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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及其所辖的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省军区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省军区的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团；福建省军区的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省军区的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加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共约16万人，连同政府机关、伤病员，共约3万人。
中共中央分局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项英和中央分局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峻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项英在1月30日电文中提出：“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同时提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但“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我们行动必须根据全国形势与中央总方针决定，否则易于错误，影响工作前途。”
到1935年2月，留守部队再不突围，就可能全军覆灭。4日已是乙亥年大年初一。北风呼啸，寒冷刺骨，项英等人铁青着脸，张望着四周铁桶般的大山，苦苦等着上级回电。翌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再次向党中央报告了分兵突围的两个意见：“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在此期间，中央分局召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央苏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另一种意见是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向湘赣、闽赣等地活动，中央分局领导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立刻答复，“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中央苏区的形势真是到了万万火急的地步。（姜廷玉：《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率中央红军长征后，很少与中央苏区联系，中央分局多次请示，也未予答复。遵义会议前，虽说战争紧迫，但正如项英致中央电报中所说：“虽因行军作战忙，绝不是无复电的时间与机会。”这种无指示、无回电、无布置的情况，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央苏区和各苏区的战略转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但常委尚未重新分工，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责。所以，中央仍是对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无指示、无回电、无布置。（姜廷玉：《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由于多次电报请示，一直得不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中央军区还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方针，下属各军区也还没有充分的分散游击的准备。于是，赣南军区指挥独立第六团与粤军优势兵力激战；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部队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4个师围困，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宁都瑞金边境敌军1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400余人；红二十四师与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及赣南地方武装共5000多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一两个营，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甚重，退兵休整。这时，项英下了决心。他要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可是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叫不通了。“指示”无法下达。1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阴云四合，国民党军四面围困，还沿贡水的于都、会昌段两头挺进，企图压缩红军于贡水东北狭小地区一举歼灭。此时是突围疏散的最后时机，早一天就能多突围一些人。（《陈毅传》）
２月４日，虽是乙亥年的大年初一，但部队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项英再次电告中央，敌军正抓紧构建封锁钱，企图将苏区红军锁定在西江、宽田、黄龙一线，中央苏区到了最危急的关头。直等到日落西山，仍等不来中央的回电。项英等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眉头的结越锁越紧。
“老项，吃饭吧！事情最急，饭总是要吃的。你不吃，谢大嫂一家也等着不能吃。”挺着大肚子的张亮柔声地招呼着项英。项英叹了口气走向饭桌，一大钵黄元米果飘散着诱人的香味。黄元米果是赣南的一种客家食品，金黄色中夹杂着葱绿的蒜叶，扑鼻的香气使项英感到肚子的饥饿，项英一边招呼着大家，一边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张亮看着项英吃得这么欢，就从自己的碗中夹出几个黄元米果放到项英的碗中。为了这顿新年饭，房东谢招娣足足忙了两天。等到项英和张亮吃好，谢招娣给两人端上了两碗新泡的擂茶，还特地加了一把芝麻。为了感谢好客的房东，张亮挑了几件自己的衣服，还有一些被面和蚊帐送给房东。（《红军留下的女人们》）
张亮与项英一起留学苏联，身材适中，比较丰腴，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司令部副指导员期间，业余时会弹起司令部唯一的那台风琴，当那神奇的木箱飘出悠扬的琴声，人们对张亮投以一种洋气新奇的目光。人们新奇的不仅仅是张亮能弹一手好风琴，她还会吸烟，那种铜制的水烟筒用纸媒点燃，吸起来“呼噜呼噜”直响。虽是副指导员，又是副主席项英的夫人，但张亮生活十分艰苦，吸烟常常捡些豆叶掺着烟骨子吸。
项英的心是沉重的，留下张亮，日益险恶的环境不允许，不久的分娩更成问题；一旦分离，在这战争的年代，动荡的岁月，很可能就是永别。思前想后，还是让张亮和瞿秋白一行去香港或上海，这样相对会安全得多。
夫妻本是同林鸟，灾难临头各自飞。张亮唉声叹气，泪流满面地收拾着行李，已经是清理几遍后舍不得丢弃的物品。她狠狠心，又把一些物品，连同贵重的毛衣也送给了保姆。保姆是瑞金泽覃乡人，她劝张亮不要走，就住到自己的老家，生下孩子再行动，张亮婉言谢绝了她的邀请。
2月5日的“扎西会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当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并给“项转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要求中央分局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实行战略转变。电报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最后指出：“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2月7日，梁柏台根据项英指示，前往赣南省委驻地上坪乡联络，安排分局转移后的落脚处。
2月8日，项英陈毅找来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张亮和邓子恢，作最后的嘱咐。项英说：“目前情况危急，分局决定突围。你们几个去白区工作，从福建、广东去香港。如在香港能接上关系就留在香港，接不上关系就去上海。”
项英对周月林说：“你从小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他们都欢迎你去。”
陈毅插话道：“邓子恢与你们一起出发，好有个照应。但他不去香港上海，是去福建打游击的。”
项英继续对周月林说：“周月林今天就出发，护送一担铁皮文件箱到瑞金武阳山埋藏，就在武阳等候。柏台还没有回来，你看怎么办？”
“不等他了，马上就走！”周月林知道军情紧急，容不得儿女私情，所以回答得干脆利落。
梁柏台9日返回井塘时，周月林已于当日护送一担机密文件刚刚离开。没机会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来不及相约两人重逢的归期。
那天晚上，项英很迟才回到家中，张亮还没有入睡。一看到寒夜归来的项英，张亮连忙站了起来，给项英倒上了盆热气腾腾的开水，好让项英洗脸洗脚暖和暖和。
“让你们先走，是保护你们。我们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环境将会变得更加艰苦和残酷。”项英把张亮轻轻地揽在怀里，继续说，“你跟秋白、叔衡他们一起走，加上月林又搞过医务工作，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如果到了上海，一方面做地下工作，一方面还好和女儿团聚。”
“老项，我们相识相恋到结婚，却是聚少离多。我走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护自己，我们都需要你。”张亮拉过项的手，按在自己隆起的腹部。
“好的，我会的。我更担心你们的安全，你毕竟有孕在身。”项英看着张亮，张亮即使有孕，也还是那样漂亮，柳眉、亮眼、脸白、唇红，还有那眼角的泪花，项英心底涌起无限的柔情。
2月10日，瞿秋白、何叔衡、张亮和邓子恢从井塘出发开始转移。中央分局发给每个人100元港币和若干黄金，由何叔衡统一保管。并派出一个警卫排，负责护送到闽西。数日后到武阳山与周月林会合，周月林与梁柏台没有作最后的话别。
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为了不被敌人封锁在于会河（贡水）北岸，当机立断，不等中央有关“决议详情”下达，立即向于都南部转移。
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这个指示电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苏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环境的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是不应该的，对游击战争从[的]坚持性（认识）不足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必须首先把[对]这一斗争胜利前途的坚信放在你们及全体同志心目中。”
决议详细地谈到游击战争的组织与斗争方式，“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遍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中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同时普遍发动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领导机关亦然。”要“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工作，你们都应该设法去建立”。中央在电报的最后强调指出：“目前正是困难与胜利的［分］水界，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坚持到底，争取党的路线的胜利。”（《江西党史资料》第2辑，第117—119页）
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给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红军和游击队被围困在深山密林里，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生活极其困苦。红军和游击队没有粮食吃，只得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许多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几乎没有住过房屋、脱过衣、离过枪睡觉，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的“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野营已自无帐篷，大树遮身待天明。”红军和游击队不仅要同饥饿寒冷作斗争，还要忍受疾病的折磨，一些伤员因无药得不到救治而牺牲。
对于自己没有及时转变战略方针造成的失误，项英深感痛心。1937年12月，项英在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书面汇报《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曾这样写道：
当着野战军(指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主力)由南方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广东军队全部向广东边境撤退，南方大块地区都空出来了，最有利于我们的发展，特别是开展以后游击战争新的基础。虽然我们当时对于这一有利时机非常重视，曾动员一部分武装力量和工作人员到安远信丰一带，去争取这一地区。可是我们的主力和基干部队仍然集结在“三角地区”周围作消极的防御，没有转向这一带实行进攻，消灭这一带地主武装，争取群众造成将来开展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据地，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失策，也是我们在第一个阶段中转变的最大的关节，影响了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由于在战略上及整个军事方针上不能及时彻底转变，等到敌人新的进攻到来，在遭受不断打击中感觉自己的错误而力求转变的时候，在空间时间上都来不及了。而表现手慌脚乱而遭受了最大的损失，这种损失是我们最悲痛的损失!是我们不能忘掉的血的教训!
在向党中央汇报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历史时，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项英的可贵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