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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管你信与不信，反正我这个泥腿子包工头当上了作家，不仅拿到了作协会员证，而且还在全国获了奖。
从北京领奖归来，进家还没顾上和妻子亲热几句，便骑上摩托车冲出院门。我必须马上去工地。这十多天，把五十万的劳动大楼工程和十多万零星工地以及自个儿价值二十万的私人楼房建筑，一古脑儿交给手下人管理，能不心急吗？
夕阳如血。晚霞也如血。如血的晚霞从西天漫过来，裹着柔和的晚风吞噬了草原，覆没着县城。
这是河套最古老的一座小县城，狭窄的大街虽说老气横秋，但街两旁的楼房东一栋西一栋地接连出现，给县城带来几分现代气息。
街上车多人多。我驾驶着“雅玛哈”缓慢地向劳动大楼驰去。
劳动大楼是全县当年最大的一处建筑工程。我去京前主体工程已完工，若是傅金柱抓得紧，国庆节前完全可以竣工。
这座大楼座落在十字大街的东北角上，它高大挺拨地耷立在普通的建筑群中，远远望去好似鹤立鸡群。
我当包工头是被生活逼出来的，当初的意图只是为写小说奠定物质基础。当作家是我童年的梦想，是我人生唯一的追求和向往。过去在农村读小学时就阅读了一些中外名著，受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影响最深。为了这句伟大的名言，我几乎把小命搭上。小学毕业那年，正好赶上四清运动，父亲是队里的会计，理所当然地成为“四不清”干部。我政审过不了关，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辍学务农了。枯燥乏味的农村生活很快让我厌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机械地和泥巴打交道，能利用来学习和写作的时间就是我该吃饭睡觉的时间。对于一个只高小毕业而斗胆学习写作的人来说，真是难呀!难于上青天!加之生活贫困，难处更不堪设想，钢笔筒破了用胶布缠了又缠；没钱买稿纸，就在旧书的空白格里打草稿。习作写成往外寄时，必须卖掉几颗鸡蛋买邮票。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整整花了五年时间才写成，记得往《草原》寄时，掏遍全身才找出五分钱，我尴尬地手足无措，正欲索回稿时，那位态度温和的女营业员主动替我垫了邮费。我激动得连声说：“谢谢，谢谢您!”那阵我鼻子发酸。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发酸。处女作发表后，我卖掉一些猪骨头买了几斤水果，去酬谢那位女营业员，谁知她早把此事忘了，瞪着一双疑惑不解的大眼睛审视着我，仿佛我是个图谋不轨的人，让我好不难堪。
我的作品印成铅字登上自治区的头号刊物，沉甸甸的份量轰动了地方，人们对我刮目相看。我被堂而皇之地请进大队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原想在学校会有时间写作的，谁知当教师一样苦一样忙。为了不误人子弟，我得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摊到教学上。暑假，老师们建校或下校田劳动；寒假，老师们被被派到各生产队去抓革命促生产，在累得要死要活的时光中，我的写作搁浅了，直到“四人帮”垮台，盟文联恢复并举行为期一月的创作会，我接到通知后欣喜若狂，这是我难得的机会，我一定不放过。然而，当我把通知书递给校长时，他黑着脸一句话不说，肆无忌惮地挖着粗而黑的鼻孔，眼半睁半闭望向窗外，终于从喉咙管里滚出一串粗野的话来“我管毬不了，你去找大队哇!我这儿要的是教学人才，不是要的创作人才！”说完站起身，冲教导主任吼道：“打铃，下校田劳动。”气老粗，呼呼的，几乎能把我吹出门外去。
时值暑假，我站在校门口打着主意，望着走入校园的教职员工愤懑，委屈，懊恼一齐袭上我的心头，一团猪毛似的东西堵在胸口。不明白校长为什么这般粗暴地对待我。回顾自己任教几年，工作从未出过差错，班级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可这……
校长原是个出色的打鱼汉，学校后面的小河里的鱼们几乎让他逮完。支书是他家的常客，两条鲤鱼一瓶河套陈缸，每每喝得支书醉卧他家，美梦联翩。久而久之，他俩感情甚笃彼此不分你我。他腻歪了打鱼便进学校当了校长。别以为他无德无才，治理学校的本事却绰绰有余。工作起来蛮认真，不管你公子王爷嘎拉搭少爷，不对逮着就骂：“不服气滚蛋！”于是教师们都惧他三分。农村的小知识分子能捞个民办教师算是美差，没人愿意滚蛋，一个个乖乖得像绵羊。学校工作倒也有条不紊，博得了上级的好评。我这个人不识时务，常常得罪校长。有次，校长召集教师们学习，他高一声低一声地读报，把“高擎红旗”的”擎”字毫不犹豫地读成“敬”音，众教师面面相觑。正这时支书腆着大肚子走进来，校长顺手将报纸推至我手上“你来念！”他说罢起身围着支书团团转，又递烟又斟茶，格外殷勤。我接过报纸从头读起，校长读错了的字无疑被我纠正了。满屋子目光“唰”一下集中到校长的脸上。校长的脸陡地黑了，黑得像锅底似的。教师们最怕校长脸黑，赶快收回目光。从那以后，校长见了我脸总是黑的。
我在大队部找到正在开会的大队一班人，将盟文联和县文化局的通知恭恭敬敬地递给支书。支书看后说：“我知道了，县文化局打来过电话，也是让你参加会议的事。去吧！好好干，也许咱这贫穷乡村还出个人才呢！”
“谢谢支书！”我兴奋得几乎跳起来，正欲离去时，忽听支书问：“和校长说了哇？”
“说了，是他让我找您的！”
“说了就行。”
我回到学校后，当着众教师的面对校长说：“大队同意了。”
校长的脸黑成猪肝。我没必要再罗嗦了，掉头去收拾行装。刚转身，背后传来一声吼：“他妈的Ｂ，他们同意要我耍毬？”我回头望了眼他那粗俗不堪的形象，同时看到了众教师神情各异的目光。我明白好多教师都替我捏着把汗。而我行程已定，毫没理会。
我参加创作会归来，刚好开学，校长停了我的课。我问他:“为什么？”
“你目中无人，擅自离校。”他振振有词。
“不是你让我向大队请假的吗？”
“那好！你去找大队哇！”他说罢背着手丢下我走出了办公室。
我去找支书，支书却翻脸不认帐，说我对校长不恭敬，让我回校做检查。我憋着一肚子火回到学校，和校长讲理。校长被我问得恼羞成怒，污言秽语连着串儿往外蹦，惊得众教师瞠目结舌。
我笑了，笑得怪声怪调的。笑毕我说：“尊贵的校长大人，在你手下做事真是一大荣幸，再见了！”我甩下这串话掉头离了学校，回村种地了。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上苍赐予的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我写作的时间，当作家的梦想成了泡影。
农村经济改革之后，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贷款买了台小四轮拖拉机，将全家人连同家产一车拉进了县城。进城后，我与少年时的恋人那仁高娃重逢。那时大包工头赵三正给她单位盖家属房，经那仁高娃的介绍，我到赵三工地拉运。
“干石头街费钱!”那仁高娃这么对我说，这话不假。虽说四轮车苦干一天也挣三十来块的，可阴天雨湿工地便停工，运输不顺手，进项就不理想。一月下来除过油料费、养路费、税务和管理费以及全家人的吃用外，所剩无几。银行贷款却不断地下着崽儿。原想夏季拉运冬月天坐下来写作的设想再度落空。唉！生活像架破车套在我脖子上，我感觉到格外的沉重，顾不了全家的温饱，还谈什么事业？巴尔扎克负债累累却能写出近百部《人间喜剧》，曹雪芹“卖画钱来付酒家!”却创作了举世闻名的《红楼梦》。我崇拜他们，但我无法与伟人们相比，我必须吃饱肚子再写作。人常说：“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发现包工头最能挣钱，于是铤而走险，踏上了冒险的包工生涯。如今，我不仅成为县城里有名的富户，而且利用冬季不能施工的时间，写了不少小说，还在全国获了奖，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从这点说，我的路走对了。
晚霞在一瞬间溜得净光，天边一派灰色，昏黄的暮色沉重地压过来，给人平添几分惆怅。
摩托车离大楼愈近，我的心愈紧张，我发觉今天的大楼工地灰蒙蒙的没有光色，死沉沉地没有动静。脚手架上没了人影，卷扬机一动不动。听不到搅伴机和震动器的轰鸣，也看不见火光四溅的电焊，更听不到技术员那熟悉而尖亮的哨声，整座大楼工地犹如一头僵死的庞大怪兽。我的心往下一沉，糟了！这里一定出事啦!
我跳下“雅玛哈”，快步向工棚走去，听到摩托响，一个驼背夜倌儿从工棚里迎出来。
“刘大爷，工地咋停工啦？”我急切地问。
“噢!是你回来啦？我也不大清楚，停好几天啦！”驼背老人说着咳嗽两声，稠而黄的痰重重地啐在地上，在黄土窝里砸了个坑。
“傅金柱呢？”
“他刚来过，去你楼上了。”他指指北街说。
我围着劳动大楼工地转了一圈儿，虽说停工了，但材料堆放都有头有绪。我嘱咐了刘大爷几句，骑上摩托车狠劲踩下起动杆，“雅玛哈”吐出一串白色烟雾，直奔我的楼房工地。
年初，我掏一万块钱在北街口买下一块地基，用包工五年赚来的钱建了一座三层楼房，面积不算大，价值二十万，眼下工程和劳动大楼一样已进入扫尾阶段。原打算停止了包工后，靠出租楼房养活全家六口人，自己从此坐下安心写作。可是从北京领奖归来后，我的计划在渐渐动摇了，我隐隐感到心中惴惴不安，烦恼，愧疚，抑或还有几会恐惧。这种感觉是因为老作家的一段话而引起的，但眼下我脑海里还犹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更乱，何去何从还有待于进一步深思与定夺。
北街上，人流如潮拥挤不堪。我的楼房是北街上唯一的三层楼，它盘踞在一片民房之中，格外醒目，密密匝匝的脚手架成无数个井字连在一起，从底部一直架到楼顶。脚手架上爬满了做活儿的工人们，卷扬机徐徐向上运动着，搅拌机轰鸣着，楼顶闪烁着电焊机射出的蓝色刺眼的光芒;二楼窗口晃动着安装门窗的木工，底楼门面巳装修完毕；三楼已经见了颜色，油漆工正进出繁忙……装饰工程正紧张地进行着。
繁忙而有秩序的劳动场面，使刚才劳动大楼那边停工给我带来的不悦心情略有安慰。我不得不佩服表兄常占林和技术员傅金柱的能力。他俩是我的得力助手。常占林是个忠厚朴实的壮年人，每天拿固定工资拾块，外加各种劳保福利，待遇优厚很知足，对我忠心不二。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我私人楼房的建筑，其中包括购买材料等。他工作认真细致，把工地管理得井然有序。技术员傅金柱是个大学毕业生，是我从基建局聘请来每月薪水叁佰陆拾块，一样有劳保福利。他分管我所有工地的技术问题，我进京前责成他专门负责劳动大楼工地，其它工地可抽空去指导。
我把摩托车停在街旁，抬头仰望着楼房。街上人流潮水般地涌动，掀起阵阵涛声。不断有熟人从我身旁走过，我不得不与他们寒喧应酬几句。熟悉的人大多用羡慕的目光看我，也有的含卑夷和妒恨。“包工头最能挣钱！”这己成了普遍的说法。是啊!包工头确实能挣钱，我干了五年，挣下一处院子和这座三层楼房。包括五年来全家人的花销，其中也有我的挥霍。包工头赚钱的奥秘，可以说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靠当官儿的送，而不是挣。记得头年承包了小五金厂车间，原总工程量是十万元，没签订合同前就“甩把子”甩给了厂长五千块的好处费。“夹行不取利”，由于我对基建生疏，经营不善管理不佳，又没省得偷工减料，完工后自个儿私下一算帐，嗨!亏了三千。我着了慌，去找厂长，向他诉说苦衷。厂长通情达理，笑眯眯地对我说：“别着急，不是还没结帐吗，你可以在决算时做做文章，另外再加些杂工什么的。”厂长主动提醒了我。看来厂长比我老练。我让技术员把决算尺码放到最大限度，另将桦木椽檩改为松檩松椽，将混合沙浆改为水泥沙浆，等等，再胡指野扯地拉了个长长的杂工报告单，最后决算工程成了十一万三千多元。我好歹挣了一万。怪不得大包工头赵三曾经对人说：“钱不能靠挣，要靠人家送！”这话自有道理。由于我掌握了诸多窍门，第二年包工的形势便大大可观，三十万的工程我便赚了四万，之后几年一年更比一年强。其中除了和一些当宫的同流合污外，还有偷工减料这一招。我曾经细算过这笔帐。十万工程量，若动动手脚，以劣质材料当优质用，买廉价木料当正价上，降低水泥标号，减低沙浆比例……诸如此类的偷工减料，就可以省下五千块材料费。那么五十万元工程便是两万五，这个数目极其辉惶，小觑不得。当然，偷工减料往往会造成工程事故。但我这五年平安无事，因为我在这方面还算掌握着分寸。而赵三工地常出工程事故，去年给劳动局盖家属房，由于偷工减料，有几户人家的雨罩跌落几乎砸死人。
“甩把子”是包工的关键一环。但也必须甩得有技巧，甩得有分寸。倘若不问青红皂白往出甩，反而会甩出“漏子”来。一般的都在签订合同前向当官的口头许诺。合同一签你理所当然地甩吧，当官的理所当然地往下收。你若许诺了不兑现，当官儿的马上找茬子辞你。你不敢怠慢。俗话说得好：“吃了人嘴软，拿了人手短！”当官的抹把流油的嘴，瞅着工地有出入也睁一眼闭一眼，有时工头们实在过分时，也不过捎带说说，意在提醒。工程完工后，在决算上动动脑筋，倒腾倒腾，大把大把的票子便像流水一样往你腰间淌。包工头能愁没钱吗!
可说实话，当初包工我并没想这么做，也没想到包工这行当里有这么多的鬼把戏，但我还是鬼使神差般地这么干了。我大小也算个作家，做昧良心的事不是出自主观愿望，是什么原因逼我走上这条可怕而罪恶的道路，还不到详说的时候。我且说眼下的钱是挣足了，小说也获了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作家！”然而，我却在罪恶的边缘拚命挣扎，内心充满着痛苦与矛盾。在北京接触老作家后，受他的启发，冥冥之中我产生一种逃脱罪过的意念。人一旦跳出世俗的圈子，进入追求精神生活的境界，那简直是一种超脱。我似乎在力争超脱，但这种超脱要比一个孕妇难产都痛苦十倍，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从这场痛苦的挣扎中活着挣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