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才十七岁。
阳春三月,日子特别漫长。好不容易熬到太阳下山,我终于从一棵粗大的松树上滑落下来,感觉浑身无力,疲惫不堪。师傅捆了一担松树桠,叫我挑下山去。我用肩试了试,双腿颤抖,感觉特别沉。我知道我们所在的山头红火屋来龙山至湾里至少有七、八里路,更何况我从上午就开始一棵接一棵地爬,差不多爬遍了整个山头的松树,早已精疲力尽。之前,师傅曾问过我会不会叼(砍)松桠?我不明就里,逞能说自己十二、三岁就会爬树,而且动作利索得很呢。师傅会心地笑了。这不,我已经连续两天跟着师傅上山叼树桠。我负责爬树把树桠砍下来,他在树下负责削枝捆绑。这些鲜活的树枝又湿又沉,先放在山上干晒一段时间,日后再挑回家。师傅算盘打在头顶上,怕我们空手回家,所以就捆了一大担要我挑回他家。
“师傅,俺挑不动。”我哀求说。
师傅火了:“你一顿饭两大碗吃哪去了?这点力气也没有?”说着,就解开葛藤,抽出几根柴棍子后又重新捆绑上。虽然担子比刚才轻了一些,但对于十七岁而且已经辛苦了一天的我来说,傍晚还得挑着它步行那么远的路,简直是苦不堪言。
那会儿,按着民间流传的习俗,学徒就是学乖。学徒本身没有工钱不说,早晚还得给师傅家干活,好像是天经地义。师傅姓张,三十七岁,人精明,不识字,老家庐江人。在湾里陈氏家做了上门女婿。他白天在生产队编箩筐,我就学着给他打下手。早晚他在地里干活,也必须帮衬。每天很晚我才从湾里收工回到王家村。一天,师傅吩咐我将鸡圈里鸡粪和人工草木灰挑到油菜地里去。从湾里河西街师傅家到河东墩山菜园地来回足足一公里,一担粪肥至少七八十斤重,一天下来,我腰酸背痛,肩膀都肿了起来。傍晚收工时,我在河边清选粪筐,师傅嘱我将他的凉鞋洗一下。结果我不小心把它落在了河边(后来师娘碰巧拾回家)。师傅见我把鞋弄丢了,大发雷霆,气话脏话不绝于耳。我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流着泪说:“师傅对不起,改天我想办法赔你一双。”师傅仍不肯息事宁人:“赔?你拿什么赔?这双鞋是老子花五块钱从县城买来的。你小子赔得起吗?”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哭,可是泪水却止不住一个劲地往外流……
有一天,不堪忍受师傅再三辱骂的我倔强脾气终于爆发,打死我也不去学什么徒了。娘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娘说:“你何不想想?你身体这么瘦,一辈子种田肯定吃不消。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学徒总归只有三年功夫,等吃完了这阵子苦,你不就出头了吗?”
我依然闷着脸一动不动。后来我听到娘一声长长的无奈的叹息。
一星期后,娘又在家里摆了一桌酒。这回请的是毕村篾匠师傅章老四,六十七岁,一脸的络腮胡子,长长的睫毛像黑旋风李逵。章师傅虽没原先张师傅凶狠,但作为徒弟,想学会一门手艺,休想逃过为师傅家干农活这一关。否则,永远也别想学到真本领。从王家村到毕家村相距三里地。我每天一大早就要赶去,先是挑着一担水桶到不远的井里帮师傅家里的水缸灌满,接着不是劈柴禾就是挑猪粪。忙完了这些杂活,我背着竹篮工具跟着师傅去上工(给农户做篾器活儿)。也就是说,我虽然换了一个师傅,但为师傅家做义工仍然是必须的。
或许是师傅曾经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兵遭遇过太多的苦难,在我这个徒弟面前少有温暖的表情。他一天到晚绷着脸,教过的编织方法从来不说第二遍。我也不能问,问了反而会遭质骂,全凭自己慢慢琢磨和领悟。上工的日子,下了班要给师傅盛饭,打洗脸水。用餐时,他规定我不能随便往自个碗里夹鱼肉之类的菜,想吃要看他的脸色行事,他的筷子如果在碗边敲两下,我才能伸出胳臂夹一点点。来年芒种时节到了,师傅不去做工,在家种黄豆。我自然每天都要乖乖去帮工。五月的太阳毒,下午六点多了,我肚子早已饿得咕噜叫,它却不肯躲到西边山峰背后去。师傅家的自留地是在向西的山坡上,我赤着胳膊晒得浑身冒油。两天后我感到后背火辣辣疼痛,全部起了水泡,后来开始脱了一层薄膜一样白皮。秋季,师傅家割稻谷,种油菜,我自然也不能闲着。常常天黑才回家,然后就躺在床上不想动弹。寒冬腊月,天气晴好的话,我还得帮师傅家砍柴禾。山高路陡,我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每天拖着沉重的双脚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砍得一担又一担柴禾下山,直到师傅家后院里柴禾堆成了小山头,才能见到师傅脸上偶尔露出一丝微笑。即便农闲给人家上工,若傍晚收工天色尚早,我也必须要到师傅家忙活一阵。挑大粪、撒肥料、割地埂。
雨雪天气,不能上山砍柴了,师傅才让我跟他去上工。寒冬腊月的一天,我们早上到了东家,师傅在桌子边烤火,喝茶。我从雪地里将一根长长的结着冰块的毛竹搬进屋子,过门槛儿时一不小心滑了一脚,笨重的毛竹从被冻得生痛的手指间滑落,正好砸中了我的脚尖。我怕挨师傅骂,顾不得脚痛,从地上爬起来再次抱起毛竹,当我用篾刀将它破开时,因动作不熟练又用力过猛,毛竹劈开成两爿的一瞬间,锋利的竹片顺着弹力毫不费劲地将我的手掌刺出一道长长的口儿,白嫩嫩的肉沟眨眼泛起了红色的血液来……
中途,我也有过打退堂鼓的念头。可是一想到学徒期间没有多少报酬,一直是娘为我操心,不惜东借西凑前后办了两次拜师宴,逢年过节还要备好烟好酒给师傅送礼,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就只能咬紧牙关。娘也常常教诲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说有了手艺,也不怕娶不到媳妇。”我倒不是个多么听话的孩子,但那时家境实在是一贫如洗,所以娘说的这些道理我就默默记在了心里。
俗话说,说书凭唱功,打篾靠蹲功。这是因为编织箩筐好多的工序都要蹲在地上才方便操作。学徒本质的意义是学技术,而我天天给师傅打下手,凡是蹲在地上的活儿自然是我包了。我常常因连续十多天蹲在地上编篾,双腿又酸又痛,腰杆也伸不直,走起路来像个佝偻的小老头,甚至有时候上茅厕也苦不堪言。而一双白净细弱的手,因为长期劈竹,剖篾、刮篾、编织,手心手背往往是旧的伤口还没结疤,新的伤口又出现了,简直是惨不忍睹。
由于我勤奋好学,又肯吃苦,也渐渐得到师傅的认可。或许是师傅年纪大了爱怀旧,他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也向我讲述他曾经当兵的坎坷经历。师傅说,他年轻时在湾里一户人家做篾匠,突然闯进一帮人,将他五花大绑当壮丁抓了去。师傅跟随胡宗南的嫡系部队南征北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解放前夕在上海吴淞口被解放军俘虏。师傅说,当年回到南阳湾后,才知道他章老四当初是替陈老四上前线卖命,没想到他从战场回来时,陈老四因为肺结核早已见了阎王。这就是命!师傅喜欢看电影。那会儿的电影大多是红色经典,内容和主题自然是一边倒。师傅为此很郁闷,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所服役的部队,为了抗日出生入死立下过汗马功劳。师傅还说,做人不能贪心。他要是贪心,在战场上就算没有被敌人打死,也会被战友乱枪打死。师傅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当时各路残兵败将为补充自己的实力,不惜一切代价相互乱抓军人士兵。有次他亲自俘虏了一名营级军官,人家用怀表和皮鞋向他行贿,但他却不为贵重物品所心动而把人放了。不久,师傅不幸落入对方虎穴时,幸遇那个军官,敬佩师傅是个刚直之人,因而才捡回一条命。
第三年,师傅又收了一名徒弟,我当起了大师兄。尽管师傅在关键技术上非常保守,但我利用晚上在家的空闲自编自习不厌其烦苦苦摸索,终于修成正果。十九岁那年秋天,师傅允许我出师。娘不得不又去向邻居代销店说好话赊一些烟酒、和湾里杀猪佬那儿赊一些猪肉回来,在家里张罗了一大桌谢师宴。此后,我独自给左邻右舍编织竹器。不久我自己也收了一名徒弟,装模作样地体验做师傅的滋味。
1994年,我刚到温州打工那会儿,工作很难找,原因是我没技术没文凭,可是我少年学徒吃苦的精神还在,所以不管是在工地上做小工也好,或是饭店里打杂也好,我都干得非常卖力起劲。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么认为:少年学徒的经历虽然坎坷,但却让我一生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