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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别的问题来，就只能抓住“农贷”转“商贷”的问题不放了。其实，即使在调查组内部，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认为，不按上级规定执行，擅自将政府扶持农业的贷款资金挪作商业贷款，为本单位获取高额利润，这样做既违背了上级的初衷，又冒了贷款不能够及时收回来，耽误农时的风险，政治上没有和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对这种错误做法绝不能够迁就姑息，要给予坚决地打击严惩。
另一方则认为，这是充分理解并实践“改革开放”的最好典型，不仅打破了旧的常规，还实践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值得表扬和提倡；况且既没有耽误农时，又让资金提高了利用率，还为本单位盈了利，实在是一条改革开放的好思路。何况改革初期是允许试错的，即使有不够完善缜密的地方，也是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纠偏改正的，更不能将人一棍子打死，阻止了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
双方辩论来辩论去，僵持不下，最后只得上交给领导来裁决。行长权衡来权衡去，觉得两种意见都有成立的理由。但是，发展经济不能和政治任务起冲突，经济任何时候都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经济必须服从政治，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如果把经济和政治分开来了，即使经济取得再好的成绩，一旦政治上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不可等闲视之。为了给当事人一点教训，更是为了以儆效尤，所以决定，撤销赵跃进的经理职务，责令立即收回所有贷款，坚决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从上级领导的坚决态度来看，赵跃进觉得只是撤职，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已是万幸。尽管如此，这种结果还是给了他很大的挫折感，内心里对上级这样处理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认为，所谓改革首先应该是要改掉那些陈规陋习，革除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更是要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对待。“文革”早已经结束了，再用“文革时期”的那套方式方法来对待改革中发生的事情，是不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的。不革除旧弊，让人戴着镣铐跳舞，那岂不是要耽误改革大业？这样的改革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呢？这么多年来，体制内是积习难改，旧思维，旧方法，全都是阻碍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如何深入的开展改革，发展经济，确实是要从顶层设计上大做文章的。对于这些，现在只能是寄望于上级了，甚至是上级的上级，直至中央，期望那些决策者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拿出一套好的方案出来。不过，现在对于赵跃进这样的小人物而言，只能是静心地等待了。
等待等待，等待何时了呢？不过确实是无官一身轻啊！赵跃进又回复到了先前那种清闲自在的状态，原主任已顶替了他的经理职务，两人的职位再次掉了个个儿。现在他只需要按照领导的意思，按部就班地做事就行了，不用自己去动半点儿脑筋，也不承受任何的压力，因为那一套工作流程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另外，为了避嫌，他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再也不想关心其他的事情了。因此，现在的空闲时间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了。
自从赵跃进被停职审查开始，吴爱社为避他以权谋私的嫌疑，也为给他减轻一些外界的舆论压力，主动地辞去了农机厂的会计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可是时间一久，她觉得自己这样闲着也不是一个办法，首先是家里除了赵跃进那点儿缩了水的工资外，再没有其他的收入，孩子要长大，以后的开销肯定会节节攀升，为了给自己找点儿事做，也为了改善一下经济环境，更为了给孩子储备教育基金，她就想着让赵跃进去汉正街拿点儿小百货回来，自己就在信用社门口的空地上摆摆地摊儿，多少总可以赚点儿以贴补家用吧？没想到，赵跃进听了她的话，到汉正街去走了一趟，不但没拿回来半点儿东西，却说他发现了一个绝大的商机！他跟吴爱社说：“这地摊你就别摆啦，挣那点儿小钱儿还不够作路费用的，不如我们到汉正街做大生意、赚大钱去吧！”
吴爱社一听，马上质疑道：“世上哪有这样好赚的钱啊？你只去了一趟汉正街就想去赚大钱，你以为那条街上遍地是黄金呀？”
“井底之蛙了不是？难道你没听说过汉正街真的遍地是黄金吗？只要你弯得下腰去，放得下架子，脸皮厚点儿，手脚勤快点儿，既然别人都能赚得到大钱，我就不信我比别人笨些，赚不到大钱的！”
“那你的工作不想要啦？”
“你看看现在这工作还有个屁的要头啊！事事受制，处处掣肘，口头上说是改革开放，自主经营，实际上一切权力在上面，规定了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使你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一顶政治错误的帽子扣你头上。是啊，有朝一日上级有可能重新认识，重新决策，相信改革开放也可能步入正确轨道的。可是我能淡定的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吗？只怕到头来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与其这样碌碌无为地等待下去，不死不活地混日子，还不如破釜沉舟，自己砸了这所谓的‘铁饭碗’，说不定在体制外更能适合我这样的人生存和发展呢？我想，如果挣脱了这份羁绊，去掉了许多限制，干脆脱光了一头扎进海里去，干一番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事业，这样岂不快哉！”
吴爱社说：“原来你这是要‘下海’呀！”她也知道他在这儿工作得非常地不开心，古话讲，树挪死，人挪活，换个环境，也许真的能让他成就一番事业也未可知呢？于是给他支招道：“你既然下了决心，这工作不想要也就不要好啦，哪里还不能活人呢？不过，汉正街也不是那么容易闯的，俗话讲，一根木棍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与其你一个人去打那里单打独斗，不如带领你那‘铁三角’的弟兄们，一起到汉正街去闯一闯，说不定就能闯出一片新天地来呢！”
这话说得对极了！赵跃进心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外闯荡如果没个帮手，形单影只的，必定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如果有人相互帮衬着，不仅有个照应，还可以起一些促进的作用，抱团同闯汉正街，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主意了！可是他俩能跟自己一起去吗？当时正是打工潮和经商潮奔腾涌动的高潮时期，很多年轻人大都不安心在家里务农，都想着出去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这就是体制外人的最大优势，他们没什么可留恋的，也没什么好犹疑的，只不过有些人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门路，不敢轻易迈出这一步罢了。赵跃进首先找到了孙红旗，当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立即得到了他的积极响应。孙红旗早就不愿种地了，老吵吵着想要出去做生意，上次跟赵跃进申请贷款被他回绝了，可他心里想做生意的想法一直没死，总想着出去闯一闯，只是苦于自己一没本钱，二没门路，也不敢盲目行事。这次听赵跃进说要让他一起到汉正街去做生意，内心里早已是按捺不住，立刻举双手赞成，并且表示，只要是能跟着他去汉正街，即使乞讨要饭自己都心甘情愿。
田卫星当年和赵跃进一起参加高考辅导班，只因底子太薄，加上自己又不能像赵跃进那样潜下心来学习，还要受到张爱英的干扰而分心，因此那次高考考得是焦头烂额，成绩很不理想。结果是赵跃进上了省城的大学，而田卫星只能回到生产队去继续种地。这样悬殊的结果，让他一时间在人面前很有一些抬不起头来，唯一让他值得欣慰的就是，抱得美人归——他和张爱英终于成了一对儿。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收获，那是在高考结束后不久，当时的公社为了加强本地的师资力量，充实教师队伍，进行了一次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考试，很多参加过高考中考落榜的考生，都参加了这次招考活动。结果，田卫星以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这是他参加高考辅导班最大的收获，也给了他落榜以来的最大的安慰。当时他就这样想，“文革”已经结束了，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在副队长的位置上混个几年，再混上一个正队长当当，往后还不知要再过多少年才能当上大队支书。即使能当上大队书记，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了。这种农村干部一不拿国家工资，二没有退休金养老，还是要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从地里刨食，既没有上升的通道，也没有调走的可能，干上几年，迟早是要下台的。在台上的时候得罪了人，人家不会把你怎么样，可是等你一下台，人家就会设法来报复你。原来那些当过支书的人家里，不就经常被砸玻璃，扔大便么？你的家在这儿，你的人也一辈子都要在这儿居住生活，在台上活得风光，下台后黯然失色，心理落差那真是相差太大了！因此，他觉得这种农村干部实在是没什么当头，还不如当民办教师实惠。
当时的民办教师虽然不拿工资，可除了能在生产队里记工分以外，每个月还可以拿到国家财政拨付的八元钱的补贴，在那个生产队社员每天累死累活，只能挣到几毛钱的年代里，有了这八元钱，生活上就要比其他一般的社员家庭好很多。另外，最主要的是还有机会转成公办教师，只要当上了公办教师，那吃的可是商品粮，当的可是“国家干部”啊！这让田卫星心里不仅充满了一些小小的得意，还储存了许多美好的憧憬。
田卫星自从当上民办教师以后，由于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当时教育形势发展得异常迅猛，大队的学校里不仅有五年一贯制的小学，还设有“戴帽”初中。所谓“戴帽”初中，那是因为镇上师资有限，再加上教室、寝室等基本设施不完善，所以有条件的小学校里，就设上了初中班。由于师资力量缺乏，致使很多课程都没有人会教，田卫星仗着从高考辅导班上学来的那些东西，一时间炙手可热，既教初中语文，又教物理化学，有时候还要兼一下小学年级的体育课程。虽然整天忙得团团转，但是心理上既充实又满足，丝毫没有觉得自己被过度地使用了，只管一心扑在教学上。唯一让他不开心的就是，学校领导是大队指派来的，除了只会溜须拍马，阿谀逢迎以外，无论是在文化知识的层次，还是在教学能力和手段上，全都不如他。但是，这人却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去加强学习，提升自己，却把心思用在了其他地方。也许是自卑感太强了一点儿吧？还有就是害怕自己的位置坐不稳，反而是经常地担心田卫星会瞧不起他，更害怕自己的职务被他取而代之。因此，不仅时时处处提防着他，还常常向大队干部编排他的一些不是，故意找他的茬子，这让田卫星感到心理负担很重。
随着恢复高考后的师范毕业生增多，田卫星“民办”转“公办”的希望也愈来愈渺茫，且不说考试的难度越来越加大了，就是分配下来的名额也是愈来愈少，非常有限，全县连续几年甚至都没有一个转“公办”的名额，而且还在裁减民办教师的数量。后来因为乡中学（那时，公社已改称为乡了）缺少一名语文教师，他就被借调到了乡里的中学里。原本以为这次转为“公办”的机会要比原来大许多的，结果是不仅情况依旧不说，在这个公办教师占绝对多数的学校里，田卫星几乎成了唯一的一个边缘人，除了在教学工作上领导依然让他挑重担以外，在其他福利待遇上与别人却有着天渊之别，不仅得不到培训、晋升的机会，就连逢年过节学校里发放慰问物品也没有他的份儿。特别是最近有一次，学校为了换栽一种新树种，就将操场边上的老柳树全部砍伐下来，给学校的公办教师每人做了一套木质沙发，可是就没有他这个民办教师的份儿，这就让他心里有些愤愤不平了！为什么干的是同样的工作，待遇差别却是这么的大呢？他心里真是郁闷得不行啊！
他在学校里受了气不说，回到家里张爱英还来给他添堵。自从“分田到户”以后，地里的从种到收，所有的活儿都靠张爱英一个人扛，田卫星只在农忙时节请几天假回来搭把手，还常常被催促着赶回学校里去。张爱英一个人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到地里去忙活，因此产生了不少怨言，时常对田卫星有些抱怨，说他现在是农不农，秀不秀，拿着那点儿微薄的聘用薪酬，既不能养活老婆孩子，自己也过得无比的寒酸，就连抽那点儿烟，也要买最次的。眼看着转成公办无望，还不如辞掉算了，这样也好一心一意的下地帮我干点儿农活。这么大个男人，指望一个女人来养家糊口，你活得真是窝囊啊！最可气的是，她还说：“我真是瞎了眼啦，当初为了气一气赵跃进，怎么就真的跟上你了呢？这辈子跟着你，我真算是被你全毁掉了！”
这话说得可让田卫星脸面上挂不住了，再加上他心里本就不舒坦，于是开口骂道：“跟着我怎么委屈你啦？有本事你找他去啊！也不想想别人会要你吗？当初你不是频频地向别人送过秋波么？有没有人理过你呀？要不是我，你这婆娘到现在兴许还没人要呢！再说了，当时要不是你让我分心，不让我好好地学习，兴许我也早就像赵跃进那样考上大学，吃上商品粮，有了体面舒适的工作了。现在我这个样子，这一切全都是拜你所赐，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别提心里有多窝火啦！你还整天叨叨叨的，烦不烦啊？等明儿有一天我有了钱，找个佣人专门来侍候你，要不要啊？”
其实他的心里想说的是，早晚有一天，等我有了钱，就把你给一脚踹掉，看你还来不来烦我！可是说归说，想归想，生活还得照旧过下去，只是这心里边总觉得过得有些不开心罢了。就是在这个时候，赵跃进来邀约他，说是要让他们这个“铁三角”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来，三人结伴一起到汉正街去做生意，赚大钱去。
听了他这话，他连细节都来不及多问，就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下来。本来那份民办教师的工作就做得窝囊受气极了，辞掉毫不可惜。于是他只跟校长打了声招呼，头也没回一下，毅然决然地就跟着赵跃进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