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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照相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打开相册，有关童年的相片只有唯一的一张黑白1寸免冠照。它是我拿着初中毕业证书上的相片，特意让照相馆为之翻拍的。记得1978年7月的一天，十六岁（没有参加学校统一延长半学期的补习，提前毕业回家务农）的我，从王家村赶到斯木河母校，参加77届毕业典礼。学校从县城请来摄影师为师生拍摄了集体照后，再为每个学生拍了一张1寸免冠照。没想到，正是这张毕业照，如今成了我童年唯一的回忆和珍藏。
其实，在我的记忆深处，还有一次“全家福”的照相经历。1973年，十一岁的我和一家人居住在背后村祠堂边上。邻居是位下放干部，名叫杨莉英。我和妹妹喊她杨阿姨。 她四十来岁，脸儿白白净净的，带着一副精致的金丝边眼镜。有人说她是作家陈登科的妻子（有待考证）。杨阿姨身边有一儿一女，都跟她姓杨。村里人好事，仅凭这点迹象就猜测她是离了婚的女人。我们小毛孩，那时不晓得下放干部是怎么回事。只晓得村里人都不太愿意接近她，说她是“右派”，“下放”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娘觉得杨阿姨是好人。我和妹妹好几次发高烧没钱去公社卫生院看病，都亏她向我们家伸出了援助之手。
放暑假的一天，我光着臂膀正在田间递稻把——充当大人脱稻穗的助手。忽然妹妹像兔子似地跑来，气喘吁吁地叫我赶快回去一下，说杨阿姨从县城回来，带了照相机要为我们一家人照相。我一听照相，简直比过年穿新衣还要兴奋。慌忙扔下手中的稻把，从烂泥田里窜上田埂，拉着妹妹的手飞也似地跑回村子。这时候，父亲、娘和杨阿姨早已在道坦上等我们了。旁边还围观着数十个邻居伸着脑袋在看热闹。父亲从家中搬出一条长板凳与娘并排坐着，娘怀里抱着吃奶的弟弟。我和妹妹紧靠父母前面，一左一右站着。杨阿姨这天心情特别好，金丝边眼镜后面笑容可掬，胸前挂着个小小的泛着亮光的黑匣子。她身子忽蹲忽弓，双手捧起黑匣子，金丝眼镜不时地凑上去，左瞧瞧右瞧瞧，似乎感觉哪里不好，便直起腰走上前把我和妹妹摆了摆，叫我娘把头抬高点。然后可能觉得背景不好看，又让我们一家人站起来，将凳子换个位置，这样背景就有了村后的一片竹林。杨阿姨折腾了好一会儿，满意地说：“笑一笑，笑一笑，看着我，不要眨眼睛，一、二、三……”只见黑匣子灯光一闪，便听到“咔嚓”一声响。当杨阿姨直起腰来笑嘻嘻地说好了的时候，我还愣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感觉不过瘾。
几天后，杨阿姨去了一趟县城，回来之后把洗出来的照片送了一张给娘。再不久，她一家人搬走了，听说她被“平反”了，回省城工作了。从此，她再也没有在背后村出现过。只是娘还经常惦念杨阿姨的好，说她虽然是城里的下放干部，不像村里一些宽裕人家，看不起贫困户。
这是一张我童年唯一的“全家福”。黑白照片上，父亲三十六岁，身强力壮，憨笑；娘三十岁，扎着两只辫子，脸蛋儿特别的清瘦，朴素的笑容里夹杂着诸多的无奈；咿呀学语的弟弟躺在娘的怀里，手上抱着葫芦球在啃；妹妹穿着细花格子短袖衫，小花猫似的脸蛋儿笑得像杜鹃花一样灿烂，嘴唇旁的那个小酒窝着实可爱；我光着胳膊，人像吃了蜜似的，瞪着大眼，精神抖擞。特别难忘的是，那时我颈脖上戴着一条银项圈（实际上是铝合金的）。因为娘相信算命，用它来拴住我，怕我有什么闪失。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我当时特别激动和慌乱，竟然忘了把腿上的泥巴洗洗干净。相片上的我简直是个“泥腿子”。 也许，这是杨阿姨为了她的艺术效果而故意疏忽的吧。
令人遗憾并为之惋惜的是，那时家人不大懂得相片应该如何妥善保存。虽然娘后来托木工师傅做了只相框，把相片夹在玻璃后面挂在堂屋墙上。然而若干年后，相片因受潮发霉变得模糊不清，最终变成一张不堪目睹的废胶片……
岁月蹉跎。如今父母早已年迈，却因性情不合而各自为家。我和妹妹、弟弟天南地北聚少离多，真乃是“少时是兄弟，长大各乡里”。加之各自都为家庭生活重担而终日忙忙碌碌，昔日间的兄妹亲情因我几起家境变故而日渐淡泊疏远。因而，每每回忆起儿时那张唯一的“全家福”相片时，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酸涩。尽管如此，但30多年前年少的我打着赤脚第一次为能够照相，在田间小路上拉着妹妹的手兴奋地奔跑着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还有那位带着精致的金丝边眼镜、双手捧着一个黑匣子相机的杨阿姨，对着我们说“笑一笑，笑一笑，看着我，不要眨眼睛，一、二、三……”那个令我激动不已的场景，至今依然时常在我心中荡漾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