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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渐渐沥沥的小雨下了整整一夜，早晨还没有停的迹象。我草草洗把脸，提着伞走出门外又返回来。菊花瞪着一双红肿的眼看我，像似审视。昨夜，我几乎一夜没合眼，让劳动大楼工地带来这多的倒霉事搅得烦透了顶，把妻子的存在也忘在了脑后。我拽过电话，看看表，拨通了那仁高娃的办公室。
“去医院吗？”我问。
“好吧，我在医院门口等你”那仁高娃的嗓音很响。
“是谁？”我放下电话时，菊花盯着我问。
“那仁高娃。”我毫不隐瞒地回答道。
“去医院做甚？刮宫？”妻子恶毒地说。
我的火呼呼地往上蹿，加重语气说：“对!你跟去看看咋样？”我说罢瞪了她一眼，掉头冲出家门，忘了开伞，冒着小雨踏着泥泞出了巷子走上大街。在街旁的商店中，我买了一网兜水果、麦乳精等营养品，朝医院走去。那仁高娃也提着一袋食品，站在大门的雨罩下等着我.
我俩走入病房的走廊，迎头与纪检委的杜书记相遇。杜书记是来看望刘昆的。我们与他聊了一会儿刘昆的病情，临分手前，他约我到他办公室一趟。我答应一会儿就去。显然，他要亲自了解一下我与刘昆之间的事。
见到刘昆我不禁大吃一惊。他面容枯萎，还有明显的浮肿，仿佛一下苍老了十多岁,脸上那片紫色伤疤也没了血色。
刘昆见我俩来看他，强撑着身子拉我坐到他的床头，苦笑着问长问短。
我抓住他干柴似的手，泪水在打转，强忍着没让跌落下来:“刘局长，真没想到，因为一处工程会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别这么说，人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实际上与工地没关系，你放心去干你的。”
“可是……”我想说工地被勒令停工了，但没说出口。我想他一定还不知道，若知道了，等于又往他心里捅把刀。
刘昆拉那仁高娃坐在床边，问：“小那，朝鲁开会还没回来哇？”
“快了，今天不回来，明天一定回来。”
刘昆有意岔开话题，我又何必再扳回。病人面前忌说心病，我不糊涂。
包工五年来，我结识不少科局级干部，而刘昆是我最敬佩的领导之一。他光明高落，正直无私，是党的优秀干部(我一向这么认为)。他脸上的伤疤是挖“内人党”留下的，批斗时他被剥得只留下一条裤衩，推在火炉旁烘烤，逼他招供。他眼前一黑向下倒去，左脸正好抵在烧红的炉壁上……他从学校调出后，在科级这个阶梯上徘徊了近二十个年头。用那仁高娃的话说：“他个性太强，脾气又倔。”今年元月他才调到劳动局当了一把手。一年还没坐到头，椅座便摇晃起来了，据说原任局长调走后，陈玉保四处拉关系送人情，想坐正。可县委把刘昆调来了。陈玉保认为刘昆抢了他的位子，暗中埋下了怨恨。工程承包给谁，成了他俩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劳动大楼的基建任务还没下达，“十大工头”便纷纷活动开了。赵三当仁不让，他拚老命也不让当年全县最大一处工程从他手中溜掉。他利用陈玉保这个“铁亮”关系，上窜下跳。据说他还给刘昆许诺过甩“把子”，被刘昆数落一通。
工程款项下达后，刘昆主持了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正副局长，办公室主任，会计共七个人。
会议一开始，刘昆讲了讲工程的重要性，提醒大家格外重视，完了他说：“经过从十大工头中筛选，如今只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赵三，一个是汪林，这两人的设备和技术力量都不相上下，究意该承包给谁，希望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摆摆自个儿的理由和看法。”
陈玉保抢先发言，他说：“赵三是十大工头中实力最雄厚的,去年咱们的家属房是他给盖的，价格压得很低。他亏了，但不计较，为的就是今年这座楼房。熟人好用，我主张还用他。”
办公室里静得没一丝响动，大家闷头抽烟，烟雾萦缭着挤满了空间，瞅缝子往外溜。
办公室主任终于憋不住，他说：“赵三是给我们盖过家属房，可单位人私下都议论他，对他有看法，认为他不地道，弄虚作假，搞歪歪邪邪的事。大伙儿叫嚷得厉害，我不过代表群众说这么几句话。”
陈玉保吃惊地盯了办公室主任一眼，责问道：“你说这话可得负责，有根据吗？”
刘昆赶忙阻止说：“老陈，让人家讲嘛，谁有意见都可以讲出来嘛!”
“刘局长，赵三是我举荐的，用不用都可以，但不可以给人家扣屎盆子呀！”陈玉保不依不饶的样子，说完还又斜了主任一眼。
办公室主任有些火了，站起来说：“既然陈局长这么说，那我不妨直说吧!大伙儿恐怕都知道，去年他偷工减料，导致好几户人家的雨罩脱落。我家小儿子砸伤腿住了好长时间医院，差点儿送了命。直到现在还有几户人家的房顶漏雨，这是事实吧？”
“那是水泥失效，能怪工头吗？”陈玉保辩解地说.
“他完全可以不买失效水泥，这个责任他是推不掉的。”刘昆明显地站在办公室主任一边。
陈玉保抢白说：“刘局长那阵儿你还没来，不了解情况，咋能下这个结论？”
“我都细致地调查过了，五十万的承包工程不是一件小事，我得对国家的财产负责。我看过水泥标号的检验报告，那次事故完全是由于偷工减料造成的。还有合同上是松椽松檩，不知为什么变成桦椽桦檩。群众反映，我查实过。”
“那是因为建房价码压得太低，工地赔钱临时改变的。”陈玉保解释说。
“那合同咋不改？”办公室主任问。
刘昆接过话来说：“老陈，在这个局务会议上，我想说句对你负责的话,人们反映你和赵三关系特殊，工程承包给他，对你对单位都没好处，不妨你考虑一下。”
陈玉保有些坐不住了，他急忙说：“照你这么说，赵三和我有什么不清白的地方？”
“我没有这么想，只是提醒你认真考虑。”
“让我考虑甚？莫非我得了他的好处费？”
“陈局长，这事咱们下去再谈。今天咱们的重点是确定承包人。”刘昆平静地说。
“承包给谁也不能承包给汪林，汪林和你刘局长不是很近乎吗？”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过对他信任而已。”
办公室主任又一次站起来建议说:“我看大伙儿对赵三和汪林都比较了解，干脆举手表决吧！”
立刻有人赞同。举手表决的结果:五个人同意承包给汪林，两个同意承包给赵三。
我受宠若惊。刘昆冲破重重阻力把工程承包给我，完全是他对我的信任与偏爱。我不知如何报答他才好。按老皇历，五十万工程至少也得两万块的把子往外甩。然而对于刘昆这个人，我还有些惧怕，从来不敢冒失地提及这类事。合同签订后的当天夜里，我豁了出去，提着内装二十捆“大团结”的提包登门拜访。刘昆让妻子摆酒招待我。酒至酣处，我把提包放至刘昆面前。
“这是什么？”他大惑不解地望着我。
“两万块，给你的一点小意思。”
刘昆仿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弯下腰拉开拉锁。“腾”地一下，他像被毒蛇咬住一般，挣脱座位站起来，脸上那块伤疤痛苦地抽搐着，两眼充血，瞪着我，放射着血色般的凶光，嘴唇哆嗦了好半天，终于从喉咙管里冲出一串言辞。那言辞低沉而发闷，像一头被触怒了的野牛发出的压抑般的咆哮声：“你！你你！你把我刘昆当作什么人啦？亏你还是个作家，原来也搞这种可耻的勾当!你！你快快给我拿走，快!”他气得暴跳如雷，大有轰我出门的势头。我吓懵了，连连道歉，以致后来撒谎道:“刘局长，你息怒，听我说，如今有不少当权的这么干。我这是投石问路，看你是否也腐化堕落？现在明白了你的本质没变，我也就放心啦！”
刘昆似信非信，我费尽口舌，才把他安定住。从此我再也不敢提及这码事。端午节那天，我耍了个心眼，让常占林带了两瓶茅台酒，当节目礼物给他送去，又被他谢绝了。偏巧又迎头碰上了马云。常占林人老实，被马云绕弯一会儿便全给吐露出去了。马云能不告诉赵三？陈玉保能不知道？马云去年还在我工地时，包工头们就嚷嚷劳动局要盖大楼。当时马云还是我的领工组长，他对我说：“五十万工程至少也得甩两万把子!”他仿佛也领略了包工的奥秘。我不经意地回答道：“甩两万也未必能搞到手!”今天回想起来，无疑被他们当佐证了。赵三失去了五十万工程，除了恨我更恨刘昆，他勾结马云与陈玉保拧成一股绳，想搞垮刘昆更想挤垮我。这种迹象一开春就看得出来，不过那时只是背地里叨叨，如今可是真枪真刀地干上了。
刘昆问心无愧，可他性情耿直，一时接受不了别人的诬告。
望着病榻上的刘局长.我想起那仁高娃的话:“你是我介绍给他的，他出了事，我的良心过不去，你也不会好受的，我们要对他负责!”
我想到此，沉痛地对刘昆说：“刘局长，为了你的健康，我不想细说什么，但我相信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刘昆苦笑着说：“说得对，‘文革'中给我戴了那么多帽子，最后都不是摘掉了嘛!汪林，你安心把工程搞好，按质按量完工，不必为我操心。”
那仁高娃说:“刘局长，我认为你是清白的，放宽心养病，相信县委会搞清一切问题的。”
我们要离开时，我说：“刘局长，身体是本钱，请多多保重。”
“放心吧，我是大灾大难中闯过来的。”刘昆说罢笑出了声，笑得凄楚，笑得做作。
走出医院大门时，那仁高娃问：“你俩之间到底有没有铜臭味儿？”
“有呀，一头香一头臭。”
“此话咋讲？”
于是我把送礼遭拒绝的全过程讲给她听。那仁高娃听后站下，那双我所熟悉的眼晴一下变得陌生起来。“咋从没听你说过？”
“你是纪检干部，说了让你心烦。”
“真想不到啊！我替你担心！”
“放心吧！我会处理好这一切的，包括给刘局长澄清问题。”
“你该马上找县委乔书记去。”
我冲她笑笑说：“我也这么想，而且打算邀请乔书记国庆节为我的楼房剪彩。”
“私人楼房剪彩，他会去吗？”
“我断定他会去的，因为我要把楼房命名为‘良心楼’。
“‘良心楼'？”她皱着眉好半天没有领悟。
雨还在哩哩啦啦地下着，满街雨伞晃动，像一棵棵硕大的蘑菇在风雨中飘摇。透过丝丝雨幕，我忽地发现一双熟悉的眼睛，躲在街旁窥视着我们。是我妻子菊花。
“对不起！你先走吧，我有点私事。”我冲那仁高娃说罢，扭身向街旁走去。其实我是怕她遭遇难堪。妻子那双窥视我们的眼睛，说不定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让她当街出丑。
我去了县委大院，找到了县委乔书记。乔书记早年当过教育局局长，我教书那些年就对他很熟。我详细谈了我与刘昆之间以及陈玉保等人的关系，和其中的种种纠葛。最后，我讲到关于“良心楼”的设想，并邀请他为“良心楼”剪彩。乔书记当场答应。
乔书记问我：“劳动大楼停工是什么原因？”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陈玉保勒令停的。”
“不管人的问题有多严重，工程还得抓紧完成，国庆节还要启用。”
“也许，陈玉保想借工地搞出些名堂来。”
“这事我催催他吧！你主动找县委反映问题是对的，党的政策一贯是重证据，不会冤枉好干部，也绝不允许干部违法乱纪。”
“我相信县委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我说。
出了县委一拐弯去了纪检委。杜书记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有盟里调查组的组长也在座。我把对乔书记说过的又向他们详细地讲述了一遍。完了，杜书记让我写个书面材料，并把了解情况的人名拉个单子。
雨还在下，工地停了工。我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干，邀傅金柱和常占林一起去“河套饭店”吃喝了一顿，也算是对他俩的慰劳。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我们三个稀哩糊涂喝个没完没了，天黑时雨住了，我们才东倒西歪地走出饭店。途经我的楼房工地时，我进楼里转了一圈儿，许师傅用手电晃着我的眼，说你咋还不回家。我没回答他，下楼钻进工棚，在他的木板铺上倒头便睡。我哪里知道，妻子正在家里为我酿造着一场暴风骤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