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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停下哼唱，摘掉耳机问：“怎么了？”任静恩没有回答，用手指了指屋门上的猫眼儿。老徐先是楞了一下，然后放下手机，拖踏着鞋走到门后，趴在猫眼上向外张望。
门外站着一位20多岁的女子。披肩长发，戴一副茶色眼镜，着一件棕黄色长款大衣。老徐看了看不认识，就扭过头来问仼静恩：“怎么？你不认识？”任静恩摇了摇头。老徐说：“我也不认织。没有咱的电话或微信就不是亲戚朋友，别管她了。”回头转身戴上耳机，拖踏着鞋回到卧室去了。
那女子又一次按响了门铃，然后就不停地在门外打转转，看她着急的样子，似乎是有什么重要事情。一贯热心肠的任静恩本能地打开了门。那女子看了一眼任静恩后问：“您是任静恩老师吗？”
“是的，我是任静恩。”
“有人给您捎来一封信。”
任静恩一愣：“捎信？”
当今年代手机、徽信、电话人人都有，通讯非常方便。不管什么事，一个电话，一个短信或徽信留言就能搞定，为何还用这种古老的联络方式？她看了女子一眼，想从她的眼睛中找到答案。然而那女子目光诚挚，直盯住任静恩说：“任老师，还有车在下面等着我。信件您慢慢看，我先走一步。”说罢即转身下楼，没了踪影。
这是一个棕黄色的信封，信封的中央有两道红杠。在两道红杠之间，从上到下写着“任静恩（老师）亲啟”几个蓝黑色的字。没有收信地址，也没有写信人的地址和姓名。
信是封了口的，撕开后从里面掉出来一张照片。任静恩捡起一看，立刻想起来了。是她？真的是她，虽然已经有十年没有见过面，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汪兆霞，十年前她们俩同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过三个月，住同一个宿舍。刚分开的一两年内经常联系。后来，也许是各自都非常忙碌，很少联系。再后來，打过一次电话没有打通，就再也没联系过。在这全国疫情形势都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她突然托人给自己捎过信来，会是什么事情呢？
任静恩慢慢地舒展开信笺，一纸秀丽的钢笔字出现在眼前。
任老师：
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在北京进修时与您同居一室的汪兆霞。您可能想不到，我给您的这封信，是在精神病院里写的。他们说我有精神病，是精神分裂症，必须住院治疗。住在这里面，行动受限制，不能随便出入，家属也只能定时探视。医学上有一个理论，说越是精神病人越不承认有精神病。所以，我不能说自己没有病。他们每天送我的镇静药物，我也不能不吃。快一个礼拜了，每天按时吃这种药物，吃的我头昏脑胀。再吃下去，可能人就变傻了。我要在还没傻之前，把我知道的事写出来。虽然我们相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感觉到您是一个做事认真，值得信赖的人。看了这封信您或许不能无动于衷。
几个月前，我发现了一件不该发现的事，厄运就来了。
那一日，我下班比较晚。路过主任的办公室，听见里面好像有人在吵架。正准备停住脚步仔细听，门打开了。主任和一个光头男人急匆匆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主任看到我先是一愣，接着就皮笑肉不笑地问：“咦？小汪？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说：“没干什么，下班路过。”
“你听到什么了？”
“什么也没听到啊。”
“哦哦，很好，很好。没事，没事。”
主任一边好似在思索着什么，一边和光头男人说着话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主任被纪检部门叫去谈话。再后来主任就被检察机关起诉了。这事本来和我没有丁点儿关系，可是护士长（主任的老婆）总是和我过不去。今天说我交班不仔细，明天又说我干活总是丢三落四不严谨。我感到很压抑，下班后去听了几场音乐会。护士长找我谈话，我和她吵起来，并拍了桌子。然后，我就被判定有精神疾病，送到精神病院里来了。我说实话别人不相信，别人说谎话大家却都相信，这让人很痛苦。
在这痛苦的煎熬中，我想到了您。觉得您有可能帮我解除困境。所以就写了这封求助信，盼望您能帮我逃离这个地方。我被隔绝，没有与外界交流的自由。送信的是我的女儿文熠熠，在江东大学计算机系上学。她的电话是：17888991356，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救我，和她联系即可。先谢谢您。并祝福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此致
敬礼！
汪兆霞 2020年5月15日
看完这封信，任静恩的眼睛湿润了。她没想到在进修时同居一室仅仅几个月的同行，会对她如此信任。看信的内容，汪兆霞逻辑思维正常，文字书写正常，时间观念和与人交往的礼节也没问题，真的不太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她遇到了什么？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亲自和她见一面，仔细谈谈是很难搞清楚的。她低头思忖了一会儿，就拨通了汪兆霞女儿文熠熠的电话。
“喂，熠熠。我是刚刚读完你妈妈来信的任静恩阿姨。”
“哦，任阿姨。您好您好。”
任静恩在电话里听出了文熠熠兴奋地心情。
“熠熠，回去以后告诉你妈妈，让她不要着急。最近因为防治疫情的任务比较艰巨。我被抽调到社区支援。等忙完这一阵子，我去医院看望她。医生给她的药物，如果副作用太大，可以告诉医生减量或停药。不给停药的话，也不要全部吞下去。她会被救出来的。”
一口气说完这些话，任静恩轻松了许多。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还有十五分钟九点，她准备洗刷早早休息，养好精神，进社区进行支援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