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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英在家乡投资办厂，再一次地搅动起了家乡父老发家致富的热潮，激发了他们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期冀。他们不仅可以就近打工赚钱，还可以做一些与之配套的商业活动，比如开一家小卖店，或者是弄点儿盒饭拿到工地上售卖，再有就是利用拖拉机帮忙运点儿建筑材料，赚点儿运费等等。可是这样的机会毕竟有限，他们就想到如果能在这里开办更多的工厂，那赚钱的机会不就多起来了吗？所以，他们就产生起自由联想来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家乡另一个有名的人物赵跃进，常常拿他和李超英来进行比较。在他们眼里，这两个人可算是家乡最有名的人物了，俩人同在汉正街闯荡，据说是都赚了不少的钱。可如今李超英有钱了，还不忘回报乡里，已经回来投资办厂了；而赵跃进呢？听说比她赚得还要多，怎么就看不到有任何回报乡里的动静呢？
在他们心里，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任何家乡人在外面赚了钱，发了财，那是应该回报乡里的，也让大家沾上一点财气嘛！否则，这人就是忘了根本，就是为富不仁，就是泯灭了良心。因此，当他们再碰到赵跃进的时候，就对他说起风凉话来了：“听说你在汉正街是最早开信用社的，赚的钱一定‘海’了去了吧？如今连比你后开信用社的李超英都回来投资办厂，反哺乡亲们了，你怎么还不如一个女人，只顾着自己闷声发财，不想让我们也跟着沾一沾光呢？是不是觉得过去乡亲们亏待你了？或者是你根本就瞧不起这群家乡人啦？做人可别忘了根本哟！”
“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连雀鸟都知道要反哺父母，难道这么浅显的道理我都不懂吗？那我不成连禽兽都不如了吗？”赵跃进虽然口里这样应付着，可是心里却在想，你们可别拿我跟她比呀！她那是拿着从别人那里非法集资来的钱在做投资，你们以为她回来办厂是为了让乡亲们发财致富吗？她那是在利用家乡的资源为自己赚取利润啊！而资源是有限的，能落到大家口袋里的钱就更为有限了，等到资源耗尽的时候，再来幡然醒悟恐怕为时已晚了！再说她是拿着别人的钱在花，投到哪里都无所谓，自然是不会心痛的了。而我是在规规矩矩地做生意，本本分分地只赚我该赚的钱，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哪敢胡花乱扔呀？每花一笔当然是要掂量掂量了，还要看花得值还是不值呢！像她这样的投资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做了我会一辈子内心不安的。可是，这些话他能说出口来吗？说了别人会相信吗？别人听了又会怎么想呢？你这是不是在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呀？
父母也说：“我们不求穿金戴银，也不求锦衣玉食，住也只要有个安身之所就蛮满足了。每天粗茶淡饭的，身上粗衣布衫的，日子也过得踏实一些。要说求你的话，这辈子就只求你赚了钱莫忘家乡，回报乡亲。也不一定要做你多大的事情，尽你的能力，能够帮到实处就好。”
父母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其实，在赵跃进心里早就有要回报家乡，反哺乡亲们的想法了。只是因为，一方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钱出钱进的十分热闹，可那里面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是少之又少，如果要做投资，或者实施某一项惠民工程的话，都可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公司里的事务也确实是太多太杂了，让他一时难以抽出身来做这些事情，他本想缓一缓，等自己腾出手来再做这些的，可是现在大家竟然将了他一军，于是他就想，父母说得对，那就尽自己的能力，能做多少是多少吧！想到这里，他只得顺着大家的意思，就坡滚驴地说道：“大家放心吧，我这次回来就是准备要回报乡亲们的，投资办厂的事情我就不做了，由于资源有限，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不想凑这个热闹，那就来给大家做点儿实事吧！有句口号不是说‘要致富，先修路’吗？为了大家能发家致富，我就来给大家修桥铺路吧！”
大家一听，连声称赞道：“好啊好啊！自古就有在外升官发财了，回家乡修桥铺路建学堂的，这可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呀！你做得太对啦！”
家乡有一条连接省道，直通山边的土路，全长约有两千来米，这还是县委在这里蹲点的时候领导大家修的。当时因为车辆少，也因为条件有限，所以这条路只修了丈把宽，而且路面上只是简单地铺上了一些泥砂石，有些地方，甚至连弄平都没有弄平，完全就是一条泥土路，路面上下雨天的时候，人踩车碾，就成了一摊烂泥路，晴天太阳一晒，烂泥干后就成了锋利的锥刺，人根本就无法行走，也很容易刺破车胎。到后来，村里虽然组织维修过几次，也只是在路面的坑洼里填上了一些石头，可是因为施工简陋，再加上年久失修，不仅路面坑坑洼洼，而且还越来越窄。赵跃进每次开车回去，如果碰到两车相遇，都得提前找好一个宽敞点儿的地方等着错车。因此，他早就想把这条路修一修了，现在既然大家都有这个意愿，赵跃进觉得就顺从民意，计划把这条老路拓宽加固，然后铺上水泥，把它修成一条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这实质上也是在给李超英做配套工程，因为她的饮用水厂建好后，就要源源不断地把产品运出去，路好走了，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节省成本。
听说要在家乡修路，孙红旗就自告奋勇地要求回去领衔做这件事情。赵跃进说：“才修一条两千来米长的水泥路，还用得着你亲自去做吗？那简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啦！把它包给别人去做不就得了？再说，我这儿还暂时离不开你呢。”
孙红旗说：“什么大材小用不小用的？你这是抬举我了。原来没有我的时候，你不也过来了嘛？地球离了谁都会照样转动的。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真正的做成一件事情呢，你就让我去做一个监工吧，我也就是一个只能做监工的料儿。况且，为家乡修桥铺路是你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我没有钱拿出来，就只能出出力气了，既然是为家乡做事，我也应该尽一份绵薄之力吧？你放心，我保证不负你的所托，使出浑身解数，给你修出一条品质优良的水泥路来的！”
孙红旗主动要求回去修路，除了上述理由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五毛党逼赌债逼得紧，他拿不出钱来还，就想借机出去躲一躲。赵跃进听他这话说得在理，于是就一口答应了下来。他想这样也好，让他回去做这个事情，自己就可以放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处理信用社的事务了。
这修路看起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活儿，真正要修好它，也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首先是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修路要占去一部分土地，这关系到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得找有关部门批准；其次，占地会影响到农户的利益，这就要配合村干部们，去协调那些被占地的农户了，为了大家，要牺牲掉一点自身的利益，自觉自愿地割舍部分土地供修路使用，修路本来是为了大家，还得要他们心甘情愿地拿出来，否则就会影响工程进度了；第三，修路还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材料的配比率，路面的倾斜度，以及气孔的大小，还有热胀冷缩的预置等等，这都是些纯专业性的东西，要解决这些问题，除非自己有专业知识，否则就得聘请专业人员来做了；第四，路是人修的，修路就要有工人，虽然这些人可以就地招聘，而跟这些人打交道，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因为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这些想法聚在一起就免不了会磕磕碰碰。总之，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说不定会异常地棘手呢！
孙红旗领命回到老家来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对付赵跃进的亲弟弟。
赵跃进的这个弟弟叫赵文革，比赵跃进小十一岁，是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他妈妈生下他后，因为怕耽误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而少拿了工分，就让刚上小学四年级的赵跃进辍学在家带他，他是真正地在家里“烧火带引伢，一抹带十杂”。这样在家呆了一年多后，小文革会走路了，赵跃进才又带着他重新回到学校里去上学。有一次，赵跃进在教室里正上着课，忽听得外面一声惊叫，心想不好，赵跃进立马就从教室里赶了出去，等他赶到跟前的时候，看到小文革正趴在一堵砖头码成的矮墙边，手里正抓着一只被他捏死了的小鸭仔，高兴得啊啊的直叫！这可是老师刚刚买回来的鸭苗儿，被他一下给捏死了，该拿什么来赔呀？这事儿又不敢回家跟父母讲，他怕他那个外号叫做“铁匠”的妈妈怪他没照看好弟弟，反而会给他一顿暴打。于是，他只好偷偷地从家里拿了几个鸡蛋赔给老师了事。
还有一次，赵跃进在为家里做饭的时候，一回头找不到小文革了，他到处找了一圈，连锅里的菜都全烧糊了，没想到他正坐在鸡窝里，拿着个生鸡蛋在吃呢！不仅把鸡窝里的鸡蛋全都打烂了，还弄得浑身上下糊满了蛋清蛋黄。为了不被父母责怪，赵跃进只得把鸡窝清理干净，然后帮他把衣服换下来洗掉。尽管他这个小弟弟给他惹下了不少麻烦，可兄弟俩感情一直很好，直到赵跃进到汉正街以后。有一次，赵文革忽然来找他哥，说是也想来学做生意，赵跃进想，生意不是人人都能做得了的，以他的能力，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老家种地稳妥一些。况且，父母年岁大了，也需要有人在身边照料，如果他能留在老家，自己在外打拼也放心一些。于是对他说道：“你还是在家种地比较好，在外面做生意你知道有多难吗？弄不好就会倾家荡产的呢！”
赵文革一听，心里顿时不高兴起来，说：“你就知道光顾你自己，真是自私得很！你晓不晓得我在家种地有多辛苦吗？一年忙到头，除了要上交的公粮，还要扣除化肥、种子、农药等开支，就只能落下一点儿口粮了，花钱只能靠到附近去打点儿零工。你宁可带着别人发财，都不肯带我一下，难道你跟别人亲些，反倒跟我疏些不成！”
赵跃进说：“这跟亲疏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带你是为你好，你一没本钱，二没经验，三能力也有限，要是做赔了怎么办啊？我还打算要是自己做赔了准备回去好投靠你的呢！你要是来了，假如我们都做赔了，那该上哪儿落脚去呀？”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怕我赔了？说白了，你就是不愿意我也出来跟你一样轻松地赚钱，好帮你就近照顾二老，让你自己在外面过快活的日子！你说我没经验，谁的经验不是边干边摸索出来的呢？还说我没本钱，我不可以卖房子吗？卖掉了房子不就有本钱了？”赵文革坚持着说道。
赵跃进本来还想对他好言相劝的，可是一听他说要卖掉房子，一下子就来了气，于是异常生气地对他说道：“房子是我留给父母的，这可是他们这一辈子攒下来的财产，经我翻修后留给他们养老送终的，有他们在世上，也是我们做子女的心灵归宿啊！你要是把它卖掉了，二老住哪里？我们回家回哪儿去呀？这房子绝对是不许你卖掉的！”
“真想不到你对自家兄弟是这么的绝情啊！你既然无情，那就休怪我无义了，小心有朝一日，你死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赵文革威胁地说道。
赵跃进一听，气得七窍生烟，马上起身抡起拳头就要揍他，赵文革吓得连忙逃走了。
赵文革后来不听劝阻，坚持要出来做生意，东挪西借地凑了一部分本钱，吴爱社生怕他们兄弟失和，于是又从中调和，偷偷地拿了一些钱出来，让他到外省去租了个摊位，然后再从自己手中赊欠服装去卖。结果，坚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不幸就被赵跃进言中了，不仅赔掉了全部本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最后不得不还是回到老家种地去了。
这次赵跃进准备回老家投资修路，赵文革以“二老板”自居，他对孙红旗说道：“修路是我哥掏的钱，他的钱给谁赚都是赚，而我有优先权。你要把这修路的事情承包给我，你自己还可以落得个清闲，我也跟你相安无事，否则的话，我要你好看！”
孙红旗心里拿定主意要包给专业施工队，听赵文革这样一说，于是为难地说道：“我这次回来之前，在你哥赵总面前是立下了军令状的，一定要把这项工程做成优质工程，把善事做好，如果出一点儿纰漏，我在他面前都不好交代。所以，我不想落什么清闲，只要把事情做好了，我辛苦一点儿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不能把这项工程承包给你，因为你们不专业，我也不好控制质量。但是，施工需要人力，你如果真的想赚这个辛苦钱的话，可以做一个工头，领一班人来帮我施工，你的薪酬也可以比别人高一些。不过，我得先跟你打个招呼，你只能带头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这是你哥在为乡亲们做善事，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这是在给你们赵家脸上增光儿呢！你千万别给我做砸了，往自家脸上抹黑！这就叫做鸡蛋汤下面条——有（油）言（盐）在先，如果让我发现你们在施工的过程中，有偷奸耍滑、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的行为的话，就不要怪我抹脸不认人，给你难堪啊！”
从孙红旗这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次从内心里是真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因为他自我感觉得到，一贯以来，他在别人心目中的评价历来都不是很高的，他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得到别人的肯定评价。要不然，自己这一辈子就真的是一事无成的了。
赵文革听他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领了一帮人来施工。修路首先是要铺路基，那个时候机械少，只得靠人力，先用石头、沙子、石灰和土按比例混合拌匀后，再用铁锹撒开来铺平，这些活儿全凭经验和眼力才能完成得好。所以，孙红旗日夜都得督在路上监督。
一开始，赵文革领着人大家还都觉得是在给自己修路，都能够自觉自愿地严格按照比例，搅拌均匀后，再按规定的厚度铺开。可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地就松懈下来了，大伙儿一是觉得干这活儿太累了，天天这么重的活儿全得靠人工来做，那不是在把人当牛马使吗？二是觉得无所谓，拌不拌匀，厚点儿薄点儿不都是一样的吗？这些本乡本土的种田人，他们除了一年两季忙种忙收的农忙以外，平常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麻将桌上度过的，他们不愿意出外打工，也吃不惯这样的苦，本以为这次来参加修路施工，可以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轻轻松松地挣点儿外快的，没想到，这工作做起来还真有点儿让人吃不消。时间一久，腰酸背痛手发软，哪有坐在麻将桌上安逸自在呢？所以，大家都不想下力气干活了，只在那儿磨洋工，人在心不在，出工不出力，混完一天拿一天的工资。这样干出来的活儿质量不仅不合格，还浪费了许多的建筑材料。孙红旗一见，心里便着急起来，说出口的话就不大好听了：“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来给你们修路，你们倒好，怎么连偷奸耍滑，偷工减料，这种在旧社会对付地主资本家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呢？瞧瞧你们干的这活儿，自己看得过去吗？你们要搞清楚，这是在给你们自己干呢！干成这样，你们这是自己在坑自己呀！”
赵文革听了这话，心里自然是很不高兴，含讥带讽地反嘲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们在这儿累死累活的，你却在那儿叽叽歪歪，什么这不行那不行的。花钱修路那也是我哥掏的腰包呀，他那钱都是轻轻松松赚别人的，浪费点儿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你又没掏半分钱出来，为啥总要跟我们过不去啊？”
孙红旗觉得这话很不中听，于是黑着脸说道：“你这话说得可是一点儿都不凭良心了，你以为我们在外面的人，都过得很容易吗？我们吃过的那些苦，遭过的那些罪，你一样都没有受过。现在你哥赚钱了，他拿出来给你们做善事，你们反倒好，不但不领情，还要替他胡乱糟践！做人可得讲良心啊！”
赵文革脸一垮，立刻抢白道：“你在说谁不讲良心呢？开口闭口我们你们的，自己要搞清楚了，你和我哥不是平起平坐的，充其量你就只是我哥养的一条狗，只会在他面前摇尾乞怜，在我们面前却要装大尾巴狼，有本事你自己也拿钱出来修条路让我们看看啊！”
孙红旗听了这侮辱人的话，再也压不住自己的火气了，他忍不住一把抓住赵文革的衣领，怒气冲冲地说道：“你这说的是人话吗？简直是太难听啦！今天我要不替你哥好好地教训教训你，我就不是娘生父养的！”
说着举起拳头作势就要打下去，这赵文革也不是什么善类，一转身举起手中的铁锹，就朝着孙红旗的头顶迎面劈了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经当上小学校长的曹老师，骑着自行车刚好来到了他们跟前，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只见他来了个紧急刹车，一头横在了俩人中间，大声喝道：“你们都给我住手！”
赵文革由于用力过猛，劈向孙红旗的铁锹一下没收住手，不偏不倚地正朝着曹老师的头上砍了过来。曹老师头一偏，锋利的锹口在他的额头上划开了一个大口子，顿时鲜血直流。好在赵文革手中的铁锹落下时不仅减了力，还向旁边偏了一点儿，锹口只是在曹老师的额头上轻轻地碰了一下，要不然一定是会出人命的。两个人一见曹老师流了血，这才赶忙停下手来，七手八脚地帮他止起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