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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终日在喧嚣迷乱的城市间奔波，深感身心疲惫不堪。夜阑人静，骨子里越来越思念故乡及童年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尽管有的清晰有的模糊，但怀念和回忆成了生命不断延续的一种象征。譬如此刻，我突然莫名其妙并毫无缘由地想起了福生。
1986年，父母提出分家。其时我二十四岁，与红霞结婚才一年多，瑞儿在他妈妈肚子里大约七个来月。分家后，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盖房子。为了早日实现盖房梦，每年我都搞六亩多田的双季水稻，增加点收入。因自家的稻田在小烟囱的山洼里，坡坡坎坎，农忙时节，若将笨重的农具抬到稻田或是将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都非常吃力。红霞是个勤劳能干的女人，插秧、割稻都是好帮手，但一台脱粒机三百多斤重，我一人如何扛到田间？怀有身孕的她是无能为力的。每当这个节骨眼上我只好去找福生帮衬。福生干活，老实卖力，不投机取巧。更重要的是，对于我的求助他总是有求必应。让人心生感激。
福生的家，住在背后村月亮塘南山坡上。我的童年，九至十五岁时随一家人在背后村祠堂前两间仓库艰难度日。于是我便和福生相处了六年之久，是最要好的伙伴。我放一头小黄牛，福生放一头黑水牛。那会儿，王家村和背后村小伙伴加起来有十几个人。家境贫富不均。比如阿喜，他老爸是会计他就不用放牛、砍柴。阿喜瞧不起我和福生，我和福生自然跟他玩不到一块。我和福生好像是亲兄弟，有时为了不相干的事也会争吵，但从来没有隔夜仇。下雨天放牛，淋雨是自然的事情，老是将一顶湿漉漉的笨重的斗笠戴着头上很难受。我跟福生一合计，在后山竹园里、张屋茅草岗上搭建几间茅草棚。此后我们在野外放牛就有“家”可归，就不怕日晒雨淋。
我和福生都无比疼爱牛。每当看着牛栏里粪便湿漉漉时就感觉自己尿了床一样不舒服，放学回来就会自觉地割几大筐青草，将牛栏弄得清清爽爽。我和福生也曾有过关于未来梦想的讨论。我说我崇拜解放军，长大了一定要参军。福生瞪着眼睛呆呆地望着我，那羡慕的眼神好像我真的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半晌，他耷拉着脑袋喃喃自语，说自己长大了如果能学个木工手艺，会打家具，会盖房子，不愁吃不愁穿就知足了。
我知道，不是福生没志向，而是参军的事他做梦都不敢想。他爷爷是村里“四类分子”，懂事的福生当然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记得有回生产大队革委会在梅田村学校大礼堂里召开批判“走资派”大会，为了烘托大会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学校停课，祠堂天井四周坐满了凑热闹的学生娃。那年月，生产大队开批判大会好像比种田还重要，每次会议结束时，都得将好几个“四类分子”押上主席台，高喊口号批斗一番。这种把戏被称之为大会高潮，或曰 压轴戏。那次福生的爷爷也在其中。福生当时就坐在我旁边，他始终低着头。事后，阿喜在班上向大家公开了这个秘密，同学们就用异样的眼神盯着福生。福生从此不间断地逃学。
福生和我同一个属相，都是兔子。我比他大一个月零三天。但他的命运比我更苦涩。因为他娘是个疯子。我那时家境虽说一贫如洗，但我有善良勤劳的母亲的呵护。俗话说，宁愿失去做官的父，也不能失去要饭的娘。家里再穷，逢年过节母亲都会给我和弟妹做一双新布鞋，想法子弄一套新衣服。而福生他却享受不到人世间的母爱。
福生的娘是怎么发疯的呢？我那时小，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据说是为孩子的事。她娘家是上村人，嫁给福生爹后，前后生了五个孩子，只有长子福生健康成长，往后生的几个孩子不知何故都不幸夭折了。作为母亲没有什么比自己的骨肉离去更让人伤痛。福生娘发疯的时候我见过，她坐在地上吃生辣椒蒂子，有时还大口大口地吃泥巴。让人既害怕又同情。
福生爹本是个憨厚本分的庄稼汉，自从妻子疯了，屎尿长期拉在身上，家里又臭又脏，他有时被气得恼怒了，就将疯子女人往死里打。打过之后将她锁在房间里，不给她吃不给她喝。但她最终还是将门锁撬坏，又像幽灵一样在村落时隐时现。一个雨雪天，她淹死在村前的月亮塘里，当人们将她尸体打捞上岸的时候，她的手心还捏着一截萝卜菜头。这一年，福生才十三岁。此后他辍学回家，成了生产队一名正式的劳力。
福生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强壮小伙子，也该找个姑娘一起过日子了。这时候政治气候已经变暖，他爷爷是“四类分子”的事人们开始淡忘。或许是没有娘的原因，两个男人的家里总是显得乱七八糟，房子又破又旧，生活条件差。福生曾经的理想是学门木工手艺，也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学成。但他人很聪明，竟然无师自通会一些简单的圆木活，左邻右舍需要盆啊、桶啊什么的，都喜欢找他。也就是说，福生人长得不帅，但聪明能干，成家应该不难。谁知，远村近邻的姑娘们都很现实，没有人把福生放在心上。26岁那年，福生爱上了邻村的一个姑娘。那姑娘相貌平平，识字不多。在外人眼中两人正好般配。福生一有空就往姑娘家跑，见活就干，挑水、种地、砍柴，忙得不亦乐乎。那姑娘见福生勤快，心地善良，也动了芳心，还悄悄给他做了一双布鞋。可惜好景不长，姑娘父母嫌福生家境贫困，百般阻挠。福生知难而退，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成为别人的新娘。
早年，我也曾建议福生和我一道外出打工。我说，你在城里随便找个普工活，也比守着那几亩地强啊！福生说，这个俺晓得，可是老头子六七十岁了，风湿病越来越严重，如果俺不在身边他恐怕连饭也糊不上嘴啊！福生孝心至上，让人感动，我也就不好多劝。后来我差不多隔两三年才回老家一趟，跟福生联系越来越少了。前几年回家，听说他在矿山当小老板了。从2000年开始，家乡南阳湾开矿火热起来。村前屋后的山坡被炸成无数的黑洞，千疮百孔像一座庞大的蜂窝。福生所谓当小老板，其实只是二包头，也就是从大老板手上接了点炮眼的活。在老家管点炮眼叫“死了没埋”。不难想像这活有多么的危险。既然危险，收入当然也很可观。穷了半辈子的福生，在矿山干了不到3年，口袋就鼓得不得了。有了钱的他，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祖上留下来的三间老房子推倒，原地新建了二层小楼，家中也添置了沙发电视机等高档家俱。遗憾的是房子才建到一半，他患风湿病的老爸就撒手西去，没福气享受儿子的新宅。有人见福生时来运转发财了，就忙碌着为他做红娘，三天两头带姑娘来跟他相亲。福生也很想家中有个女人，跟他见过面的，不管事成与否，他都摆上一桌酒，热情地招待，姑娘走时，他都会大方地递一个红包。有人说福生这么大把的花钱，是想老婆想疯了。有一回，有个媒人带来几个贵州姑娘让福生挑选。有了前几次相亲失败的教训，福生挑了个看上去本分一点的。他说自己年纪一大把了，配不上漂亮的。再说漂亮女人靠不住。姑娘在福生家住了一夜，第二天跟他说老家父母得了肝病，福生就拿出一万块钱让姑娘寄回家。结果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本分的姑娘住了三天，借口到街上买衣服时就消失得无踪无影。
福生在矿山发了财，但讨老婆一直花冤枉钱，这些事情是我春节回家探亲时才听说的。尽管我和福生从小是放牛的伙伴，但时过境迁，有些话我还是不便直说。我怕自己善意的提醒反而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2003年春节，有天我和往常一样把福生请到家中喝酒、叙旧。福生喝酒向来不会客套，几杯下去已是红光满面。福生说：“傅东，你在温州打工这么久，还把俺当兄弟吗？”我问此话怎讲？福生说：“你怎么从来不问俺我这些年生活得怎么样呢？”我笑道：“你难道不怕俺开口跟你借钱？现在村里三岁小孩都知道你发了呀！”福生沉着脸，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说：“别人可以不把俺当兄弟，但你不能。俺福生以前谁不躲着俺？只有你傅东没有。现在别人缠着俺，热心帮俺牵红线，还不是盯着俺的荷包。其实俺干的这活哪是赚钱？分明是拿自己的性命去赌钱啊！这么辛苦赚来的钱，俺为什么大手大脚地花？你当俺真是傻瓜？俺还不是想抬起头来做一回人。是吧？多少年来，俺爷爷、俺老爹还有俺，在村里不都是一直夹着尾巴做人。还有俺娘，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却无钱治病。”福生话到伤心处，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竟然像个小孩似的泪流满面。
最近一次看到福生是2008年春节。当我走进背后村，走进月亮塘南山坡那间熟悉的屋子时，我差点认不出来了。福生老了，头发蓬松、胡子拉茬，昔日那神气十足的目光，什么时候变得呆滞了。他侧身躺在靠椅里，见了我眉头皱了皱，想笑却像哭。福生出了事故，我是有听说的。但是，当面对眼前这个精神萎靡神情痴呆的男人时，我的心还是感到一阵莫名的酸楚。我弯腰问他身体好点了没有？他摇摇头，艰难地坐起身子，拉着我的手，半响无语，却掉下两行热泪。福生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是偶然也是必然。前面说过，他干的是点炮眼的活。矿洞点爆过后，还得清理悬矿——那些松动的悬而未落吊在头顶上的矿石。它们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以夺去在矿洞作业的民工的生命。因此，排除悬矿成了点炮眼人员必须担负的职责。福生每次点炮眼都不紧张，而排除悬矿时他就非常害怕，担心万一漏了哪颗不起眼的悬矿，洞口里就多了一份安全隐患。出事的那天，他戴着头灯，手握钢钎，正在黑沉沉和矿洞里谨慎作业，不想灾难还是不期而至，头顶上方一块巨大矿石突然坠地，福生身边的同事脑袋当场被压碎……福生由于当时站的位置偏离事故中心有一米多的距离，才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作为童年伙伴，看他现在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我知道，我的那些安慰的话语显得多么空洞无力。
从福生家出来，在村口巧遇满身酒气的村主任阿喜。闲聊了几句后，我问福生的情况，村里能不能给予适当的照顾？阿喜不以为然地说，山村要发展就要有代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在矿山受了伤或者搭上性命，只能自认倒霉……我无言以对。眼下我没有资格责怪阿喜的不是，只是心里很不是滋味。真不敢想像福生以后的生活会是个怎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