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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饭后，梁渊拐了几根弄堂把汪警官的画像送到他府上。刚从外边酒足饭饱回来的汪明鉴一边剔着牙齿，一边坐在马扎上给七十多岁的老娘汰脚。“梁老板来了，进进，坐，坐！”老太太客客气气地招呼着梁渊，把堆满太师椅的满身的肉微微挪动了下。汪母倒是从来不会仗着自己儿子是老警察而横行于市，她一向对人礼让，把梁家小叔和梁渊都呼作“梁老板”。
“汪家姆妈好！您老真有福气！”梁渊向老太太抱拳作揖。
“好，好，托老天爷福，菩萨保佑，我还想多活几年呢。”老太太咧着只剩三四颗牙的嘴笑着说。画师坐了十来分钟，跟老太太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一堆话，便准备告辞出门。
“回了？”汪警官起身问梁老板。“回，回了！”梁渊答道。“有空上家来，陪我姆妈讲讲闲话（说说话），钞票嘛，到底说没有赚够的时候！”汪警官湿漉漉的巴掌拍了拍梁渊的肩，汪老太太的汰脚水顺着画师的衣袖往下滴。
“是啊，是啊，一幅画也不值一斤猪肠子钱，养家不容易呀……”梁渊盯着老警察溷浊的眼乌珠，故意把“不容易”这仨字说得重重的。看汪警官只有送客而无掏钱的意思，画师鼓起勇气嗫嚅着：“汪警官，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是婶母当家，你晓得的……”
汪警官听出来了，梁渊这是提示他掏钱呢，老警察橘皮样全是坑的油光光的胖脸立刻拉下来，横纹肌肉“啪啪”抽了两下，老警棍从兜里掏出几张法币，往檀香木茶几上一扔，顺手操起茶几上的杯子刚要砸地，瞥了老娘一眼，又“咚”一声砸在茶几上，鼻孔里气流往外“哼哼”了几声，用半拉嘴说道：“要稀了（要死了），不送！”那习惯了白吃白喝的老警察嘴里不喷粪但心里却恼怒地呵斥道：“什么玩意，我他妈画个像，竟然讨钱讨到府上来了，就这么一张破画还敢跟老子我顶真！”不过，当着老娘面，汪警官即使发怒也是有节制的，那些粗俗损人的话终究没有骂出口。
梁渊低着头像丧家的、乏家的狗，疾步快要跳出老警察家的院子时，西厢房门“吱呀”一声，冲出来一个被荒草盖住脸的人。梁渊冷不防被一双肉鼓鼓的手一下抱住腰，没等他明白过来，那人猛地抓住梁渊的手伸进早已敞开的胸脯。妈呀，女人的胸！梁渊在心里喊道，一只纤细的男人的手和一双惶恐的眼睛在两座山峰间跌落。长发女人按捺了很久终于得逞的疯劲一下全喷涌出来，胸脯像台风的浪汹涌澎湃地起伏抖动着，仰起头喘着极不匀称的热气儿全朝着梁渊的脖子喷，舌头像刚灌下去两三壶马尿或者含着一颗小石子，结结巴巴、含含混混地说道：“陆，陆先生，抱抱…抱抱！”
梁渊用力想挣脱那双死人般浮肿的手，可越用劲，他的手被那疯女人越是死死按住，他抓画笔的手竟然在一个疯女人的乳峰里扫荡，女人枯草般的发丝散发出如同久未人居的老宅那种阴湿的霉味，直捣梁渊的鼻腔……
正当梁渊吓得大惊失色欲逃不能时，到院里倒汰脚水的汪家媳妇见状扔掉木盆，飞快冲到院门口，一把搂住疯女人抚慰：“小妹，小妹，听嫂嫂话，听话，阿拉回屋里去眯眯，睏一觉，陆先生就来了，侬哥哥已经带信给他了，让他来接侬！”疯女人咧着大嘴吐出全白的肥大舌头痴痴地傻笑着，回头盯着梁渊这个‘猎物’，一副不甘心又怃然的样子。
梁画师一时脑子捣糨糊，站在原地还没有缓过神来，被飞奔过来的汪明鉴狠狠朝地上啐了一口，骂道：“还不快滚，你也疯了啊！”梁渊屁滚尿流逃也似地奔出汪家大院时，他觉得汪警官那讶异的眼神还凶神恶煞般地落在自己消瘦的脊背上……
听说了很久，说汪警官家里有个花痴，洋学堂里接受新式教育时爱上了西洋回来的陆老师，一回和三四十岁的老师在学校后背的山洞里寻欢时，被师母和一群半大小子逮到且痛打一顿后绑到山下，光身的女孩让人吐了一身的唾沫，扔了一头一脸的碎泥巴。女孩不久就成了疯子，见了老警察以外的男人一律喊“陆先生”并且求抱抱，掀开自己的上衣，死活不顾让人家摸她不算整洁也不算太脏的身子。这回，梁画师算是见识了久闻其名的舻山城里头名花姑。
当晚，“长脚鸬鹚”裹着两床棉被还瑟瑟发抖，半夜发起高烧，还胡话连篇。次日晨，天迷迷瞪瞪地还未大亮时，梁渊老婆敲开叔婶的房门，小叔听说侄子生病了，一骨碌起身要带大侄子找医生瞧病。二婶赶忙拦住，边扣着斜襟衫盘扣边糯糯地说：“梁渊迭能样子，我猜呀，是被关在汪家小屋里的花痴给吓的，打针吃药不管用的。那疯子不见风不见雨，不见阳光不见人头的，都十好几年了，谁见了不害怕，嘎触霉头事怎么偏偏让咱大侄子撞上了？”
二婶下楼烧了半锅稀粥，让家人每隔半小时喂梁渊几口，自己顾不得喝口热粥，风风火火找旗鼓巷顶西只角（最西边）的念经老婆婆去了。
请了几张平安经回来，二婶一到家把家人全支开，一个人躲在院里背阴的水缸旁，一边烧纸一般照着念经婆婆教的一番话，念念有词地驱赶‘妖魔鬼怪’。果然，梁渊第二天夜里退了烧，很快恢复得生龙活虎。只是这桩事发生后，汪警官见了梁渊，总是显示出很不友善的姿态，要么鼻孔朝天抖着鼻翼“哼哼”，要么尖酸刻薄地挖苦他几句。总之，老警官和梁渊貌似结下了梁子，梁渊内心明镜似的：一张画和一个疯女人，自己把老警官给彻底得罪了。不过，他天真地想，自己本本分分做人描画，老警官再坏再浑球也奈何不得自己。
梁渊和他二叔两个人脚底板朝天地又忙碌了一阵子，除了吃饭睡觉，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钱是赚了些，但刚好碰到经济环境恶化。民国37年（1948年）秋，国民党发行金圆券，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本意逆行，大陆物价暴涨民生怨尤，舻山更是雪上加霜，岛上洋油、洋火、洋面、洋布、洋烛、肥皂、香烟、白糖，全赖大陆运来，贵得要死。那年底20支装白兰地、红金牌香烟每条60元出头，很快连涨，甚至早晚价格两样，到民国38年4月底竟然涨到15万元一条。岛上大米也不能自给自足，米价飞涨，街上的米店一天三涨。连理发店也从三日一价到一日一价，后来甚至上下午不一价。初进剃头店的小学徒，除了每天为老板娘倒痰盂，跑街买菜，抱小孩，为店里生炉子，洗刮刀布，给客人洗头外，还要忙着在小黑板上改写剃头、洗头、吹风、卷烫的价格。
一大早，梁渊拿大手帕包了一堆花纸头（金圆券），到街上阿三剃头店剃了头。傍晚时，二叔也包上一包金圆券披上刮刀布，阿三师傅剃了一半俯身说：“梁先生，侬带的花钞票估计不够了，街上的米价又上去啦！”
舻山人做买卖谈生意，都是以米价为参考价，米价一上扬，其他营生都随行就市，当然剃骷髅头也不例外。梁先生摸了摸剃了一半的头，跟阿三剃头半作真半开玩笑地说：“我出来时梁渊正给人画像，这辰光大侄子怕也是画半边面孔算数嘞！”剃头店里等剃头的一干人听梁先生这话都笑了。要不是阿三师傅冲着家里高悬的他爷爷那张逼真自如的画像，小叔恐怕真的只能顶着剃了一半的阴阳头走街穿巷了。
“咳，啥世道，天晓得，活现世，咳，咳……”小叔摇着头一路喟叹回到画坊。
隔日，小叔把他叔侄俩着实辛苦了一年多挣来的余钱全拿出来，幸好有先见之明，先前全兑换了银洋，‘袁大头’还能购些洋油、洋面、细布，剩下的后来一大家子都填进肚子里了。
1949年初夏，大陆多半城市都解放了，舻山还在国民党手里，岛上富庶人家房子宽裕的都住进了从上海、苏南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兵员。舻山气温骤变暑雨蒸湿，入霉快矣。战争年代兵荒马乱人心向背的，梁家店里的生意越来越清淡，有时候一连几天门庭冷落，银角子每天只出不进，要不是靠乡下几亩水田收些佃农的地租，梁渊和小叔这两家人怕要吊起淘米箩供灶神菩萨了。大概八九月光景，小叔把画坊交给了梁渊，自己带着妻儿一家四口去了台湾，那全家几张稀罕的船票是一个带着女眷来画像过的军官给弄来的。
梁渊这药材商的儿子不愿去台湾，就在士蓝街祖宅里继续经营描画生意。那时，梁渊快三十的老婆好不容易怀上头胎，梁画师怕携妻去台湾那蛮荒之地在海上颠簸出意外，在茫茫大海上肚子痛起来，那可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钱再多也无济于事的。就这样，梁渊留了下来，也因此与那年去台湾销售药材的父亲，与小叔一家从此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天各一方。
梁渊的老婆响铃出世三个月就丧爹，人称“巧裁缝”的娘就靠穿针引线养活女儿。“巧裁缝”是皖南山里姑娘，识字不多，但既有山的葱郁又有水的灵秀，丈夫年轻轻地丢下她，小寡妇不含糊，一心想把女儿培养出来，条件好点的男人看不上她，怕沾上‘克夫’的霉运；一般的男人小裁缝瞧不上，所以她宁愿‘寡妇门前是非多’，也不轻易伺从二夫，直到遇见一个川兵。
响铃五六岁时，她娘小裁缝遇到齐营长。齐营长丧妻两年出头，只身带着两个女儿，他是在四川老乡柳团长家见到小裁缝的。“巧裁缝”每年要在柳团长家忙活两个来月，替他们一家老少缝制冬衣，给团长太太做几件四季应时的旗袍。柳团长家活快忙完时，柳太太总是把“巧裁缝”介绍给军中朋友和驻地附近他们夫妻俩熟识的富户人家。“巧裁缝”大概是女儿三岁那年开始索性跟着柳太太迁徙，他们一家搬到哪，她就在附近小户人家院里租一间小屋，有上门的活干就关门落锁出去干十天半月，要不然主人就允许她在院子的堂屋里弄块门板搭上，在家接活，帮四邻缝制粗布衣裳。
也该是“巧裁缝”命好，柳太太见她只身一人带女儿不容易，家里一家人的新衣添置都交给小裁缝，还帮她招徕生意。柳太太还暗中给“巧裁缝”前后几个房东塞些碎银子，让人家眷顾眷顾孤儿寡母。所以，追随着柳太太迁徙的“巧裁缝”的日子还算稳定，没人敢欺负这个命运不济的女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一过，“巧裁缝”就到柳太太家里干活，柳太太让丈夫派来家里的穿军装的老伙夫，也管“巧裁缝”她们母女俩一日三餐饭；又让勤务兵在辟作制衣坊的厢房放了张双人床，白天拉上布帘子，遇到下大雨、下雪恶劣天气，“巧裁缝”就不用在夜里背着女儿去小租屋过夜。几年这么下来，柳团长几个孩子和小裁缝女儿响铃处得很好，柳太太更是没把“巧裁缝”当外人看。好几次把“巧裁缝”介绍给那些长官太太，柳太太总是说：“我家的妹子手可巧哩，她的活你们尽可以放心”。
有一年，柳太太娘家表妹家里遭灾，表妹带着两个孩子前来投奔，一家子在柳太太家住了好几个月。柳太太管表妹一家人吃喝，还让“巧裁缝”给她表妹一家子每人做了过年的新衣服，给表妹量身定制旗袍。“巧裁缝”不知道她埋头给夏花般的旗袍上领子、袖子、衣襟前摆的花边时，不远处总有双关不住内心秘密的眼睛张望着她。小裁缝一来，齐营长去柳团长家比原先勤多了，原本不太爱说话的人抢着表现，这让团长看出来了，笑着问：“怎么，看上我家‘巧裁缝’了！”
齐营长“啪”的一下立正敬礼说：“团长，她的手真…真巧！”
团长太太在一旁爽朗地哈哈笑着说：“齐营长，你若不嫌弃，我做主，‘巧裁缝’那双巧手归你了！不过，你要跟人家好好过日子，两家凑成一家，她有女儿你也有女儿，你要都拢着，不能偏心”。
柳团长太太跟“巧裁缝”是一个村子出来的发小，当年一个去了县城舅姥爷办的学堂，一个去成衣铺学做裁缝。团长夫人做了官太太还是挺照顾发小的，“巧裁缝”的事她确实能做主。齐营长见团长夫人发话了，一手捏着军帽一手抓着腰间的皮带，心里乐开了花，点着头忙不迭地回应：“那是，那是，理应那样……”
穿着皮靴子的柳团长朝齐营长屁股蛋子踹了一脚，“长出息了，你小子，人家还蒙在鼓里，就你嫂子这一说，你他娘的就失态！”
齐营长憨憨地摸着剃得净光的头，又把眼光落在院子偏房那边小裁缝那双利落的巧手上。过了几天，他借了个由头，第一次踏进柳家辟作衣坊的厢房，跟小裁缝拉话。
“你这一手花活，谁教的呀？”齐营长把衣坊看了一圈，自己端了条板凳离“巧裁缝”两步远坐下，他这没话找话明知故问，他早从团长太太那里打听过了，小裁缝的身世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巧裁缝”正按住用《申报》拼接的衣样，用一块粉色的划粉在花布上划一道裁剪的线，头也没抬，回应了一句，“师傅教的呗！”
别看“巧裁缝”好像对齐营长自己上来凑趣并不咋理会，态度不冷不热让人捉摸不定。但是，聪明的齐营长就从那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听出来小裁缝并不讨厌他这个穿军装的男人。两个情路上的断肠人互有好感，又有团长太太的说媒和团长从中撮合，齐营长和小裁缝虽都有一段婚姻，但两个人倒也没什么陈腐的门第观念、女人从一而终的精神桎梏，两个人的结合因此没什么梗阻，一段时间后到了开春，柳家厢房里传出佳话，齐营长和小裁缝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那个春节，“巧裁缝”接受柳太太邀请，是跟团长一家子一起过的，她第一次没有带女儿回皖南乡下老家过年。最开心的是响铃，除夕夜她穿着新花袄，跟在柳团长几个孩子屁股后头，大家都穿着响铃母亲镗的新鞋子在青石板上疯癫，柳宅门前的石径上很快铺满了厚厚一层花炮纸。
齐营长对团长太太的承诺说到做到，对家中三个女儿一视同仁。只是两个比响铃大几岁的齐家姐姐，气不过小裁缝进他们家沾父亲的光，常趁大人外出时欺负响铃。响铃也不是好惹的，虽单枪匹马寡不敌众，又是小屁孩一个，吵架时就索性跳到床上，借助床的高度居高临下，用从柳团长和继父地方学来的川话跟姐姐们一决雌雄。妈说过，做人要不蒸馒头争口气，响铃对姐姐们不依不饶，但母亲回家她从不告状，时间久了，姐姐们再不欺负她，愿意带她一起玩了。
民国19年（1930年），响铃一家跟着调防到沪的川兵在上海落脚，齐副团长在石库门安置一家后，把仨姑娘都送进了学校。没几天，七八岁的响铃便跟同学混熟了。放学回家路上，三四个，四五个女同学前后走着，一个同学回头问响铃：“嗨，侬蹲（住）啥地方？”
一向爽直的响铃愣了下心里嘀咕：上海人真奇怪，蹲茅房的事也要凑一块打听。她以为同学问她大解时蹲哪疙瘩，是蹲木头马桶还是蹲公用厕所，小姑娘虽不大情愿回应这多少有点唐突的问题，但还是直不愣登地冲着人家答道：“还能蹲哪，蹲茅坑呗!”
同学们听了大笑起来，响铃大惑不解地又追了句：“真没骗你们，我不蹲家里那…那马桶，我家巷子口有茅坑！”
同学门你推我搡笑得更厉害了，“咯咯”的笑声让响铃误以为这帮脚蹬小红皮鞋，身穿漂亮格子裙，头上扎着粉绸带、绿丝带的同学，又要像前几天一样，嘲笑提着马桶穿街走巷的班里个别女生。
响铃的许多同学家境都不一般，家里都有抽水马桶，那抽水马桶响铃小时候在柳团长家里见过。响铃家人到了上海住不起有抽水马桶的洋房，入乡随俗，都在家蹲木马桶。响铃不行，一坐上马桶就浑身痒痒，所以她即便半夜闹肚子，也是小裁缝打着手电陪女儿去巷子口厕所。响铃怔怔地望着笑得东倒西歪的同学，一个笑得跳起来的同学还踩了响铃的鞋帮，响铃跑到马路牙子上蹲下来拔鞋后跟，见同学并排拔脚上路了，便朝着同学们喊川话：“蹬我一哈(等我一下)！”
同学们回头说：“蹬蹬蹬，阿拉蹬侬，蹬侬……”一帮沪上老板、洋行职员家的小公主，在大上海笔直的四马路上搂肩搭背笑成一团。
石库门里住了一位唱小戏文的，夜幕合上时喜欢关起门来练曲，响铃没事时便趴在人家门缝里听戏。有一回，听得太入神，唱戏的把门猛然一开，响铃竟然一下子跌进突然开门的唱小戏文的怀里。“小阿囡，喜欢唱戏？”邻居问响铃。
“喜欢！”响铃仰起头回答得干脆嘎崩。
这以后，唱小戏文的依然关起门来练曲，响铃没事时像个门墩似地坐在人家房门口听戏，她母亲拽她赶她都轰不走，除了没有拿绳子将女儿绑走。
一天秋午，响铃放学回家，唱小戏文的罕见地在院里忙活，响铃解下书包往院里晒衣服的竹竿上一挂，提过半篮子豆角蔬菜说：“这些活我包圆了”。响铃一会摘个菜叶，一会剥个豆角，还时不时有模有样地哼唱几句偷学来的小戏文。
“小门墩，去灶披间拿个扇子！”唱小戏文的支使响铃，还叫着只有她自己和响铃听得懂的名儿。门墩儿取了芭蕉扇，用力朝着唱小戏文的背一阵猛扇。正在水槽里手忙脚乱地剖鱼的唱戏女人回头忍不住笑起来说：“这秋冷天的，侬扇我做啥？扇炉子，扇炉子，煤球炉子……”响铃将扇放到自己小脑袋上呵呵笑着，连一向不主张女儿跟唱戏瞎混的响铃母亲站在当院也扬着眉笑出了声。
那天晚上开始，响铃再不是人家门口的门墩子，唱戏的一有空，便教响铃学唱小戏文，每逢戏场演出还把响铃带去瞧戏。渐渐的，响铃她妈听说了邻居的故事，她对这位宁愿辛苦唱戏而不愿成为高官三妻四妾的艺人生出几分景仰，对响铃学戏半推半就也算同意了。十一岁那年，“巧裁缝”女儿王铃在戏场正式拜师学戏，十三岁便开始登台说唱，艺名就叫“响铃”，第一场戏那扮相那唱功就赢得台下喝彩，淹没了她最后鞠躬说的那句话“响铃今天出道登台，大家多多包涵”。台下，响铃母亲带去听戏的响铃的两个姐姐把手掌都拍红了。
不出几年，小艺人响铃便在上海四马路出了名。十七岁那年，响铃被一个迷恋中国戏曲的日本人看上，那拖着木屐、束着腰带的浪人挽着长发，只要响铃一出场就带着一帮穿和服的日人在底下又是拍桌子又是尖声大喊。响铃一唱完，浪人就捧着一大束浓艳的鲜花站在侧幕，单腿跪地殷勤献花，戏场老板没敢拦他，拦也没用，拦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