饰显然借鉴了欧式风格。中间门的上方是手书老体的红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再往上是一个大红五角星，两边陪衬着镰刀斧头图案。走进礼堂，前面是一个大主席台，礼堂空间很高，在每个角落都有楼梯可以上到二楼。所谓的二楼，就是在靠近墙边的柱子和柱子之间的走廊。为了不影响视线，柱子都放在边上，无论站在礼堂的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主席台。
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和红军检阅台，都建在叶坪屋背大坪即临时中央政府广场周围。
红军烈士纪念亭建在广场南端。亭子呈五棱柱体，称五角亭。亭中设五角形石桌及鼓形石凳。是为了悼念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建造的。整个亭子仿古建筑，典雅美观、古色古香。
公略亭，位于广场北角。是为纪念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烈士而建造的。亭呈等边三角形，三脊攒尖顶，寓意黄公略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亭中立了一块三棱锥体的石碑，上刻有黄公略传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是毛泽东于1930年夏在行军途中，盛赞黄公略的诗文。毛泽东听到黄公略牺牲的消息后，悲情难抑，一幅挽联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思念：“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博生堡，位于广场东角，外观为碉堡形。是为纪念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烈士而建造的。整个堡由青砖砌成，呈四方形，寓意为赵博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
红军检阅台位于广场中央。临时中央政府决定重修，将原来的竹木结构改为砖木结构。
出席“二苏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终于圆满结束。主持选举的梁柏台，写好了《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特地呈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听完梁柏台关于选举工作的汇报后，对选举工作表示满意。然后笑呵呵地问梁柏台，“柏台同志，你这个‘六大工程’总指挥，我们今天邀请闻天同志一起，到工地上去看看如何？”
梁柏台高兴地说，“早就想请你们到现场指导。”他陪着两位领导，策马来到沙洲坝新茶亭大礼堂工地。工程主体已经完工，工人们正忙着装修，有的在粉刷墙体，有的在装修门面。
大礼堂的门首上方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4个大字。工人正精心雕塑着新设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图案：国徽呈圆形，红底，由里外两个圆圈组成。里面的圆圈内，在地球的中国地图上交叠着镰刀和锤子，谷穗环抱地球左右，地球上为五角星，地球为蓝底，轮廓经纬为白色，地球上的镰刀锤子为红色，五星为黄色。外圈下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文字之间用两颗五星分隔。
毛泽东对张闻天说：“上次来不及制定国旗、国徽和国歌。这次大会，至少要请代表们讨论和通过国旗、国徽的决议。”
张闻天问梁柏台：“决议草案准备好了吗？”
梁柏台：“准备好了。”
三人绕着礼堂，边走边看，梁柏台介绍道：“大礼堂呈八角型，空中俯看就像一顶红军帽，可容纳两千多人开会。四十八根木柱，十四道安全门，便于防空疏散人员。为防止敌机的轰炸，大礼堂不仅多门多窗，还特意在大礼堂后面设计建造了一个回字形的防空洞。”三人走进礼堂，登上主席台，一边扫视着庄严的大会堂，一边继续交谈。梁柏台说，礼堂工程质量很高，回音效果也好。大礼堂里面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可以看到主席台正中，而且不用打扩音设备也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主席台上的讲话。
“设计合理，有气派。”毛泽东一边仔细察看，一边赞叹着工人师傅的伟大。
“要不是左祥云贪污影响工程进度，早就竣工了。”梁柏台在旁边解释。
“大礼堂是苏维埃共和国的象征。构筑共和国大厦的不仅仅是砖瓦，而且要用钢的支柱、铁的纪律来捍卫，来巩固，要靠广大人民群众来支持。”毛泽东此时的神色变得严峻。
下午，他们策马前往叶坪广场。毛泽东与张闻天并辔而行，梁柏台紧随后面。
他们一路走一路谈，很快来到叶坪广场。远远看见崭新的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和博生堡，早已竣工；巍峨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基本完工，工人们正在拆脚手架。
苍穹下，子弹型纪念塔跃跃待发，威武雄壮，主题鲜明地体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纪念塔前，毛泽东久久地仰望着高大的塔身，感慨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武装在炮火中打出来的。纪念塔造型好，寓意深。”
纪念塔身镶嵌着密密麻麻的各色小石块。梁柏台解释说：“这些小石块，象征着为革命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
毛泽东建议：“纪念塔前要镶嵌一条大字标语——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梁柏台回答，马上通知钱壮飞设计一下！
梁柏台指着五角形的塔座说，“五角形塔座将嵌镶十块石碑，九块是领导题词，一块是建筑标志。到现在为止，只有博古、洛甫（张闻天）、稼祥三位同志的题词已经写好，还有六位同志没有写来。碑石都已准备好了，就等着刻碑。”
毛泽东请张闻天同志联系一下。
几天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邓发和凯丰的题词先后陆续送来。毛泽东于1934年1月15日题词：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争中，许多同志光荣地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题词是：
世界工农群众，永远地记着，这是革命先烈的遗迹。
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题词是：
红军烈士们的英勇血迹，凝结成铁的红军不可战胜的力量，写下了国内战争光荣的历史，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烈火当中，我们要继续烈士的牺牲精神，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奋斗到底，为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博古题词是：
你们奋斗！你们牺牲！你们冲锋！你们陷阵！
为着人类与世界的光荣！为着苏维埃中国而斗争！
你们的意志是最伟大的解放的旗旌！
你们的姓名刻在工农大众的深心！
让光耀的红星永远闪耀着这个塔顶！
让革命的红旗展招飘扬在中国全境！
张闻天题于1933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他的题词是：
创造一百万的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创造苏维埃的新中国——这是我们对于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勇红色战士们最好的纪念！
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题于1933年的南昌起义纪念节：
烈士的血与肉，消灭数十万的白军，创造了数千里的苏区，你们是我们的模范，你们是我们的英雄，继续你们的牺牲精神，为苏维埃的中国而奋斗到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项英的题词：
我们英勇的烈士，是中国革命的先锋，他们为着工农阶级的解放，为着拥护苏维埃共和邦，高举红旗拼命杀敌，粉碎了敌人几次进攻，消灭数万敌军，这是人类光荣的牺牲！
起来！起来！！工农同志们，继续烈士的精神，武装加入战争，创造百万铁的红军，彻底消灭阶级的敌人！
战争！战争！！这是阶级的最后战争，我们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的题词：
红军烈士纪念塔
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是反帝的土地革命中所产生和壮大起来的，他是中国工农自己的武装，他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的基本的武装力量。红军指战员和战士——工农国家觉悟的男儿——担负着解放中国工农和保护苏维埃政权的伟大事业的责任！用鲜红的热血所创造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广大的领土上建立起来，红军烈士塔，就是英勇牺牲的红色战士的热血的结晶，他们（的）光荣将永久在苏维埃的领土内照耀着，在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心坎中照耀，这个灯塔指示着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你们朝着我来！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题词：
红军烈士纪念塔
已牺牲的战士们：你们的生命肉体虽然牺牲了，你们的精神却永远存在，广大的工农群众正继续你们的精神而斗争！
已牺牲的战士们：为了无产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你们抛掷了头颅和热血——苏维埃的旗帜已遍在全中国的东南西北！
已牺牲的战士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到崩溃死亡，它对苏维埃红军的“围剿”“进攻”已被打得粉碎。这是你们不可磨灭的勋绩，和牺牲的代价。
已牺牲的战士们：你们的热血已灿烂的开成革命之花，未死的同志们正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我们一起把最后一滴血来为苏维埃的胜利而牺牲！
九块题词和一块标志碑，除博古、邓发的题词横排外，其它均为竖排。二苏大开幕前夕，九块石碑终于凿刻完毕。最后，石匠师傅在建筑标志碑凿刻上：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建立
工程总指导者梁柏台
工程设计者钱壮飞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兴工
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一日落成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反扑至此，陈诚在这个塔下徘徊良久：为什么国民党抓个壮丁那么难；而面对共产党，老百姓却争先恐后献出了儿子贡出了郎。他从各个角度给纪念塔拍下了照片，然后命令把六大工程全部拆除或炸毁（《举世目光堪纪盛》，2011年5月26日《吉林日报》“东北风”周刊）。烈士纪念塔被彻底炸毁后，即便是剩余的废墟，也有重兵把守。叶坪村的一位谢大娘，小儿子为革命牺牲，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废墟中找到一块完整的“烈”字石碑，偷偷与家人抬回家里，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瑞金这个当年人口不过24万的南方小县，就有近5万人参加了红军，其中，为革命捐躯的有名有姓烈士多达17166人。在镌刻着万余英雄名字的碑廊上，有的烈士只不过留下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王四月生”、“张二月生”等等，因为他们跟红军走时太小，甚至连学名还未来得及请人起。
瑞金乡亲清楚记得，就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建成8个月之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出发，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征途。在洒泪惜别的人流里，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房东大娘。60岁的老大娘3个儿子都送去参加红军了，其中两个儿子已光荣牺牲，老人来这里是为想看一眼惟一还在队伍里的儿子。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随手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包着的是两块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收下红薯，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便踏上迢迢征途。其实，这时老人惟一的儿子刚刚牺牲。
同样在四团当团长的耿飚，在惜别乡亲时，那情景更让人难忘。一位送行的大娘紧紧攥住耿飚的手，她觉得眼前的耿飚就是5年前参加红军失去音信的儿子，大娘身旁的儿媳妇也觉得，怎么看怎么像自己没了消息的丈夫。然而，耿飚一开口说话，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立即让两人大失所望。其实，老人的儿子已牺牲在反“围剿”作战中，只是因部队被打散未能将消息及时通知烈士的家人。据说几十年后耿飚还时时为之懊悔，怪自己那口浓浓的湖南腔，为什么就不能给红塔下的婆媳留一分等待的期盼和念想呢（陈先义：《红军烈士纪念塔下苏区儿女流血牺牲的动人故事》，原载《解放军报》）。
其实，像这样参加红军走后血洒战场又杳无音信的故事，在瑞金，在老区，可以说数不胜数。如今，这座红军烈士纪念塔，便成了成千上万的红军亲属们，对亲人的缅怀之地。烈士塔的每颗石子上，附着的都是烈士的英魂。每年清明，成千上万的老人、青年、学生从四面八方前来这里祭奠，这里寄托着苏区人民对英烈们深情的思念，这里叙说着苏区儿女流血牺牲的动人故事，这里有永远讲不完的红军话题。红军烈士纪念塔——一座老区人民的精神图腾。
１９５５年，烈士纪念塔在遗址上按原貌修复重建，谢大娘闻讯把这个“烈”字献了出来。有人不解地问谢大娘，为什么当年冒着杀头危险，去收藏这块石碑。谢大娘回答：“小儿子走得匆忙，我来不及看他最后一眼，就下决心一定要背‘他’背回家中。”
现在，纪念塔塔身是朱红色的，浸染着烈士的鲜血。那些轻扬着黑发的青春的头颅，在罪恶的子弹面前昂扬着。他们的生命，一点点地成为青铜的文字，青铜铸就的玫瑰与荆棘。
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的安排，现在人们的目光总要越过六大工程，穿过历史的风烟，聚焦于北京天安门前。
从叶坪红军广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从红军烈士纪念塔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从红军检阅台到天安门城楼，从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到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它们之间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似乎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噫，这里的红军广场，不就是天安门广场；这里的红军检阅台，不就是天安门城楼；红军检阅台正对面的红军烈士纪念塔，不就是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红军广场有“一苏大会会场”、“公略亭”、“博生堡”，不就是天安门广场四周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红军检阅台后边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旧居，不就是天安门右侧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