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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跃进手里有了一大笔拆借来的资金以后，主动权就比原来大得多了。在对外发放贷款的时候，他不仅可以照顾到企业，还可以照顾到个人了。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周丰收来了，在上大学之前，两人还是经常有联系的，就是在赵跃进跟吴爱社结婚的时候，周丰收也还来凑过分子。这个时候他想，现在大家都在想着发家致富，周丰收凭借他的木匠手艺，如果能开一家家具加工厂，不也是可以发起来的嘛！
周丰收现在是真正地干上木工了，他父亲去世前就是木匠，家里的工具都是齐全的，也许是耳濡目染，也许是基因遗传，他从小没事的时候就爱拿起工具来刨刨砍砍，上学的时候，老师还让他做过木工组的组长，现在他又拜了父亲生前的一个徒弟做师傅，经过几年的学艺下来，眼下已经是一个能够单独完成家具工艺的小师傅了，干的就是上门给人做家具的活儿。如果自己能在资金上支持他一下，给他点儿贷款，让他开起一家木工作坊来，专门加工生产家具，然后再拿到街上去卖，这要比单给人家做加工利润高很多。听说广东那边开家具厂的早已经成为千万富翁了，看来开工厂确实是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所以赵跃进有心想要帮一帮周丰收。
赵跃进主动去找到周丰收，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一说，他马上拍手称快道：“好，我早就想开一家家具厂了，只是一直苦于没有资金，所以现在只能上门给人做加工，赚点小钱养家糊口。这下可好啦，有了你的支持，我一定要把家具厂红红火火地开起来！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有好事你还首先想着我这个老朋友，你真不愧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啊！如果我也有发达的那一天，一定会加倍地回报你的！”
有了赵跃进提供的贷款，周丰收利用自家的大客厅，很快地就把家具厂开办了起来。开业后不久，由于他生产出来的家具，用的是真材实料，不仅款式新颖，还结实耐用，所以，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抢手货。渐渐地随着利润的逐渐增加，他成了当地第一个带头致富的“万元户”。他真的说话算数，隔三差五地就要给赵跃进家送去一些地里长的东西，什么粮食啊，土产啊，等等。每次去外地回来，更是给吴爱社和小孩子买来一些衣服和玩具等，作为礼物送到家里来。当吴爱社要照价付钱时，他就说：“古话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就办不起这个家具厂来，也成不了这个‘万元户’。何况我和赵跃进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呢？这点儿小东西，只是我在外地看着好玩，就顺带着带了点儿回来，给你们的小孩玩玩，只想让你们开开心，你却还要付钱，这样是不是太见外了点儿吧？”
这样一说，吴爱社也不好再坚持说什么了。
没想到周丰收的榜样效应是如此之大，原先只知道只有企业才可以从信用社里贷款，现在私人也可以贷款了。所以有些人也来找赵跃进要求贷款，他就优中选优地给几家有发展前景的私人工厂，试着发了几笔贷款。谁知道这个口子一开，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特别是原先的那些同学、朋友，还有三亲四戚，一下子都来要求贷款了。有些人以得到贷款为目的，甚至不惜重金给他送钱送礼。这些人要贷款的目的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要开厂，有的要盖房，有的要搞养殖，有的要跑单帮，还有的就连娶妻生子还欠债都想用贷款，真正把个赵跃进当成了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赵跃进觉得这些人全都是想起一出是一出，而且大都是些不靠谱的事情，再加上拿不出抵押物，也找不到担保人，赵跃进只能是一律地给予回绝了。可是无论怎样解释，别人都听不进去，还说什么“周丰收是你好朋友你就给他贷，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贷呢？等我发财以后，也可以像他那样，给你送很多很好的东西的。”
这样一来，不仅一时之间让他应接不暇，还让他难以招架，更可气的是，在别人眼中，他成了以权谋私，贪图利益的不肖之徒了。这让他心里很受伤，于是他不仅对周丰收提出警告，让他以后千万不要再给自己家里送任何东西了，还对那些送礼送钱的人冷面相对，给他们当面退回去。这样一来，人家就说他“不讲人情，一有权就翻脸。一点儿旧情都不认，良心被狗吃了。”赵跃进烦恼至极，不仅叮嘱吴爱社闭门谢客，自己还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好让自己清静清静，这真是无奈之举啊！自古以来只有躲债的，哪有像他这样躲礼的呢？
尽管千躲万躲，赵跃进还是没有躲过孙红旗的追踪而至。因为他从小跟赵跃进一起长大，对他的喜好、以及脾气和性情了解得一清二楚。再加上他跟吴爱社说是有要紧的事情找他，吴爱社没多想就告诉了他赵跃进躲藏的地点。自从从越南战场上下来以后，孙红旗因为违反纪律，尽管杀了那么多敌人，既没给他记功，也没给他授奖，只是让他脱下军装复员回了老家。现在已经在家里种了好几年的田了，眼见着原先的那些战友们一个个地不是提干，就是转业后安排在城里工作，那些被提干的战友们也是从排长升连长，又从连长升上了营长，看这势头，不久以后还有可能升上团长呢！他就再不能够安心地种地了。现在听说了赵跃进这儿能拿得到贷款，他就想着去做生意赚钱，也好在昔日战友们面前争争面子。可是他一没抵押物，二没做生意的路子，只是想到一定要去做生意，以为做生意是稳赚不赔的事情，这哪行啊？赵跃进听了他的想法，当时就一口回绝了他，提醒他做生意岂能是儿戏？首先得计算风险，你是不是承受得了？再说并不是人人都做得了生意的，也不是说做就能够做得成的，这不仅要有做生意的头脑，还要吃得起苦，受得起罪，而且还要选得准路子。否则，盲目去做那可是要吃大亏的哟！
赵跃进这样说，本来是为了他好，可孙红旗却根本不领他的这个情，认为他这是小瞧自己，不肯帮自己，凭什么说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怎么还没做呢，你就说我吃不起那个苦，受不起那个罪呢？嘴上说的都是一些搪塞自己的话，说白了就是不肯帮自己，让自己白白地失去了赚大钱、做富翁的绝好机会。他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率性而为的人，他没有拿到贷款不说，还听了他的一顿数落，肚子里不免一时气愤难平，一气之下，他就写下了一份所谓的检举揭发信，给赵跃进安上了所谓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吃拿卡要，贷款不公等一些罪名，寄到他的顶头上级，县支行那里去了。
在赵跃进以及全体信用社职工的努力下，到了当年年底决算的时候，信用社的盈利，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要多。这些成绩都是大家努力工作的结果，自然是要论功行赏了。除了赵跃进当仁不让地拿到最多以外，其他员工的工资和奖金，也一下子比原来翻了好几倍。大家手里攥着从来未见到过的大把的钞票，全都喜气洋洋，满面春风起来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赵跃进顺应改革的历史洪流，干得风生水起，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大家满心高兴，希望来年能够更进一步的时候，一股暗流却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地向他袭来。正应了三国时期魏人李康所作《命运论》里的那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这股暗流的源头来自信用社原主任那里。自从上次竞聘败给赵跃进以后，俩人的位置立刻调了个个儿，赵跃进成了经理，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则接过了“农贷专员”的职位，不仅没了原来的威风，还要听赵跃进的指挥，每天都往下面跑，坐办公室的时间几乎被压缩没了，这让他很不适应。特别是赵跃进改革“农贷”发放的方式以后，不仅加大了他的工作量，还对他的工作指手划脚，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他就想寻找机会扳倒对方。他曾经暗暗地用心仔细检查过赵跃进的所有账目，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贪污的嫌疑；他也想抓住他受贿的证据，可除了他的好朋友周丰收送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以外，其他人送钱送物全都被他推挡回去了。想来想去，唯独可以拿这个“农贷”转“商贷”的事情来做做文章了。
凭良心说，原先门庭冷落车马稀，职工人心浮动，账上无积累，半死不活的一个单位，现在被赵跃进弄得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不仅业务量翻了几番，而且账上的积累也多了起来，连职工们的薪酬和福利更是水涨船高地翻了好几倍。这不能不归功于赵跃进，到底是上过大学的人，不仅专业知识丰富，业务能力也特别地强，这点让他不得不佩服。虽然这些都是摆在桌面上的成绩，但是，尽管如此，不懂政治却是他的软肋。就拿“农贷”转“商贷”来说，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件利社利民的好事情，单从经济方面来讲的话，应该可以说是对改革开放的一种大胆尝试，因为他既没有耽误农时，又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既提高了资金的利用率，同时还为本单位增加了收入，提高了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然而，政治和经济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事情只要一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那就成了大问题了。“农贷”的政策性强，上级三令五申要求准时足额发放到位，体现政府对农民的体恤及关怀，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意义重要不言而喻，可他却阳奉阴违，将一次性发放的贷款，改为分期分批发放，尽管在农民需要用钱的时候，按时发放到了位，可是如果哪个环节稍微出现一点儿纰漏，就会出现大问题，不仅违背了政府的美好的初衷，更要耽误农时，这可是影响国策的大事情啊！错就错在当初把农贷转作商贷的时候，他既没向上级支行请示，事后也没做汇报，他就凭着自己的一股子热情，胆子也真是太大啦！原主任凭借他多年的经验判断，上级站在国计民生的高度，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他认为自己已经触到了赵跃进的软肋，抓住了赵跃进的把柄，于是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扳倒。他将自己的想法，再加上一些群众的议论，添油加醋，罗织罪名地写成一份材料送了上去。
上级领导收到这份材料，和孙红旗等人的所谓举报材料以后，一看，觉得他们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农贷转商贷的这个问题，还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恐怕会弄出大的乱子来的。于是很快就派出调查组来到了信用社里，专门调查赵跃进“农贷”转“商贷”，以及到底有没有贪污受贿等问题。调查组一到，便宣布了上级决定，暂停赵跃进的经理职务，接受审查，其职务由原主任暂行代理，以便调查组开展工作。
这一来，许多原来计划好的工作和正在进行的事情全都被迫停了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夭折在了起步阶段。真是令人十分的惋惜和万分地痛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