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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渊的羁押期早过了，舻山警察局长迟迟没下发对梁渊的拘留通知书，局长有局长的想法：这天下的旗帜变色了，蒋先生不等政权彻底落败自顾自扔下大陆去了蛮荒之地，旧山头山穷水尽，共产党眼看占领全境（除了台湾等海岛），自己得放聪明点，哪个山头的人都不得罪为好。局长听说外地有警察局长撤离台湾前把牢里关押的共产党犯人都放了，除了杀人放火的重犯，一般打架斗殴、欺行罢市、赌场春楼犯浑的轻犯，也都给打开看守所监舍呼啦啦放了。一直关注局势的局长早春就看出来了，随着东北战役（即辽沈战役）败北，华北地盘易人，国民党虽自称扼守华南、江南、西南地区，但国军颓相已出。蒋先生乘着专机地上天上到处打气，想鼓舞士气扭转局面，国军却节节溃退丢城弃塞，国民党颜面尽失，战局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局长虽不是行伍出身，但眼下凭借在警界三十几年老资格，对中共军队几乎在一年间就将国军悉数消灭或逐出大陆地区的局面，也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局长不憎恨寇者亡者，他觉得自己若上战场与共产党干仗，可能也落荒而逃甚至抱头鼠窜，但他最瞧不上那些明明已知大坝遍生蚁巢、却虚造声势谎言迭出且开空头支票的高官。四月下旬南京作为国都被共产党虎踞龙盘后，杭州守军五月初溃逃，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就仍不顾大势已去的现实，吹嘘说守上海半年不成问题，半年不行，保证三个月，结果共军摧枯拉朽般地夺取大上海，国军的运势离彻底衰败不远了，上海周边城市的国民党政权更是如釜底抽薪次第土崩瓦解了。春夏，这样的情形老是复现：共军还没打到城下，投诚的守军把枪支弹药都抛到了城墙外；有的营团长自知不是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共军对手，上峰又没有起义、投诚的打算，便私自令底下官兵朝天空放枪，让自己到了长官跟前说得过去，总算抵抗过，总算没有缴械投降；共军兄弟来了也不伤和气，自己万一被解放军活捉了也能说出立功赎罪的子丑寅卯来。面对乘胜追击的解放军，反正各种各样不战而降的事例说出来太丢人，这让舻山警察局长一想起来就十分不爽。
那上海市警察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宣铁吾，他那江浙沪一大片城防被共军连破不说，夏天夹着尾巴逃之夭夭了，没有随军逃到舻山，人家丢下那么多难兄难弟去香港避难了。一帮国民政府江苏省军政人员一路南下，带着几台电台逃到舻山岛相邻的海岛（民国时舻山附近的几个海岛属江苏省国民政府管辖）。舻山警察局长一想到自己前途未卜，不免心里七上八下的，他在等待时机从舻山撤离。看来上司去台湾的去台湾，去香港的去香港，早将他一个区区小局长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要想撤离要想尽快离开海岛，得自己施展本事了。局长在舻山绥靖司令部有老乡也有朋友，但大难临头大家都甚少联系他了，也不能怪军界朋友他们官阶不高，军用电话不能随意往外打了。
舻山成为孤岛，这海岛吧虽然还在蒋先生手里把持着，但底下的政府官员早就人心涣散作鸟兽状四散，撤离的撤离，逃亡的逃亡，没权势跟着班主撤离的，没钱财自行逃亡的，也都心照不宣，再也不肯死心塌地为老主子卖命了。有的政府官员头天还人模狗样地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转发台湾无线电文，拿着电话机传达坚守舻山的命令，可人呢鸡贼得很，他娘的比别人还跑得快，第二天就不见了人影。“坚守舻山，坚守舻山，嘛呀，他娘的不是个东西，屁话！”局长一个人呆办公室时，忍不住对着墙壁上的蒋先生，小声却愤愤然地骂道，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骂谁。
跟政府部门相比，舻山警察局算是不那么糟糕，局长大人想早点走，走不了，甭说空架子县衙门盯着他，连蒋先生亲自任命的绥靖司令官都盯着他不放。人家司令说得有理，眼看舻山大战在即，防盗防抢防火是警察局的份内事，所以就算局长迫不及待地想去台湾，想跟情人、妻小汇合，暂且走不了。“我局长还戳在原地坚守舻山，应该对底下的人好赖有震慑作用，警察们谁敢自行其是，要想跑要想溜，没门！”局长有时候这样暗想，他把自己最后的坚守想象得过于‘崇高’，舻山警察局确实还在运转，警察大多没跑没溜还穿着那身黑皮，还每个月领着蒋先生发放的薪水，但局长看局里、看城乡几个警署的一帮帮警察再也不像过去那么听话、遵纪，一个个嘴上不说，心里早呲毛了，都盘算着自己的未来和出路，有的做一天和尚连钟也愈来愈懒得撞了，刑侦、出警、接警的活都快没人干了。纵然有人愿意接活，也是偷懒、磨洋工、打折扣、拆烂污的赤佬大有人在。说白了，就是京沪杭被共产党拿下后，局长底下那帮子警察好像都成了刺头，说不得教训不得，当头的没说几句，小警察一听就炸毛，也不怕把上司、把头给拱火了。警察局里科长、探长气不顺，几个科长一逮空就找局长诉苦；局长呢，一逮到机会就骂娘。
某天，刑侦科科长气冲冲地跑到局长办公室，说不是他撂挑子，那科长他没法当了，底下的人走了几个，剩下的不乐意了，说凭什么我们几个活多了几倍，薪资一毛未涨。科长说他底下人不是那么好差使了，一个小警察早上上班晚到了半小时多被科长说了两句，小警察还涨红着脸跟科长面对面吵架，一句都不让，旁人劝也没用。
“不想干，给我滚回家去，每天磨磨蹭蹭的，算怎么一回事？”科长在自己办公室门口骂骂咧咧地说道。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干，我只当凑合活着，不行吗？你科长大人有能耐别朝我发火，扛枪打共产党去呀，一天到晚就知道朝我们这帮小喽喽撒火，算啥本事呀？”
小警察们过去从来不敢顶撞几十年警龄的科长，他们不是低头哈腰的，起码也是毕恭毕敬的，尊卑有序上下有别嘛，谁敢乱来！科长被小警察小喽喽当众顶撞气得要死，这口气实在没法咽下去，转头拿了辞职信跑到局长那儿去了。局长说了一通劝慰的话，以为安抚了刑侦科科长，但是人家三天后再没有在警局现身。局长这才深信这半年来老有传闻说刑侦科科长的连襟去了台湾，那个原本上司让他潜伏苏杭的老特务老有本事了，帮舻山连襟在台北交通管理部门谋了个差，难怪刑侦科科长借个由头悄悄脱下警服，带着家人开溜了。
局长召开了全局的警务会议，重新强调了一下警局条令，说了一堆好话，抚慰了一干人情绪，但他没有点名批评那个扯着大嗓门跟科长对骂的小警察，更没有给小警察记过。面对警察局懒人惰情，不是局长听之任之，对底下警察束手无策，实在是军警早已经是烂摊子，他不想杀鸡给猢狲看，风声鹤唳的舻山，战前的舻山如临深渊，再不是过去的舻山，谁的心里不是明镜似的，你国民党警察局牛什么牛，迟早完蛋！解放军无形之中给舻山的底层警察壮了胆啊，他们再不是两眼一抹黑，看不到未来；小警察们知道他们以后起码不会被共产党处死，他们确认自己能活下来，你们这些当官的——这个长那个长的就难说了，所以小警察在官长面前就无所不敢了。局长太知道小警察们的心思了，他扫了底下警察一眼，见大家心不在焉地抽烟的抽烟抠指甲的抠指甲，他知道自己多说也是白费口舌，没用，谁让国民党大厦已倾呢！会上，局长宣告了刑侦科科长去向不明的消息，并且口头宣布代理负责人，要不是当事人死活不愿意让局长当众宣布任命，刑侦科负责人吧就不是代理科长，而且不会只是会议上口头说一说，早就白纸黑字写下来，并且盖上舻山警察局的印章了。
汪警官依然负责悦来客栈的命案，有了代理科长的官衔，但薪水没涨半毛，他也不怪局长，是自己坚持只要坐进老科长的独身一人办公室，至于局里任命书他拒绝。局长就顺遂了老汪的意思，局长觉得这当儿大家活着都不容易。汪明鉴新官上任没有烧三把火，他只是勉强跟底下警察维持战前舻山的境况，至于警察们人心向背牢骚满腹，是不是混球，是不是混饭吃，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怕对小警察动真格，人家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被开除，别的不说，将他老汪是私生子这一桩事端出来就可以羞辱他羞得他七窍流血，自己还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也经不起小警察嘲笑啊！所以，汪明鉴在警局和看守所之间、警局和案发地点之间忙碌、奔波，比谁都忙，也不敢怠慢，想的是总要对得起“代理科长”那个过渡性职务，也不敢像老科长那样动不动在底下小警察、老油子跟前摆老资格。汪明鉴不让大家喊他“汪科长”或者“代科长”什么的，他让局里局外的人依然叫他汪警官。小警察见老汪对大家不错，不像老科长总爱摆官架子，对大家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大家久而久之自然顶撞起来反抗起来。再说汪警官凡事自己干在前头，有好处替一帮小喽喽们想着，刑侦科的警察们心情自然好了不少，刑侦科的局面比起老科长离任时好了不少，这让汪警官暗自得意，也让局长高兴。局长心底也挺感谢老汪的，毕竟老汪带领一帮人在干事，没偷懒，这乱世还有心思干活，很不错嘞。
汪明鉴他不知道，自从他谢绝了局长要提拔他担任刑侦科科长的美意后，局长大人背地里又给汪警官起了个很直观的雅号：老狐狸。局长就是局长，他一边在心里感谢人家老汪，一边又在偷偷思衬着老汪那种可说是反常也可说是正常的拒戴官帽的行为。局长也算是能文能武，他底下的人心里想什么，那些人眼珠子动一动就算话不说，局长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他知道，汪明鉴在官运前退让，不想当那个刑侦科科长，绝非本意，那可是他过去十来年一直想要而未得的官衔啊，但如今他老汪坚辞那个官衔，坚决不让他的大名上舻山警察局公文，老狐狸奸猾啊！
汪明鉴不笨，他一听说舻山战前自己却要被任命警察局刑侦科科长，他丢下手里的活直奔局长办公室，死活不受，用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推脱，甚至扯谎说他母亲病重，他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接下科长这份重任。汪警官回到自己办公室，将脚搁在比以前大了不少的办公桌上，心里想：噢，以前你们科长、局长吃香的喝辣的，我没有份；我活比别人干得多，但比我高的高薪我没有份；人前人后出风头、拿好处的也没我份，现在凭什么让我替你们卖命？
“我有那么笨吗，谁不知道共产党来了当老百姓最好，老百姓最安全……”汪警官端起酒杯咂咂嘴，往嘴里送进半只鸡大腿撕扯着咬着，鼓着半边脸说道：“你们说现在谁会看上当官的名头，谁会去当别人的替死鬼？”汪警官有天晚上跟一帮老板在状元桥下那爿酒家聚会时幽然地说道，他虽然不想当警察局刑侦科科长，但老汪还是想把警察局和局长对他迟到的器重告诉大家，尤其要告诉这辖区内的有钱人、生意人、买卖人，他老汪怎么地也要瞅准机会拿捏拿捏他们啊！
“是啊，想想上海被解放军打下前的半年里，连堂堂一个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都没人想当，你老汪不去当那个刑侦科科长我看做对了。”颧骨略微突起的舻山税务局金科长跟邻座的汪警官几乎是咬着耳朵说道，老金那天硬是被老汪拖去的，税务官可有大半年没去那家酒馆跟人喝酒尽兴了。金科长的心思不仅汪警官晓得，酒桌上那些老板也晓得。老金他这样做也是低调行事，毕竟是在国民政府机关端蒋先生饭碗端了几十年，老金又不想去台湾，留下来等共产党执政，他这个政权迭代人员当然需要在目前关键时刻为自己刻意佩戴护身符——那就是审慎自己的语言，不打妄语，不说呓语，有些话即使到了喉管也要缩回去。眼下讨人喜欢是次要的，而不讨人生厌才是重要的，舻山城里的老百姓要是忘记税务官老金更好，这样我金某人就安全了。老金在酒桌上说的少，但喝的比过去多，虽然他也知道借酒浇愁愁更愁，老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油腻的菜也吃了不少，两眼红红的，灌进腹中的不仅仅有酒，还满怀心思。金科长他担心啊，他当税务科长当了快十年了，他怕共产党上台跟他秋后算账。
“是啊，是啊，汪警官，这年头还是小心为妙好，小心乘得万年船嘛。要不然，要不然你们当警察的本来，本来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头上再戴个科长股长官帽，岂不，岂不罪加一等？到时候，到时候共产党在舻山一上台，恐怕就辣手嘞……”有胆大的商人小心附和着，众人站起来敬汪警官酒，大家七嘴八舌说着，又生怕说不好，惹恼了舻山警察局刑侦科代理科长，所以说起话来小心翼翼。舻山的官商民，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上辈传承下来，他们说“棘手的事”从来不说“棘手”，大家都说“辣手”，跟沪语一样的腔调。面对着警察局刑侦科汪代科长，生意人赴酒会前都给老汪带了一份薄礼，以此祝贺汪警官坐上官位。汪明鉴望着眼面前那帮还没来得及逃往台湾的有钱人，心里暗想：我那前任这些年不知道从这些老板身上得了多少好处、刮了多少油水啊？
“哎呀，来晚了，来晚了，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啊！”晚到的姚老板——悦来客栈胖乎乎的老板，一到酒馆就让酒家伙计给倒了杯酒，特意走到汪代科长前碰了碰他的杯沿，准备咕噜咕噜一气喝下去。
倒是汪代科长客气地跟旁边的老板说：“姚老板酒量不行，叫他慢点，慢点……” 汪警官心想，这样白吃白喝还能收礼物的场面以后不多了，所以晚上他喝高了，几个老板也都喝高了，好像金科长耷拉着脑袋也醉了，他本来酒量就不大。
从酒馆出来，汪警官头重脚轻S形步地朝家的方向走去，狭窄的小街一片黑暗，昏暗的路灯由于电压太低，亮度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他抬头看看天空，不见一颗星，街上行人也极少极少。他老娘还没睡，坐在厅堂里眯眼等儿子，一见汪明鉴安好地回家，便让儿媳妇搀着她回房睡觉了。汪明鉴心里一热后又一紧，他看出来连他老母亲也开始担忧捧警局饭碗的儿子的安全了，古稀之年的老娘也看出了舻山不妙的景象，看来舻山正如金科长说的那样：如临深渊乌云密布。
“梁渊，出来！“看守所警察一大早在过道里大声喊着。梁渊被戴上拷子，带往一间小屋，进屋前手上的铐子被警察摘了。梁渊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一会儿带一会儿摘的，还没进屋手铐就被押解他的警察给开锁了，这不同于前几次审讯室汪警官对他的提审。
一个戴着宽边眼镜、提公文包的中年男子在屋里等他，男子坐下来几十分钟的时间，把那苏绣旗袍来梁渊家画像和梁渊去客栈画像的事仔细问了一遍，梁渊照实答问。梁渊刚想问是谁帮他请了律师，看守的小警察嚎道：“探视时间已到！”
律师走后，梁渊返回监舍，同魏公明说出他的疑惑。“魏大哥，不晓得是谁给我请了律师，律师有用吗？”
“有用没用，这还真不好说。不过，律师不至于帮倒忙吧，你说呢？”魏公明在监舍里拖着脚镣缓慢踱步，走到梁渊身旁时小声地说：“律师刚才跟你说了啥？”
“他问我两次给那个客栈女人画像的事，前前后后都记下了，他关照我，他说……”
魏公明赶紧打断梁渊的话，说：“律师的关照我就不打听了，你记住就行了，我们也不好奇……”
“魏大哥，我还想问问，为什么我这次进屋前铐子被摘了呢？”
“这呀，这呀……”魏公明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一边拖着镣具缓慢踱步一边大声说：“这呀，你算问对人了。要是律师看见你被戴着铐子，他会立刻板起脸正经严肃地说：我的当事人只是嫌疑犯，不是罪犯，况且拘留书也没下，你们看守所不能给他戴锁具，我作为当事人的律师，我抗议，口头抗议一次！”
“魏大哥，你碰到过这情形？”梁渊好奇地问道，监舍里的其他人也忍不住围上来问道，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我请不起律师，再说我从来不认为我魏公明是罪犯。”
“咦，你说得比亲身遇见过还像那么回事。魏大哥，你真了不起。”
“是啊，魏大哥，你真了不起。”
“你们看，我又被逮进来，这看守所送饭的老厨工都说我是老相识了。律师嘛咱请不起，但也不能束手待毙不是！我让家人给我找了几本民国法律方面的书，稍稍懂一些。当然，法条是一回事，施行起来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法条是法条，执行嘛还得看人家警察心情好坏。反正铐子在他们手里，他们说了算，你们看我不是整天带着锁具嘛……”魏公明举起铐子，从容地从梁渊和几个‘舍友’跟前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