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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唯一供五口之家生存的三间不足50平米的砖瓦房，因为是村上老祠堂的厢房，年久失修，眼看摇摇欲坠。那会儿，我已十五岁，妹妹十四岁，弟弟七岁，面对三个身板如雨后春笋般节节拔高的孩子，母亲咬紧牙关，终于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盖房！
盖房首先需要地基。所幸的是那会儿地基不需要花钱。只要不占用集体耕地和农田，队长就不会为难人。母亲相中了王家村祠堂后面的一块废墟，因为地段属于村落边角，又紧挨着山坡，终日阳光稀少，队长点头做个顺手人情，同意母亲在那儿建房。
母亲建房的心情是迫切的。但母亲毕竟是女人。建房需要石头，需要木材，需要人力，母亲既操心又劳累。父亲是个非常懒惰的人。他怕建房，说白了就是怕吃苦。队长批给俺家十棵松树，母亲好说歹说，并请了几个帮工，父亲才牢骚满腹地去凤山伐木。母亲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忍气吞声。
那会儿乡下人建房，可根据家庭经济实力量身打造。大致可分为三个档次：一是家底厚实的人家砌砖墙；二是家底薄但劳力壮的人家垒石头墙；三是既无家底又无劳力的人家夯土墙。父亲虽有一身好力气，但懒惰成性的他只好选择土墙。所谓土墙，其实只是泥土就地取材节省建材成本而已，而夯土墙绝对是个技术活。当那泥墙一层层往上加且越高越费力时，也就特别需要劳力和帮手。父亲只干了两天活就发脾气，说自己身体吃不消，都是受儿女的罪，要不然他也不用盖什么房子。母亲生气道：那你干嘛要结婚？为何不一个人过？父亲气得扔下工具，转过屁股就不见人影。母亲一筹莫展。打土墙关键要赶天气，晴天墙体水分干得快，才能往上砌得高，如果遇上阴雨天，或是寒冷冰冻，土墙就有随时倒塌的危险，就会前功尽弃。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母亲以泪洗面进退两难时，廖叔出现在我们家大门前。他本来是上我家玩，呆半天就走，可是他一听说我家正在建房子，就多住了几天，帮父亲上山砍伐木料。知道打土墙缺少人手时，他特意回了一趟陵阳的家，带上五六个亲朋好友上我家做义工。在廖叔的鼎力帮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家三间土墙新房终于盖瓦结顶了。
其实，廖叔与我们家非亲非故，原本也不相识。事情得从1968年冬天说起，父亲和廖叔在考嵌河架高压线时认识的。那会儿正好两人分在同一个班组，主要任务是给工程队当搬运工，将一根根又粗又重的水泥电线杆或高压线相关设备，抬扛或背运抵达至崇山峻岭之中。因为父亲脾气倔强，得罪了工程队领班的队长，因而粮票（伙食费）遭到克扣，是廖叔站出来替父亲打抱不平。后来架线工程结束了，廖叔跟父亲仍然像兄弟一样常来常往。因为他年龄比父亲小几岁，我和妹妹弟弟都顺其自然地喊他为廖叔。
第一次见到廖叔，是在我十四岁那年冬天。有天，我在背后村石壁上砍柴，不小心从悬崖上摔了下来，幸好上帝保佑，大难不死，只是一只脚严重骨折，走路一瘸一拐。母亲为此愁眉不展，不治吧，我小小年纪，落下终身残疾怎么是好？治吧？钱在哪里？这时父亲把我送到二十里外的陵阳镇廖叔家。
廖叔家在陵阳镇老街桥头边，临街傍溪，矮矮的石头墙，伸手都能够到屋檐上的瓦片，进门得低着头，不然房檐会碰着额头。千万别小瞧这石头屋，它可是廖叔婚后白手起家的杰作。它虽然简陋，但却能够为廖叔四口之家遮风避雨，抵御酷暑严寒。
我的脚属于扭伤，治疗的关键是疏通筋脉。廖叔的医术强项是跌打损伤，自然我这点扭伤对他来说是手到病除。他自开中药方，跑到街上中药铺里买回几贴中药。每天熬一贴，嘱我将药汤喝干净，说是有活血通筋之效。他白天要到生产队做工，晚上回家睡觉前要给我推拿近半个钟头。经过廖叔细心治疗，三天后我就能正常走路。我要回家，怕牛没人放母亲要责怪。廖叔不许，说再住两天，直到我的脚完全好了，他才放心让我回家。临走时，我突然恋恋不舍。因为呆在廖叔家这几天，比呆在自家要自由快乐得多。廖叔八岁的儿子灵灵，和六岁的女儿珍珍，都视我为一家人，总是亲热地叫我“哥哥”。 廖婶也是一个热心肠的女人，对我也像对自己家孩子一样疼爱。
母亲常常念叨廖叔的恩情，说如果不是他，那次春儿恐怕难逃劫难。春儿是弟弟的小名。弟弟一岁那年，一次浑身抽搐，高烧不止。南阳湾虽有个卫生院，但唯一的张医生却说自己不会治小孩抽搐的毛病。娘哭哭啼啼，求父亲去找廖叔。那是七月，老天好久不落雨，田里的中稻及晚稻禾都快要干枯了，有些稻禾划根火柴就会点着。父亲找到廖叔时他正在同几个社员抗旱——用水车将小溪里水引到稻田里。那水车转轴是脚踏式，要两个人同时不停地踩才能持续作业。廖叔已经踩了两天一夜，双眼都熬红了，两只脚板都浮肿了。当父亲向廖叔吞吞吐吐说明来意时，他立马向队长请了假，随父亲步行二十余里路，来到南阳湾王家村破旧的祠堂里。母亲说，说来也奇怪，廖叔一进门就疲倦地躺在竹床上，并不急于给弟弟看病，母亲虽然焦急万分，但看到他疲惫不堪的样子，又不好意思催促。然而，廖叔虽然躺在竹床上昏睡，但弟弟抽搐的身体却明显地安静起来。
廖叔太疲惫了，一觉睡了两个多钟头才醒过来，之后将一副膏药贴在弟弟的肚挤眼上，弟弟终于在母亲怀里津津有味地吃奶，不再哭闹了。我问母亲，廖叔对弟弟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母亲摇了摇头说她也不清楚。后来在我好奇地追问下，廖叔告诉我说那是他身上带的祖传秘方的麝香膏，当时就剩下最后两帖了。
廖叔在帮我家盖房子期间，睡在陈氏祠堂小阁楼上。我就天天跟他睡，目的是为了听他讲故事。廖叔肚子里的故事特别多。他讲薛荣贵如何闯东京，讲薛丁山如何闯西都，讲卖油郎如何独占花魁女；还讲许许多多各种版本的公子进京赶考落难，后又如何艳遇贵族小姐相救的美丽动人故事，要不再讲江湖好汉如何杀富济贫的故事。我那时还是懵懂少年，当然不懂爱情，也不明白什么江湖演义，只是觉得廖叔的故事特别好听。因为廖叔的故事有点像章回小说，悬念不断，引人入胜，加上廖叔讲故事时像个说书人，总是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不同的人物他会模仿不同声调和语气，让人犹如身临其境。那些日子，听廖叔讲故事是我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后来我甚至怀疑自己爱好文学写作，也许就是廖叔在我少年的心坎上播撒了文学的种子吧。
廖叔帮我家盖房子那会儿才三十七、八岁。让我不明白的事是，他虽然会为别人治疗跌打损伤，为什么却不会治自己身体上的伤？有几天下雨，打土墙的活只好暂且停工。跟他一起来的几个朋友都围着桌子打牌，他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趴在床上，叫我给他捶背，并且要求我往死里用力。他的背又厚又硬。我使出浑身力气他还嫌抓痒痒。我问廖叔为什么会这么痛？他淡淡地说被人家打的。我心想，有谁会跟廖叔过不去呢？廖叔看我怀疑的目光，就简单告诉了我有关他的一些人生故事：廖叔的母亲民国时期毕业于南京某著名大学，精通医学，且会麻易相术。廖氏家族是武术世家，廖叔的父亲从小习武，武艺高强，且精通跌打损伤之类的医术。解放后，父母双双被打成“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期间，廖叔因曾经出演过古装戏剧小生，性格又倔强，在红卫兵造反派面前说了句“老子只是唱戏，又不是反革命”而被红卫兵揪出来批斗。红卫兵打人的手法十分狠毒，用绳子将廖叔吊起来，像痛打落水狗那样对其身体用棍棒猛击。
知道廖叔会武艺后我很兴奋，就天天缠着他教我练武。廖叔看我人长得精瘦，担心我习武吃不了苦头，就叫我试着从基本的“蹲马步”开始练习。那几日，天蒙蒙亮我就起床，憋着小便，一个人悄悄躲到屋后柏树下面蹲马步。这蹲马步看似简单，双手握拳、叉腰，挺胸屈膝，双目平视前方，可是关键在于屈膝时的忍耐力，因为那种酸痛是不可言语的。我大概坚持了五六天，终因受不了那种酸痛的煎熬就自动放弃了。廖叔说，练武，其实练的是毅力和恒心，做人做事如果缺乏毅力，不能坚持是不会成功的。廖叔的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后来，我渐渐长大，村里也开始土地承包到户。不知是生活所困，还是身体欠佳，廖叔跟我们家的交往越来越少。有次去陵阳街办事，正好路过老桥头，却不见廖叔家的石头房子。后来才知道廖叔一家人搬走了。
2011年国庆节期间，母亲来温州住了几天。在同母亲聊天时无意聊到廖叔，母亲说廖叔去世了。当时我心微微震了一下。离开故乡近二十年了，故乡及童年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如过眼云烟，不见踪影，但廖叔的音容笑貌依然存活在我的心中。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仿佛真切地感到有一双慈祥睿智的眼睛正微笑着看我，好像在说，小鬼，你还愿听叔叔讲故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