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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磨不推自转，陈玉保坐小车子到我楼房工地找我。自从刘昆住院，劳动局常务工作暂由陈玉保负责，他俨然成了一把手。
“汪经理，去我办公室一趟，关于工程上的事和你扯扯。”
“大伙都忙，这儿说几句省事。”我软软地说。
“这哪是说事的地方。”陈玉保说着邀我上车，“走走，上车，一会儿再让司机送你回来。”
“我骑摩托车舒服。”我没理他，朝我摩托车走去。
回来这些天，我就没往劳动局去过，稳坐钓鱼台呗。既然你陈玉保勒令停工，那就停着好了，看你能撑多久？这不！你顶不住了吧？会有人追究的。
踏进陈的办公室，他主动热情地为我沏茶，还递上一支“三五”牌香烟。
“谢谢陈局长！我不会抽烟。你叫我来究竟什么事？”我单刀直入。
陈玉保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两口，慢慢地吐出来，浓浓的白色烟圈打着旋儿直冲窗户飞去，撞到玻璃上弥漫开，罩住了陈玉保那张肥实而臃肿的面孔，一片模糊。
“是这么回事，前些天我到工地转悠几趟，发现工地零乱不堪，也许是你不在的原因，我怕影响工程质量，就让他们暂时停下来了。现在你已回来，去工地整顿一下马上开工吧!”他拖着官腔，显得轻松而若无其事。
想得倒美！当初为了借题发挥推人下崖，如今一看走错了棋，假惶惶地哄我开工？没那么便宜。我想了想说：“陈局长，咱俩打开窗户说亮话吧!关于停工的原因我不了解。不过，像你刚才说的仅仅因为工地零乱，是构不成停工理由的。”
“是吗？为什么？”陈玉保连吐两个烟圈后，不动声色地问。
“工程质量乃至工地阵容，是基建局质检站的主管范围，甲方无权随便勒令停工。”
“发现问题要求停工，这个权利我看我们还是有的吧!”
“不就是工地零乱吗？为甚非停工不可？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工期有限，国庆节完不了工谁负责？停工造成的损失该算谁的？”我越说越激动，况且我都敲在了点子上。
“也许你说得不错。”陈玉保微微一笑继续说，“我找你来就是为了沟通这件事，就算停工不对，可出发点总是好的嘛。咱这处工程是全县的重点工程，县委很重视。昨天县委乔书记为此事专门找我谈过，要求咱们马上开工，争取在国庆节交验使用。你看是不是明天就开工呀！”
我心中明白，他是受了上面的压力，要不他陈玉保也是个人物，咋能这么找我说下情话。
“有问题才停工，既然已经停了，那么就把问题搞清楚再说吧！”我这么不冷不热地说道。
陈玉保眉头皱了下：“还有这个必要吗？乔书记的话咱们总该听吧？”
“乔书记也不能把我当猴耍。”
陈玉保抬头盯着我看了半响，笑道：“汪经理，咱们凡事都得从大局考虑嘛，就甲乙双方的利益而言，这么拖下去都不利呀，你说呢？”
“不是我要停的，能怪我吗？”
“没人怪你，可你总得完工呀，对不？”
“你单位不是有人告刘昆吃了我的贿赂吗？查清了大家都好。”
陈玉保脸色微红，但他依然冷静地说：“单位人多嘴杂，上下不是铁板一块，难免有人说三道四。不过，据说主要是你工地上的人做了旁证材料，这是问题的关键。”
“噢，陈局长这么说，一定知道是谁检举的了！”
陈玉保马上改口说：“我也是道听途说。你手下那些人，谁肯出卖你，你心中能没数？”
看来从他嘴里得不到什么，说到这个份上也足够了。我站起来说：“陈局长，开工的事我再想想，如果再没别的事，我就告辞了。”
“想想也行，不过要快！”陈玉保不软不硬地说，“我尊重你，才请你来一起商量。我希望你能在一两天内开工。其实，工程搞好搞坏与我没多大直接关系，只是刘局长住院，我不插手还不行。”
陈玉保殷勤地送我到大门口，嘴里仍是开工开工的。我冷冷一笑，心想:等着瞧吧！我让你陈玉保自抬石头自砸脚。开工还没那么容易呢!
几天后，我又和那仁高娃去医院看望刘昆。走到病房门口，见刘昆的妻子悄立门外。她看到我们赶忙迎上来低声说：“县委乔书记来看他啦！”
我一听，心里立刻漾过一股暖流。那仁高娃冲我舒心地笑了。
病房里传来刘昆激动的嗓音：“我眼看到年龄了，索性让我退下来吧，我只有一个请求，望县委查清我的问题，给我个明确答复。关于陈玉保这个人，我做为老党员，对县委说句负责任的话，这个人要谨慎使用!”
那仁高娃借故去厕所离开了门口。我也躲到了楼道尽头。直到乔书记离了病房隐入走廊尽头，我们才走进了刘昆的病房。刘昆身体更弱了，说话有些喘气，巳经不能坐立，半躺着望着我们，那双眼睛变得浑浊，脸色灰白，浮肿更加明显。我俩正安慰着他，劳动局办公室主任提着一网兜营养品推门进来。病房里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
“刘局长，我要打报告请求调动，特意和你打个招呼。”办公室主任说。
“为什么？”刘昆稍有吃惊地问。
“陈玉保这个人，唉!咋说呢！反正我一天也不想和他在一个单位呆了，从你住院后，他好像有意和我找茬子。”
刘昆稳住情绪说：“你只要坚持原则办事，实实在在地工作，同志们和上级领导都会看到的，你何必与他怄气。”
“他找茬子对付我，我敢和人家怄气吗？拿你说吧，单位人谁不知道他陈玉保想趁工程这码事整你下台，然后他当局长。”办公室主任愤愤地说。
刘昆摆摆手，示意他不准乱说。
我趁机插话道：“刘局长，我已找过县委乔书记和纪检委杜书记了，把咱俩的情况都如实地做了汇报，相信组织上不会冤屈你的。”
“这我相信，刚才乔书记来过，我也和他简略谈了谈。”刘昆说到此，气喘得很厉害。那仁高娃赶忙倒杯开水递过去。
刘昆缓了口气，冲我说：“听说工地还没开工？”
“刘局长。”我吃惊地问，“你己知道工地停工的事啦？”
刘昆凄惶地点点头说：“你不必和姓陈的较劲儿。你承包的是国家的楼房，要对国家负责，按质按量按时完工，不要辜负局里那么多人对你的信任。”
我感动地说：“刘局长，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但是，他姓陈的凭空诬陷好人，是他下令停工的，我为什么不趁此机会让他说个清楚？”
办公室主任接过话茬：“汪经理，你想得太简单了，陈玉保老奸巨滑，他的阴谋诡计才不会向你暴露呢！”
“他不说清楚，或者说他不向我主动认错，这工不开。到时大不过我经济上受些损失，看他姓陈的会捞到什么？看他咋个收场？”
“不能这么做，要争取工期，不能影响单位的使用。”刘昆劝道。
“放心吧！刘局长，一旦问题搞明了，我会全力以赴，国庆节照样可以完工的。而现在开工就太便宜他了。”
刘昆知道我的脾气，也就不再多说。那仁高娃始终没说话，她总用一种忧心忡忡的目光扫视着刘昆，那种神情让人看了揪心。
我和那仁高娃告辞出来，刘昆老伴送我们到走廊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大夫说他很难恢复了。夜里总说梦话，有时突然大声叫嚷，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担心他熬不了多久了。”
听了这话，那仁高娃怔怔地看我，眼里很快转上了泪珠。我俩去见主治大夫。他向我们详细谈了刘局长的病情，最后他说：“必须两手准备。”
那仁高娃终于抹上眼泪。我的心仿佛被狠狠扯拽着，疼痛向四周漫延。
那天回到家里，我神不守舍坐卧不安。刘昆那张带伤疤的脸总在我眼前浮现。一想到他会死去，我就不由地浑身打颤，耳畔反复响起那仁高娃那句话，“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俩便是罪魁祸首。”
这话虽说有些过于吓人，但也不无道理。倘若她不举荐我去承包劳动大楼；倘若我压根就不去认识刘昆的话；倘若工程给了赵三，就不会发生这一系列的事。赵三也好陈玉保也好，绝不会磨道里寻驴脚踪，把刘昆弄成这个样子。
除了找县委说说清楚，为刘昆澄清是非外，我应当从别处想办法帮助他摆脱困境。我有这个责任。对，我何不利用录音机和录音带呢!我心头一亮，责怪自己咋会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想到这里，我霍地跳起来，取了钥匙开了太立柜，从里面取出了一架小型录音机和几盘磁带。当我把它们翻出来放到桌上时，脑子里又打上了转转，觉得不妥。这些东西拿出去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不敢想。
头年开始包工，本想正正派派地赚些钱，结果到处遭白眼，受冷落。后来被迫干起了昧良心的勾当，瞅人家有工程，拉起关系就往上送人情。陈玉保那会儿还在商业局当局长。我明知陈和赵三关系“铁壳”，有工程也不会给别人，却偏偏不知死活，去拉拢陈玉保。当然事先我也做了些工作。赵三那年已揽到了两座大楼，按说他吃饱了，也看不上商业局十来八万的家属房。为此我专门求过赵三。我说：“赵师傅，我也组建了一个工程队，你大概听说了。”
“听说过，咋？有事求我？”赵三问。
“是啊，听说商业局有十万元的家属房，想求你让给我，我可以付你好处费。”
赵三嘴上挂上了一丝察觉不到的微笑。是轻蔑，是嘲弄，我没法弄懂。
“好哇！你去找陈局长‘甩把子'试试。”他说罢诡异地冲我乐，乐得还够味儿。
我虽说早已认识了陈玉保，但总觉得他阴阳怪气得不好接触，想“甩把子”怕弄巧成拙。最后想了个绝招，把两千块钱卷成烟卷状，分别装入烟盒，封好了。两千块钱整好一条，都是新直楞楞的“大团结”。一条沉甸甸的“大青山”香烟出产了。我用原包装粘糊好，外国用红纸包住，恭恭敬敬地送到陈玉保面前的茶几上，并且讲明我的来意。当时，陈玉保扯开红纸瞅了眼“大青山”的牌子，轻轻一笑。我告辞出来还为自己的创举感到自豪呢!可半月后，工程被赵三抢去了。我去问陈玉保。陈玉保只说赵三伺候他单位多年。我以为他不给工程会退还那些钱的，谁知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我被迫主动问道：“陈局长，既然不给我工程，那条烟就还给我吧。”
“噢，是条什么烟来？”陈玉保忘了似的。
“‘大青山’你难道没亲自看看？”
“烟太多。”陈玉保说着返身回到酒柜旁，伸手翻了翻，拽了一条“大青山”递过来，手劲儿很大，带着几分怒气。
“不是这条。”我赶紧说。
“哪条不一样？一个厂出的，拿去吧！”陈玉保没好气了。
我也动了火，说：“陈局长，我那条烟可是卷着两千块钱的。”
“什么？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不会是有病了吧？”陈玉保显然在装傻充愣。”
“这么说，你不承认？”
“这什么话，你想讹诈？”
坏了，什么创举？纯粹干了件笨拙透顶的蠢事，哑巴吃黄莲。
从那以后，我改变了手腕，买了台小型录音机，行贿时它成了我有力的证据，不怕他不承认，不怕他吃人不吐骨头。
但是，我还是把录音机和录音带原封不动地锁进了大立柜。可惜录音机买得晚了一步，没有陈玉保的。
录音机记录的不仅仅是个别官儿们的罪过，也包括着我的罪过。放起录音机和录音带，我耳旁响起老作家的一段话。老作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光明磊落，入污泥而不染。汪林呀!我觉得你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家，可是，一个作家必须成为一个不断为人类和社会无私奉献的劳动者，而绝不应当成为社会的蛀虫！”
老作家的话像一颗微型炸弹，在我心底爆响，从那时起，我的心开始颤栗，颤栗得不能自己。
啊!包工五年来，我都做了些什么？拉拢腐蚀党的干部，大把大把地贿赂他们，黑着灯算帐点栗子……肮脏的勾当算做尽了。我与老作家成为鲜明的对照，我无地自容，蛀虫与作家风马牛不相及。这太可悲啦!
罢罢罢！干完今年，姓汪的洗手不干了，我要脱胎换骨，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实实地搞我的文学事业，让过去的一切一切都见鬼去吧!
于是乎，我给“良心楼”又注入了新的丰富内容，我将干一件人们始料不及的事，也好弥补我的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