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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军阀混战一结束，蒋介石下令驻湘国军,以九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湘南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为了打通上井冈山的战略通道，朱德派人通知曾木斋不惜一切代价攻下安仁县城。
曾木斋自从二月底在安福司见到朱德后，这段时间为攻打安仁县城在积极准备，招兵买马，训练农军，勘察地形，赶造松树炮和梭镖、大刀等武器。
县委安排伍若兰快马加鞭赶到上架桥，面见曾木斋，传达朱德的命令。曾木斋一见伍若兰，就说：“你快告诉我，是不是要马上进攻安仁了？”
伍若兰严肃地说：“曾司令，现在敌人调动七个师，围攻我湘南起义部队。朱师长和邓书记命令你，必须在半个月内拿下安仁，打通上井冈山的道路。”
曾木斋表示：“请你回复师长和邓书记，我一定完成任务！”
曾木斋迅速来到安仁龙海塘，与唐天际、侯岳生等人见面，详细研究进攻安仁县城的方案。他要求侯岳生、刘峻极发动群众闹革命，打土豪，插标分田，为攻打安仁县城筹集粮草。
安仁地处湘东南，东接茶陵、酃县，南与永兴、资兴接壤，西临耒阳、衡阳，北与攸县、衡东为邻，乃连接湘赣的咽喉要冲。湘南起义队伍如能控制安仁，不仅可使耒阳、永兴、安仁联成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就能打破敌人的南北夹击的局面，为耒阳的起义军主力打通向井冈山转移的通道。
仅就力量而言，安仁农军是不足以与敌人抗衡的。因此，朱德任命熟悉边界地形的曾木斋担任攻打安仁县的总指挥，调集耒阳、永兴、安仁三个县的边界农军，联合攻打安仁县城。
三月十六日下午，曾木斋调兵遣将，指挥耒阳、永兴、安仁边境农军，分三路向安仁县城进发。第一路由王烈带领马水、坪田两个乡的农军，向安仁羊际坳挺进。第二路由周访率领耒阳大义、东湖、导子三个乡的农军，向安仁华王庙进发。第三路由曹启文、曹善文率领上架、三都两个乡的农军，以及曹钧、许郁率领的永兴县警卫团，向安仁安平司进攻。
最早遭遇敌人的是第三路农军。他们行进至安平司时，与安仁县城开出的敌军前哨狭路相逢。安平司是安仁县城南要冲，从这里往前走两里许，可通井冈山。曹启文、曹善文指挥队伍迅速抢占山头。经过一番激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敌军伤亡六十余人，农军也有三十多人阵亡。为了打破僵局，农军绕道，沿山路退却。当退到江口洲时，曹启文见敌军正沿河岩追击周访友军，便奋不顾身指挥农军冲下山，从敌后猛烈攻击。周访也率部返身厮杀。敌军背腹受击，一时乱了阵脚，遂向江滩溃退。农军初经恶战，伤亡过重，也不追赶，主动退到东湖观音阁休整。
黎明时分，攸县和茶陵的国民党军纠集两个营的保安团，配合安仁城内的敌军，向永兴警卫团阵地压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曹钧、许郁决定以少数兵力牵制敌人的主力，主力部队从敌人防守薄弱处杀出去，暂时撤回安福司。许郁派人向曾木斋汇报。曾木斋命令该团改变主攻方向，开到神州河一带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敌人。神州河在安坪司北十里外，是一个圩场，如果敌人占据它，就威胁安平司。
天亮后，曹钧、许郁召开全团连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朱德师长的指示和曾木斋总指挥的命令，总结进攻安坪司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新的战斗部署：由许郁率领一、二、三连为中路，直向神州河；由曹钧带领四、五、六连为左翼；由少先队指导员张心梓率领七、八、九连和少先队为右翼，各路并行，相互策应，其间相隔十余里，分头组织发动群众。
许郁率部三百余人来到神州河，深入组织和发动群众。当地的土豪劣绅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纠集了安仁附近的正规军、保安团和地主武装约一千多兵力，进行疯狂反扑。天空乌云滚滚，大地硝烟弥漫。敌强我弱，许郁率部隐蔽进入阵地。敌人仗着优势的兵力和优良的武器，向许郁部队发起攻击。战斗很激烈，从早上打到晌午，农军战士们在阵地上凭着步枪、鸟铳、松树炮和手榴弹，凭着不怕死的勇敢精神，击败敌人三次进攻。但农军的伤亡越来越大，弹药剩下不多。当敌人发起第四次进攻时，为了节省子弹，许郁命令各连集中弹药等敌人近了，用大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危急时刻，曹钧带领警卫团四、五、六连来了增援。敌人以为是朱德的主力部队来了，惊慌失措掉头逃窜。阵地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曹钧握着许郁的手，兴奋而又急促地说：“三连长向我报告，说你这里的情况紧急，我便故意大造声势，给敌人摆了个迷魂阵。我们还是先转移吧!”
他们把部队撤到三十多里外的龙海塘隐蔽。部队撤退时，团部政治干事曹克仁和几个战士掩护部队转移，子弹打光了，便与敌人肉搏，最后被敌人掳去。敌人把曹克仁剖腹取心割下首级，悬挂安仁城头示众。消息传到部队时，战士们失声痛哭，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烈火。
曾木斋率部赶到安仁茶叶坳，接到唐天际派人送来的情报，安仁守敌一个营及县挨户团，共一千余人枪，倾巢出动，兵分两路，企图夹击农军。曾木斋考虑到敌人太强大，为了减少农军牺牲，果断决定暂时停止进攻安仁县城，命令各路农军撤退，避敌主力，保存实力，另谋良策。
夜幕降临，三路农军撤退到观音阁休整。经清点，共计伤亡三百余人。
曹钧伤心地说：“安仁城门都冇摸到，我们损失这样惨重！”
周访安慰道：“我们农军虽然有损失，但第一次实战积累了战斗经验，有利于调整进攻方案。”
一位战士急匆匆跑进来，报告说：“敌人一个正规营会同侯海鹏的挨户团，正朝观音阁方向扑来。”
曾木斋带着周访和曹钧、许郁跑到山坡，观察敌情。曾木斋指着远处黑压压的敌人，对他们说：“这次敌人来势汹汹呀。”周访仔细一看，几里外的崎岖山路上，敌人宛如长龙。他倒吸一口气，说道：“曾司令，敌人是有备而来，我看不能硬拼，尽快转移，保存实力。”
曾木斋果断地说：“好，马上通知各路人马往大岭山区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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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县农军联合攻打安仁之际，中共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城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选举陈佑魁为主席，朱德、陈毅、何长工、李才佳、尹子韶、宋乔生等二十一人为执行委员。会议的主题是：“巩固人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扩大革命力量。”
湘南苏维埃政府，是全国最早的地级苏维埃政府，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紧接着，三月二十一日，中共耒阳县委在杜陵书院召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四百余人。与会代表听取张奉岗、彭芷恂传达永兴会议精神之后，作出了三项重大决定:
1、土地革命问题。大会根据本县的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土地分配办法。决定没收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没收庵堂、庙宇、族会的公产土地(学校、茶亭土地不在此列)。所有没收的土地，统一由各乡苏维埃政府分配给无士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大会明确规定: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最迫切、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乃是苏维埃政府的首要任务。
2、镇压反革命问题。大会认为，镇压反革命，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措施。大会决议处理反革命的办法是:捉住反革命分子，必须召开群众大会，听取群众意见，对罪大恶极，人人皆曰要杀者，则杀之;对罪恶较轻又能悔改者，则从宽处理，或给予坐牢，或交由群众管制。
3、巩固政权问题。大会吸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认为开展武装斗争应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用武装保卫政权。
耒阳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县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土地革命的告示》，明确告诉农民:“本政府没收地主所有土地，重新进行分配，保证耕者有其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从农协、总工会、妇联抽调大批骨干，分派到各个还没有实行插标分田的区乡，与当地党政领导联合成立工作小组，抢在春耕之前完成插标分田工作。
为了抢时间、进度，有的乡苏维埃政府没有严格按照步骤开展插标分田，而是采取农民自选土地，自己插牌，两天时间就分田完毕。其他大部分乡，七八天就完成了任务。因此，到三月底朱德率主力部队撤离耒阳之际，全县三百五十五个乡，有二百五十个完成了插标分田活动，占总乡数的百分之七十五，遥遥领先湘南各县。
插标分田的全面推进，极大地获得了贫困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拥护。贫苦农民周宜汉，祖孙三代，分得水田四十担。他的母亲逢人就说:“咯回（这次）真的翻身啦!”憨厚的老人对子孙们说:“分了田，有了靠，今后政府有什么事，你们只管去做，家里的事都交给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曾经胆小怕事，私下向豪绅妥协的部分农民分到了田地之后，腰杆硬起来了。发现土豪劣绅回村了就立即向政府报告，协助农军抓捕。许多农民连家庭发生小矛盾也跑到苏维埃政府请求解决，党员干部成了农民特别亲近的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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酃县中村，春光明媚，山花烂漫。村前的平地上，毛泽东正在给指战员上政治课。他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两口，侃侃而言：
“同志们，我们利用去湘南的机会，在这里休整几天，正好抽空给大家开这个会。平时，我们在山上军务繁忙，部队很难集中，现在天赐良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想就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特点谈起，然后回答我们共同所关心的红色政权的意义以及它的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好不好啊？”
毛泽东开门见山：“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创造了许多的优秀文化。但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并没有使中国繁荣富强。相反，帝国主义的大炮，使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屈服，开始割地赔款。华夏大地，爆发了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以后，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全国民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然而，由于我们党内推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加之蒋介石在上海策动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全国的革命形势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并不畏惧，爆发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应当说，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翻然醒悟，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停了停，毛泽东又说：“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在农村，国情也就确定了革命的性质。由于我国的经济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这就确定了我国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的革命。没有农民参加的革命，那将是一句空话。因此，大家应当懂得农民的重要性。现在，全国的形势是个什么样呢?有人认为是革命处于低潮，也有的人认为经过我们党领导的几次暴动之后，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要知道，中国革命是复杂的，并不是一些人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几个暴动，就以为革命的形势处于高潮。这种指导思想过于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忽视了中国的客观实际。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党在军事上是强大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它的政权是稳固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也并不是没有缺点，也有很多的弱点。例如，军阀之间的混战，国民党派系林立，互不买账。还有，国民党反动派只能统治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对广大偏僻落后的农村鞭长莫及，无法管理。这些弱点也就成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下，作为弱小的革命武装，就应当到农村去，积蓄和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以农村作为依托，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逐步以农村包围城市，直至最后夺取城市。由此而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弃之则没别的路可走。这一点，同志们将来在实践中会体会到的。”
毛泽东稍稍歇了一口气，继续分析：“我们在明确这个指导思想以后，就应该集中精力来做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要防止‘左’的思潮，不能一味强调去攻打城市，到城里去享受一番。说实在话，谁不愿意到城市去呢?城里高楼大厦，条件优越，比起落后的农村来说不知强了多少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凭现在的力量是不能去攻打城市的，纵然打下了城市也站不住脚。我们在农村工作，条件是很艰苦。一些经不起艰苦环境考验的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山区条件差，部队整日钻山沟，根本出不了马列，怀疑红色政权能否存在?这些模糊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是一种右倾悲观论调。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农村工作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的思想准备，没有这个准备，我们任何事情也无法做成!”
毛泽东精辟的分析，像块磁铁吸引着战士们的心。他们听了毛泽东的课，心里亮堂得多了。
毛泽东还没讲完，张子清闯入，大声报告：“刚接到情报，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从南、北、西三面进攻湘南。我们是不是要过去支援湘南暴动部队？”
毛泽东停止讲课，立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研究下山支援朱德的对策。毛泽东判断，湘南苏维埃政权守不住，必须兵分几路，接应朱德部队上山！”
何挺颖和张子清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明知湘南苏区有难，不发兵去救援，反而迎接他们上山，违背了省委、特委的命令，肯定会遭受组织上的追究。”
毛泽东坚定地说：“敌强莫硬打，敌弱我猛攻，朱德师长早就摸索出这套游击战经验。将来的事实必将证明，我们不去湘南阻敌，接起义部队上山是正确的。”
“是呀，强敌进攻，避敌锋芒，适时地向井冈山转移，这是上策。”伍中豪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继续说：“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兵分两路，何长工同志率第二团去湘南，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阻击尾追湘南起义部队的敌人。另一路以第一团为左翼，由我亲自率领，向桂东、汝城方向进军，阻击粤北前来追击之敌，掩护湘南起义部队安全向井冈山转移。不知诸位的意见如何?”
何挺颖、伍中豪、张宗逊，都点头同意。张子清没有再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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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观音阁，土墙屋里，灯火通明。曾木斋及耒阳、安仁、永兴三县农军负责人，正在精心研究二打安仁的战斗方案。曾木斋对大家说，首次攻打安仁，我军损失几百人，如果这一战再不打好，势必影响队伍士气，难以完成朱师长交给的任务。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下一仗如何打，大家献计献策吧。
安仁农军首领侯岳生第一个发言，通报了安仁县城敌人兵力部署情况。他认为，我们农军装备简陋，武器低劣，凭这点力量，恐怕难以攻下县城，还不如请求朱德派正规军来。
尹子韶赞同派人去耒阳找朱德派援兵。
曾木斋不同意。他认为，工农革命军主力的任务是抗击正规敌人的进攻，对于安仁县城，这个任务只能是农军协同作战，负责打下来。
周访自信地说：“现在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我们农军有上万人，虽然武器差，但志气旺，顽强不怕死，完全有信心迅速攻下县城。二打安仁，我看战术安排要灵活点，再不能像上回那样，兵分几路，而要集中优势兵力，智取为上策。”
唐天际等同志都赞成。
那么，如何灵活应变和智取呢？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曾木斋胸有成竹，决定采取“请敌入瓮”的战术，依靠安仁本地农军熟悉地形的优势，打下安仁县城。
会后，曾木斋率两千耒阳农军、一千八百名永兴农军和八百名安仁农军，经坪山铺向安平司推进。农军埋伏在奶婆嘴，黄昏时分，由周访带一支先头部队进攻安平司。随即，周访佯装败退，引敌追击。安仁县民团主任侯海鹏狂妄自大，不知是计，一见农军后撤，就急不可待率军尾随。追至龙海塘附近时，曾木斋一声令下，十几门松树炮一齐轰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埋伏在山上的农军如猛虎下山，冲进敌群，高喊着“活捉侯海鹏，为死难兄弟报仇”，直打得敌人尸横遍野，鬼哭狼嚎，东奔西跑，互相践踏，死伤无数。
星夜里，永兴警卫团摸黑向神州河疾进。半夜时分，部队到了神州河，曹钧、许郁命令各连分散隐蔽。一连长邓宏钦带着战士直奔白军指挥所时，敌哨兵发觉黑压压的人影拥来，吓得叫喊着窜回大院，紧闭大门。战士们猛冲上去，将院子团团围住，边喊话边向屋内扔手榴弹。“轰”的一声，大门被炸开了。战士们乘着烟幕冲进了院子，敌人纷纷举手投降。不到几分钟，警卫团便拿下这个据点。八连的战斗一打响，一、二连和六、九连也同时向东西两端的白军发起突然袭击，一阵猛攻，全歼守敌。
敌人闻讯，急从攸县派两个团、从茶陵派三个团的大量兵力，一起赶来增援。战斗非常激烈，鏖战到天亮。尹子韶率领的永兴农军在江口洲、龙海塘一带与敌人激战，死伤惨重，许多农军战士被俘。永兴农军被迫撤退，隐藏在山林。
农军攻打安仁县城的计划再次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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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早就有了联系。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着余部两千余人转战到赣南，寻找落脚点。经过信丰时，赣南特委派人联络，说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朱德和陈毅不太相信，认为井冈山土匪盘踞，人烟稀少，革命队伍很难立足。
一个月后，朱德率部在江西崇义山区整训。此时，队伍只剩下八百多人。为了刺探敌情，他派人化装成老百姓，混到敌占区，弄到一些报纸。朱德从报纸上无意间看到一条消息，报道毛泽东的队伍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惊动了南京政府。他兴奋地拿着报纸，找到陈毅说：“毛委员确实在井冈山上！”
陈毅看到报纸上的消息确信无疑，然而，派谁去联络毛泽东呢？陈毅想到了一个最合适人选。朱德问他是哪个？陈毅说，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就在我们队伍里。他原来在二十五师政治部，是个很优秀的干部。于是，朱德把毛泽覃找来，把这次意义非凡的联络任务交给了他。
毛泽覃果然不负朱德、陈毅的厚望，顺利完成了任务。他扮成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副官，穿越敌人的防区，日夜兼程，巧妙通过敌哨口盘查，在宁冈茅坪见到了毛泽东。毛泽覃介绍了南昌起义失败经过，以及朱德率余部转战赣南的情况。毛泽东告诉毛泽覃，早在一个月前，他就要何长工下山联系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打听朱德部队的下落，希望能够接应这支部队上山，共同对付敌人。然而，何长工一去月余，至今音讯全无。毛泽东担心何长工路上遭遇不测。
事也凑巧，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第三营从井冈山下来，在江西上犹县打游击途中，偶然与朱德的部队相遇。伍中豪异常兴奋，便把井冈山上的情况告诉了朱德。从上犹去井冈山，要经过敌占区，敌人防守严密。朱德的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已经缺粮少衣，枪支弹药都奇缺，根本没有办法上山。正当一筹莫展时，朱德想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拜把兄弟，两人一起参加过同盟会和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过护国讨袁战争，情同手足。范石生同蒋介石及粤系、湘系、桂系都有矛盾。朱德同陈毅商量后，决定与范石生合作。朱德写信给驻扎在汝城县的范石生，坦诚讲述了自己这支队伍的处境，以及希望合作的愿望。信发出半个月，范石生派人送来复信，同意与朱德部队合作。
去年十一月下旬，朱德在汝城见到了久别的范石生。经过协商，朱德部隐蔽于十六军，番号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O团，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朱德，字玉阶，“玉”去掉一点做“王”，“楷”为“阶”的谐音也。张子清、伍中豪的部队也隐蔽在十六军，采用第一四一团的番号。两支队伍的装备得到极大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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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讲下何长工的故事。何长工身材高瘦，腿长，走路飞快。当初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路上，部队让事先埋伏的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何长工也被敌人捉住。他急中生智，从挂包取出一吊铜板，往地上一抛，敌人都趴在地上抢钱，何长工趁机一溜烟跑了。
毛泽东听说后，觉得何长工是个机智勇敢的人，就在夜间约见他，交给一个秘密任务：“去长沙找省委接头，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何长工受命后，化装成逃兵模样，翻山越岭赶往长沙。走到酃县沔渡时被民团捉住，插上标牌，要杀掉他。何长工面无惧色，反而镇定地告诉敌人：“你们马上就要呜呼哀哉了！”敌人问为什么？何长工接着说：“毛泽东的队伍马上就会打到你们这里，要了你们的命啊。”敌人听了很是惊慌，问毛泽东现在哪里。何长工就带他们走到茶陵坑头。天黑了，民团宿营，何长工不肯睡觉，总是喊着冤枉。民团团长被他吵得烦躁起来，赶他走，他不肯走，要求留下做个马夫。团长问他何故？他说他是毛泽东部队的逃兵，去长沙找他哥哥的，路上机关多，盘查紧，走不了，不如留在民团。团长不想留他，干脆开了个路条给他，打发他走了。
就这样，何长工机智地弄到一张路条，沿途畅通无阻。五天后，他走到长沙，几经波折找到了省委领导。省委安排何长工到粤北打听一支游击队的行踪。何长工正好要寻找南昌起义队伍的下落，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打扮成地主家的长工样子，风餐露宿，日行百余里，走了几十天辗转到广州，还没找到朱德部队的下落。他便返回到了韶关，打算返回井冈山。
这天黄昏，落日的余晖隐退，天空黯淡下来。韶关街头亮起星星点点的火光。何长工吃晚饭，寻思好多天没洗澡了，临走前不如寻一家洗澡铺洗个澡。澡堂弥漫着热气腾腾的雾气。何长工刚脱下衣服，听见隔壁两个洗澡的在议论。听口音，好像是国军部队的军官。
一个军官说：“你知道吗，我们范军长前不久在汝城收留了朱德的部队，朱德化名王楷当了团长，如今转移到韶关，就在犁铺头。范军长胆子够大的，纸包不住火，万一让蒋介石知道了，那不得了！”
另一个军官说：“范军长重情重义。他跟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义结金兰的拜把兄弟。朱德落难了，范军长帮他一把。”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何长工兴奋得澡都不洗了，赶快穿起衣服，赶往十几里外的犁铺头。
犁铺头是韶关附近的大圩场，人口稠密，经济活跃，物产丰富，是扎营练兵的好处所。朱德率部南下，原本是按照中央指示，策应广州起义。就在途径广东仁化时，朱德从北江特委获悉，广州起义失败了。起义军领袖张太雷、周文雍先后牺牲。这惨重的教训，使朱德感受到转向农村的正确性，愈发怀疑党中央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举行暴动的正确性。这时，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二百多名战士抵达韶关，偶遇朱德部。朱德趁机收拢这些余部，部队驻扎犁铺头整训。
何长工见到朱德、陈毅时，他俩正在教导队搞训练。朱德言传身教、亲自示范。朱德热情接待了何长工。何长工讲述下山的艰辛，朱德和陈毅都感叹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天意要促成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两支部队将来在井冈山会师。
朱德详细询问井冈山的地形地貌、群众基础和毛泽东部队情况，并问到能否屯兵，是否利于防守。何长工一一如实相告。何长工介绍完，看见训练场很多军官手上拿着两份油印小册子，便问陈毅那是什么？陈毅扬了扬手中的小册子，告诉何长工，这是朱德军长编写的两套教材，一套是步兵操典，一套是战斗条令，都是朱军长根据他在云南讲武堂和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结合多年战斗实践得出的经验总结，易学易懂，官兵们都在夸这两套教材好！
何长工好奇地翻看教材，发现与一般的军事教材不同。在战术上，朱德把旧式疏开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把旧式的一字散兵线改为人字队形，交叉射击，消灭死角；在内容上，既有中国传统的作战方法，又有外国许多先进的战术。朱德还针对敌强我弱的作战特点，提出了必须掌握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敌强莫硬打”、“敌弱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这些提法，都是闻所未闻，何长工感觉很新鲜。
朱德对何长工介绍了这两套教材的战术原则由来：“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我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认为我这是游击思想”。
临走，何长工特意把两套教材带到了井冈山，给毛泽东研究。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红四军成立，与毛泽东一起改进、完善这两套教材的作战原则，逐步形成了红军的游击战术。中央苏区红军时期的军事教材，就是以这两套教材为基础编写的。朱德和毛泽东共同归纳总结出了著名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也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