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旗是三个人中最敢闹事的,这不仅因为他天生胆子就大,还因为他有心理优势。那时候什么都讲家庭成分,他家是贫农成分,还是管校代表“大贫农”的儿子。这“大贫农”是大伙儿给孙红旗的父亲起的绰号,要说起这“大贫农”绰号的来历,就不得不好好地说道说道了。
“大贫农”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勤扒苦做,再加上勤俭持家,挣下了一份比较殷实的家业。有田地,有房产,有耕牛,有农具,农忙时节自己两口子忙不过来,还雇请有几个临时的短工。比起一般的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在当地算得上是比较富裕的了。如果按照这种状态保持到解放后划成分的话,至少是一个富农。可是他们家在富裕的生活中却有个缺憾,那就是两口子结婚好多年了,一直没有添个一男半女。急得又是到处找名医看大夫,又是烧香磕头拜菩萨,几乎成了医家和观音庙里的常客,也为此花去了不少的银钱。
也许是他们的诚心感动了观音菩萨吧,也许是大夫开的那些草药起到了一些作用,在他们即将绝望的时候,终于让家里添了个活宝贝,他就是后来的“大贫农”。孙家自从添了这个“活宝贝”之后,可以说真的是捧在手上怕飞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吃,让他拣好的吃;穿,除了绸缎其他都不让他沾身子;玩,那更是让他尽巧的玩了,总之是一切都依宠着他。俗话说,宠狗上灶,宠儿不孝。这样一宠,把这个宝贝就宠得不走正路了,随着他渐渐地长大,就养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惯,什么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可说是这十行里样样都沾,样样在行,样样精通,可正经事一样不会。
一开始,家里凭着多年积攒下的丰厚家底子,百招百应。对父母来说,反正家里就只有他这个宝贝,只要是能让他高兴的,家里尽一切都要供着他。俗话说,米多钱多,没有日子多。没想到啊,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家里的钱财慢慢也到了用尽的时候。家底渐渐地空虚了,就只能靠变卖家当来满足他了。等到家当都卖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老两口子已经因为年迈、疾病、再加上又气又急,相继撒手而去。只留下“大贫农”一个人更是无人管束,为所欲为,卖光了家当不算,又卖起了田产,田产卖光了再卖房子。这下算是彻底地被他败光了,最后竟落得个上无片瓦、下无落脚之地的流浪汉。要不是好心人可怜他,给他一点儿剩饭剩菜填饥果腹,恐怕他早就成了路边的饿殍。
后来有户人家苦于膝下无子,又看他经历了这番可怜的日子,以为他就此会有所改观,就想着先让他在家里过段时间,先观察观察,如果改好了,就再招他入赘做个上门女婿。本以为他经历过了这些磨难之后,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没想到他却一丁点儿没改,不仅没有半点儿收敛,照样还是整天游手好闲,不干正经事儿,还要好吃好喝供着,给钱花着。如果达不到他的心愿,就去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仅偷外面的,连家里值钱一些的东西都被他偷偷拿去换大烟抽了。这还不算,更可恶的是,他还尽想着法子往人家闺女身上蹭。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天晚上,他游荡到半夜才回来,不敢敲门,怕又引来一顿数落。又不甘心在外面露宿,居然搬了根竹竿,从天井口溜了进去。进去后也没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居然起了歹心,趁夜黑悄悄地摸到了人家女儿的闺房里来了。到了床前,他轻轻掀起姑娘的被子,扯开了姑娘的裤子,横竖不管地就要霸王硬上弓。惊吓得那女孩子顿时一阵大喊大叫,一下子惊醒了她熟睡的父母,恼得一家人立即拿起禾叉镰刀来,将他轰赶了出去。并且警告他说,永远不准他再进这个家的门,如若再敢踏进门槛一步,便要打断他的狗腿!剁了他的五爪!听了这话,吓得他撒腿就逃。
这以后,断了生活来源的他又重新开始到处流浪乞讨起来,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竟会因此在解放后,闹土改划成分的时候,竟然被划成了贫农,他不仅从那些地主富农家里分到了没收来的田地和房屋,还依靠着政府和互助组里其他人家的帮助,终于又过上了吃饱饭的日子。
再次吃上了饱饭的“大贫农”依然死性不改,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有了饱饭吃了的败家子还想要个女人,这下谁也帮不了他了,有谁家愿意把自家姑娘嫁给一个这样的败家子呢?终于有一天,一对要饭的父女来到了村里,父亲是个瞎子,女儿也有些智障。他看上了人家的女儿,就让这对父女俩住进了自己家里,觉得人家好欺,当天晚上就把人家女儿给睡了。第二天,他让瞎子继续去乞讨,只留下女儿来和他成家过起了日子。登记的时候,因为女人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只好让她跟他姓了孙。没想到,这女人特别能生,一个接一个地给他生下了一大群孩子。
那个时候生产队里经常开会,除了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以外,就是要求人们在会上“忆苦思甜”, 忆的是旧社会的苦,思的是新社会的甜。“大贫农”好像逮着了机会似的,只要一开会,他总是第一个抢着发言,诉说自己在旧社会是如何地流浪乞讨,如何跟猪狗抢食吃,冬天冻得躲进猪圈里抱着母猪取暖的苦楚。并且还恬不知耻地说,谁都没有他吃的苦头多,他是受苦人中最最苦的人,是贫农中间最最贫穷的贫农,可以称为天底下最大最大的贫农了!对于他的这些说法,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开始还有人嬉笑,干部们就批评说这些人的态度不严肃,没有阶级感情,是在讥笑贫下中农,要好好地改造改造思想。所以,以后开会再也没人敢笑话他了。不敢笑而又不愿意赞同他说的话,于是大伙儿就送了个“大贫农”的绰号给他。很显然,给他取这个绰号,就是为了借此来讥笑讽刺他。他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这个绰号起得好,恰如其分,正好符合他的身份。于是不用别人传扬,他自己就把这个“大贫农”的绰号,当成了自己的标签,到处去张扬、宣传。
有一次,学校请他去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他坐在台上又是抽烟,又是喝茶,身上还披了一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蓝大衣,一副领导做派。开口就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同学们齐声答道:“大贫农!”
他顿时得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很有派头地挥了一下手,然后说:“同学们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大贫农吗?告诉你们啊,因为我就是苦人中的苦人,贫农中的贫农,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贫农呀!我受的苦几天几夜都诉不完啦!我跟你们说呀,特别是在那个五九年的时候,我被饿得是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呀,好多次都差点儿饿死了……”
校长连忙打断他说;“你说错了,解放前才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五九年是解放以后了,新社会怎么会饿死人呢?你可不要乱说,给社会主义抹黑啊!”
他马上改口道:“对呀对呀,我说的就是旧社会饿死了人嘛!是你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怎么能怪我说错了呢?告诉你们呀,在新社会里是我们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人,没有吃的政府给我送米来,没有穿的政府给我送新衣服,冬天没有被子就给我送新棉被,没有酒喝政府给我送钱来。你们说这样的生活幸福不幸福啊?”
同学们又齐声回答道:“幸福!真是太幸福了!”
这时校长小声地提醒他说:“快跟同学们说说你在旧社会都吃了些什么苦吧!”
他开口又是“五九年饿死了好多人哟。”见校长又要打断他的话,他连忙又改口说道:“对对,只有解放前才会饿死人的啰!”可一转头他又说道:“同学啊,我没有骗你们呀,五九年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呀!不信回去问问你们的父母吧,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说瞎话呀!”不是他改不过口来,而是因为他对五九年差点儿被饿死的印象确实是太深刻了,他从小到大哪吃过那种苦头啊!别的青壮劳动力都上水库工地去了,他却吃不了那个苦,又不肯下力气干活儿,只好到处游手好闲。那个时候不上水库工地就没有粮食吃,大家都没有东西吃,有些人吃观音土憋死了,他也差一点儿被憋死了。只是他年轻,体质比那些老弱病残好,拉不出来就拿个勺把儿往外掏。这就是他这一辈子吃过的最大苦头,所以他总是改不了口。校长见提醒了好多次还是没有用,就只好对台下的同学们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大贫农同志因为在旧社会吃的苦太多了,没有机会上学学文化,所以把年号记混了。大家只要记住他说的是在旧社会吃的苦就行了,千万不要记他具体是在哪一年吃的苦啊!”
见到大家都捂住嘴巴在底下呲呲地笑他,“大贫农”接着说:“你们不要笑,我说给你们听啊,那时候确实是没得东西吃了,就只好去吃观音土。那观音土吃下去容易,屙出来难啦!肚子胀得像鼓,人浮肿得没有一丁点儿力气,只能拿勺子从屁眼里一点点慢慢地往外掏啊!掏得鲜血直流哟!幸亏我命大,要不然哪能活到今天啦!”
每逢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请他去作报告的人都会感到十分地尴尬,他自己却好像是上了瘾一样,经常吵着要着去给人家作忆苦思甜的报告。那个时候到处都要开忆苦思甜会,有时甚至一天还要赶几场,有些人不是没他吃的苦头大,就是不愿意当众出丑,他却把这当成了一种荣誉,把诉苦当成了主业。因为这样他既可以不用下地劳动,别人还要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他经常是一边打着酒嗝儿,一边抹着油腻腻的嘴巴,一边抽着给他准备的香烟,一屁股坐在主席台上,作着忆苦思甜的报告。真正的是过上了无比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他这辈子最受用的日子!
“大贫农”天天都巴望着别人来请他去作报告。可是在请他去作报告的人眼里,他就像个喜剧演员一样。他的这种身份既契合了时代的需求,又可以给人带来喜感,这在当时那种沉闷的生活状态中,真的是难得一见的一个另类。他也确实在努力地扮演着这种角色,每一次都把别人逗得哈哈大笑。有一年冬季农闲时节,公社集中了所有的男劳力搞水利建设,大家全都吃住在工地上。由于工程紧,任务重,尽管大家都出来很久了,领导们就是不肯轻易让人请假回家去。当时“大贫农”也和大家一样吃住在工地上,好久都没回过家去了,因此他就非常的想他的老婆。有天他实在是想得憋不住了,于是夜里趁大家全都睡熟了的时候,偷偷地起来溜回到家里去了。
那时候,人们在水利工地上每天都是五更天就起床吃饭,然后趁天还没亮就得去上工。人人都只顾着自己赶去上工,根本没注意到“大贫农”不在了。等到大伙儿都干了好半天的活儿了,跟老婆温存了一夜的“大贫农”,这才心满意足的、慢慢悠悠地赶了过来。当时干部们对每个上工迟到的人都是要做出惩罚的,何况他不仅迟到了,还违反规定偷偷回家了一趟。尽管他是“大贫农”,也还是要受到处罚的,所谓杀鸡给猴看嘛!处罚的方法也跟当时的政治挂上了钩,当时全国都在狠批各种“走资派”,干部们就地取材用工地上的泥巴和稻草,临时塑了一个“走资派”的塑像,让迟到的“大贫农”当着大家伙儿的面一边敲打,一边“报上当”。干部们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触及人的灵魂的方式,既给了受处罚的人难堪,也让其他的人接受了教育,以后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可是那天不知是这泥塑塑得太匆忙、太草率了,还是“大贫农”作报告作得多了,形成了一种心理优势和习惯定势,他拿起竹棍,先清了清嗓子,然后像做报告的时候那样,手舞足蹈地开始了“报上当”。讲着讲着,还故意地往手上使劲儿,结果由于用力过猛,就这样几棍子打下去,那泥塑的头突然就从上面骨碌碌地滚落了下来!当时大家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不知道是该笑呢还是该哭呢?他却满不在乎,继续接二连三地往那无头的泥塑身上连敲带打的,直到把那泥塑的身子也全给敲得粉碎了,还不肯住下手来。他还一边敲一边嘴里念道:“走资派,我上了你狗日的当了!你害得我违反纪律回家去,因为晚上跟老婆做得太辛苦了,早上起不来,害得我上工迟到了。我要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把你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大伙儿看到这儿,再也无法忍下去了,于是便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了起来!这时干部们也难堪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连忙从他手里夺过棍子来扔掉,并要他住口。这本来应该是一场严肃的现场批斗大会,却硬生生地被他变成了一场喜剧表演,或者说是一场闹剧也不为过。干部们看到如此效果与他们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于是这场批斗会只得赶忙草草收场。
直到很久以后,人们都还会津津乐道地在茶余饭后讲述起这件事儿来,以佐笑料。可令干部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批斗会确实收到了一种意想不到教育效果,让别人既不敢再跟他犯同样的错误,害怕受到大伙儿同样的耻笑,又还把这件事口口相传地传扬了开去。在大家讲笑话的同时,不仅起到了一种宣传的效果,还在工地上扩大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