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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8年（1949年）夏，舻山行政区域变动，但气候不变，受西太平洋、欧亚大陆影响，具有大气环流特征的季风显著。深秋初冬时分，那几天西伯利亚寒流南下，舻山测候所（今气象台）连着几天预报西北风四级，到汪警官去看守所提审梁渊的那天，岛上温度骤降，风力不止四级。一早，街上行人好像被风刮跑了，稀稀拉拉的没见多少人头，平素沿街店铺门口总有人提着菜篮子站着聊天也少见了，一些深宅大院大树高过院墙的树冠朝街巷探头探脑的秋黄纷落，树叶被风追逐着飘零着不知所踪，一片萧瑟。汪先生略低着头弓背骑车往警局踏去，他用长围巾绕了两圈蒙住脸，冬季的警服披上了，但警徽没佩挂上去，领子拉起来遮住脖子防风灌进去，将自己裹得挺严实的。
老汪的两轱辘车路经从省城暮春撤离至舻山的国民党省党部，穿过聚葵弄拐入城中骑行了一段路，一辆迎面驶来的黄包车还没到汪警官跟前，被叫停在街边，车上的人跳下黄包车，提早给钱打发走车夫。男子西装革履礼数却沿袭传统，左掌右拳拢屈，两臂屈圆，弯身作揖行礼，“汪警官早！”
汪警官本想尽快穿过人来人往每天闹猛的城中，故意不戴警徽也是防一眼就被人认出来，但还是遇见了眼尖的熟人。他倒是没装出一副飘来的问候语被风吹走而根本没听见的样子自顾自地飞旋而去，而是猛地刹车，想单脚踏着脚踏板跟人说话，大概觉得风吹得人晃，索性跳下脚踏车，诧异地望着洋先生问道：“是佩纶吗,不会是我眼花了吧?”
“是我，大哥。”叫佩纶的洋先生将围巾往下拉拉，清秀的脸上露出一脸倦容。
“你，你咋没走？”汪警官大惑不解。
“没走成。汪警官。”
“二少爷、三少爷呢？”
“他们都去台湾了，已经来过电报报了平安。”
“我还以为你玩空降呢！”老汪拍了拍佩纶文弱的肩膀，突然拿出儿时的玩皮气跟佩纶说话。
佩纶少爷站在青石板上跟鸭舌帽压得很低的老警察聊了一小会，也没看出汪警官的反常——跟人说话也不摘下围巾，毕竟不是腊月，虽然降温厉害，但不至于捂得像婴孩蜡烛包似的不透气。
“那你不走啦？你爹爹病好了也不走啦？”汪警官隔着两层毛线说话，时不时地用手指提提往脖颈软塌下去的围巾，边说还边把落在自己肩膀上的树叶拍拍，轻盈的枯叶卷着风离他而去。
“这回没走成，就不走了，爹爹说那是天意，是上天要把他留在舻山的。”佩纶觉得有点冷，他在一家诊所陪父亲从午夜呆到天亮，这会儿又累又冷的。其实，家里的佣人可以去诊所伺候老爷，还有护士也看护着，但闵佩纶就是不放心，在老爹因肺炎连续高烧不退而住进诊所的这几天常常下半夜去陪护父亲，他怕年轻的女护士下半夜容易困倦而对老爷照顾不周。
“快走吧，回家补个觉去。”汪警官发话了，他也希望佩纶少爷快点在他面前消失，免得说话时间一长看见他老哥哥脸上未愈的创伤。
“汪警官,回见！”佩纶少爷摘下黑色的礼帽，向汪警官行了个礼。
“回见！”望着闵家大少爷离去的背影，汪警官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桩荒唐事。
冷空气南下的十来天前，老汪一早接警，城中发生一桩室内失窃案，是闵佩纶电话报的警。老汪最近有点忙，跟佩纶许久未怎么联系了，他也有一年多未去闵家府上拜见老爷了。冷不丁地接到佩纶电话，还以为少爷是想他了想跟他叙叙旧。一听说是报案，这让老汪惊诧不已。按说闵家封火墙高耸，院里还设有门禁（门房），平日里进出闵家的人也都身份不低，怎么就让窃贼在众人眼皮底下得手呢？
“汪警官，你今天能来一趟吗？你不现身，家里鸡犬不宁的，丢东西的不服气，没丢东西的也不服气，三弟还急着自证清白，都成了无辜的人。所以，父亲索性让我找你，你今天抽得出身吗？”闵佩纶的语气照往常急促了点，但依旧沉稳而颇有涵养。
老汪挂断电话就推开小汪半掩的办公室，说：“我出去一下，有一桩失窃案。”
徒弟一听说有人报案想跟着去，新进警局的人对破案都特别过瘾，才不喜欢呆枯燥的办公室。老汪没让，也没告诉徒弟哪里发生了盗窃案，他让小汪警官留在局里拟写下一步刑侦科工作纲要和二次提审共党嫌犯魏公明的预案。老汪虽然擢升代理科长，除了动笔头的事，依然喜欢事必躬亲，刑侦的活只要是他接下的就不愿假手他人，除非案子太复杂，牵连的人太多，或者是扑朔迷离的命案，非要兴师动众的大案要案。
照看守所所长的意思，共产党都兵临城下了，共党嫌犯魏公明杀了得了，不杀遗留后患，留着等他将来共产党坐天下指控咱们啊！所长前脚刚走，老汪拿着一份拘留书进入局长办公室请头儿签发，头儿将看守所所长对魏公明的处罚手段说了下，老汪不动声色地听完，他认为就因为共产党对咱舻山触手可及，说对共党嫌犯魏公明的刑罚得三思而后行。老汪返身去关上办公室门，他不赞同看守所所长在局长跟前提议的寻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找一处人迹罕至的野山用乱刀砍死嫌犯魏公明，然后悄悄地将那硬汉给埋了，警局再满城贴个告示，说谁要是窝藏从看守所潜逃的嫌犯魏公明，格杀勿论。那样，魏公明道上朋友、家人再有本事，想利用魏在舻山的影响力，煽动民众闹事也无济于事，查无实据呗，警局也无需自证并没有滥杀嫌犯，魏公明上次在看守所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的嘛！汪警官作为刑侦科代理科长，不主张将魏公明那样宰了，他坚持再审，他坚称干掉魏公明的证据不足，有待于继续挖掘魏犯够上刑事犯罪线索，譬如私自持有枪支弹药的事不能人云亦云，理当查凭实据；譬如魏公明租民船将共产党鄞象支队头子送往海对岸的实情，就得找到那条民用船只，而不是海边哪个贩夫走卒说几句“亲眼所见”就轻易采信为证据，而把魏犯在风高夜黑时将他给杀了。
警局局长呢，认为所长跟老汪说的都在理，于是他在看守所所长和老汪之间摇摆不定，在他去台岛前剐了共产党干将，不用所长说他局长早就想到过。但老汪说得也没错，毕竟证据不足却将魏公明一推了之，交给县地方法院太容易；法院判决魏公明死罪更简单，审都没审定性为杀头罪的共产党员毕竟魏犯不是第一人。局长思来想去，最后偏向老汪一边：在证据链没有形成前不将魏犯交给地方法院判决，反正魏犯手脚戴镣关在看守所不可能像上次那样逃遁，他愿意跟人说教就让他去跟监舍那帮屡教不改的惯犯说去。局长上半年曾经轻度中风过一次，这半年他手里转着两颗别人送的珍贵的四棱儿野生核桃，以缓解稍有麻痹的肢体末端。局长脑子里缓慢地转着老汪和所长两个人的两副面孔，他仔细把他们的话推敲一番，便揣摩出他们两个人的小心思，无论是谁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局长跟老汪一样，心里也挺瞧不起所长，那家伙没有文化不说，而且特凶狠，从拿刀砍头的屠夫转入警界，他当然不害怕手里再沾上共产党人的血，当年他在白水挥刀砍杀抗日游击队24岁共产党员梅如馨时，据说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那个凶恶至极的刽子手当然不会在意血债再多一份，他肯定是要南逃的，杀了魏公明他好去蒋先生山头邀功，给自己争取好一点待遇，警衔上加几颗星。而老汪呢？看样子他是要成为政权的迭代人员，所以他不主张杀魏公明，就说证据链未形成（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也是让局长看出了老汪日后扎根舻山的心意已决，刑侦科不想把魏公明交给地方法院，也是老汪不想斩断后路啊！局长想，底下的警察都是识时务者，干活惜力，不愿意像过去那样为老主子卖命了，自己也得后脑勺长眼睛，走一步回头看看，可千万别捅了马蜂窝，国共两党两边不讨好。
再说局长对魏犯也了如指掌，他长期在舻山做教书先生，日本人1939年进岛前还去船上、岸边、山区、渔村教穷人识字，给农工代写书信，连警局和舻山县政府机关一些后生学堂念书时都听过魏先生的课。魏在岛上颇有人缘自不用说，就他二次被关进看守所的这半年里老有名士、乡绅、旧官吏亲自或电话里向局长、县长为魏求情，都说有菩萨一样心肠的魏先生不足以掉脑袋而‘谢罪’。当然，地方法院若将‘赤匪’魏犯报请台湾‘高法’，蒋先生必定杀无赦。局长追随蒋介石那么多年，从北到南，一直穿这身青天白日旗麾下的警服，可是眼下自己就是处于乱世中的浮萍，何去何从还真有点悬，不能不想着一点自己，万一往后被强令死守舻山，无法从岛上撤离去台北（他妻小在台北），共产党一踏上舻山，自己肯定一命呜呼。是呀，现在杀了魏公明，可不是自己魔鬼附身往人家枪口上撞嘛！局长坐在办公室挂的蒋先生像的下方，想继续对他忠诚想对老主子阳奉阴违都让他犯难。现在若是委员长主政大陆时，他早就将魏公明交法院判决去了，可如今真不比共产党坐江山前，人家解放军哪天冲锋号一响就穿过密集的弹雨，我双手刚刚沾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我往哪儿跑我躲哪儿去，谁敢收留我谁敢饶恕我？局长想呀，自己现在对魏公明行凶作恶，岂不是跟古代谋反者当着飞奔而来的皇家禁卫军还犯上作乱有什么不同呢？那不就是愚蠢透顶的奸人嘛！局长终于说服了自己，所以迟迟未签署‘暗杀’共党嫌犯魏公明的密令，所以共党嫌犯魏公明也就侥幸地还活在人世间。梁渊被关进看守所半月后，局长又让所长把魏公明跟梁渊关到一个监舍。
再说城中那户姓闵的富商已经高价购得去台湾的商船预售的船票，老爷命三个儿子把家里值铜钿的东西装箱，再由家仆打包后置放在仓房，仓房没窗，老爷带太太亲自给仓房挂了两把铜锁，然后命三个儿子在连着仓房的外间屋子里日夜轮流看守，小儿子白天值守，二儿子上半夜值守，大儿子下半夜值守。三个儿子谁也不敢怠慢，可临了临了其中一只箱子里还是短少了一包东西。
大儿媳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这院里再值钱的东西都在，偏偏她娘家的一包陪嫁给偷了，肯定是谁跟她过不去，她要丈夫帮她捉内贼。她丈夫闵佩纶虽然也觉得离奇，但一个劲地说算了算了，反正都是旧东西，用也用过了，戴也戴了几十年了，丢了就丢了。男人好赖话说了一通，女人死活不肯，说那些上海打造的金银器、配饰，有的虽然不是自己出嫁时新置的，但是娘家祖传的，金耳环金链子金手镯都是赤足金，那个翡翠戒指还是自己上轿前奶奶从其中一个手指上撸下来送给她的，那个羊脂玉做成的硕大的指箍是母亲用一块绢包起来搁在精巧的碧玉簪和两个镶着上等玉的长命锁边上的。佩纶大少爷本不想报案，说再有几天就离开了，别为了这件事搅黄了去台湾，若是为了这桩失窃案走不成，太不值当，说那些失窃的东西都找回来也抵不上船票的买入价。他也无心把家里下人挨个去搜索一番，倒是住家的佣人和小侄子新来的奶娘主动请大少爷搜查她们的房间。
大少奶奶见男人忙碌一天毫无所获，又哭哭啼啼伤心起来，说她将来去了台湾，那些项链呀戒指呀手镯呀银锁银勺呀，是自己的念想，想舻山亲人时可以拿出来看看、摸摸，就仿佛父亲母亲在自己身边。大少爷埋怨道：“我让你别把那些金银器放箱子里头，以后去台湾随身带着，你不听我的，现在没了又不肯歇，你说让我咋办？”大少爷正儿八经地念过大学，学养深厚又爱专研，他在上海搞建筑设计，呆得好好的，被他父亲四月中下旬两天一份电报叫回舻山。闵家老爷那时候就准备携家带口全去台湾，一个也不留舻山，所以闵佩纶不能留在那时眼看共产党打过来的上海。就这样，佩纶少爷只好带着妻子和儿子，跑到舻山跟着父亲经商，尽管他十分不愿意，经商不对他胃口，那些生意场上的较劲、过招、掰手腕他哪样都提不起兴趣，又不敢顶撞老爷，上海也回不去了，横亘的海跟舻山隔着不说，更隔着不一样的天无法逾越。说穿了也是没有办法，闵老爷不信任整天躺在烟榻上的二少爷，对三少爷更缺乏信任，所以闵老爷去台湾非得带上大儿子。老爷认为生意人经商的经验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人品人性，在他眼里佩纶确实没有经营的经验，但老爹相信聪慧的大少爷可教可栽培也。
大少奶奶也是听信了别人的话，说台湾那地方山荒地野穷乡僻壤的，女人随身带的包最会被人盯上路上抢了去，所以她把玛瑙、翡翠、金银饰物整理好，用一条条绢裹起来塞进几只考究但并不值钱的蜜蜡罐里再放进皮箱里，后来又让她老公移放至不太起眼的大木箱里。大少奶奶本就对丈夫带他们娘俩到舻山心里窝着火，这下东西丢了正好借机闹一闹发作一场，她就是想逮住内贼，让爹爹看看这闵家已经到了什么乌七八糟的堕落、颓废之地，也好让婆婆瞧瞧她老人家生下的二少爷、格外庇护的三少爷多么差劲，有多么的不是东西。母亲不是闵佩纶的母亲，大少爷的印象里母亲的画面非常温馨但早已烟消云散，大少奶奶在闵家暮春到深秋的这半年多日子自然没那么舒畅，不像在上海自己跟丈夫的小家她不用早晚低眉顺眼地请安爹啊娘啊，也没有这规矩那规矩累人的礼数束缚，全冲着长房长孙。要不是闵佩纶第一次要挟着说如果老婆不跟他回舻山，他就跟老婆离婚，大少奶奶才不会让丈夫丢掉体面的工作，来到上海人嘴里连“下只角”都不及的“乡下头”，跟一群乡下人住在一起。大少奶奶虽然嗓子眼发声有点大，但她说的话并非毫无道理，她说这回在闵家东西被偷了咱不声不响的，咱私底下放过那家贼，下回那小偷还敢偷，反正不偷白不偷，没人管也没人责问，这样反倒助长了戾气邪气，我们这是害他偷东西像女人偷野汉子那样上瘾就不好办了。
闵佩纶劝不住老婆也拗不过老婆，只好第二天掐着警局的上班时间，一只电话打到老汪办公室。大少爷跟老汪很熟，汪明鉴刚从川沙搬到舻山时，他母亲常带着他上闵家，那时候佩纶刚刚开步，一见汪明鉴上家玩便从奶娘的手里挣脱，手舞足蹈地跟在大哥哥身后。后来，闵佩纶的母亲过世，汪家与闵家的关系就不那么热络了。再后来，大少爷去上海念大学，毕业后又留在上海，在黄浦江边成家立业都七八年了，这样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渐渐疏远了，大少爷回舻山偶见老警官也跟街上的人一样喊他“汪警官”了。他俩本就没有亲戚或姻亲关系，只是当年一条船从上海到舻山而在船上结识的情缘而已。婴孩期的闵家大少爷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哭，但只要一见到年长他好几岁的汪明鉴就破涕为笑，立马伸出手让大哥哥抱他逗他，两个人特别投缘，所以佩纶的母亲在舻山长住后就经常邀请汪明鉴母亲带着儿子上他家玩去。
失窃案发生后，老爷让长儿佩纶家里上上下下关照一番，事情没弄清爽前别出去外头乱说一通，老爷子估计失窃的东西还没出闵家大院，到时候追回来了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老爷特意嘱咐闵佩纶，让儿子电话里叫汪警官一个人去闵家，别惊动局里警察，要不然这样的丑事传出去闵家挺没面子的。大少爷也认为太太丢失的东西不是外贼偷的，他怕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到时候作案的内贼是揪出来了，可怕就怕是哪个家人干的，倒是让家父坍台，面子上下不去不说，这对于上海翔生公司股东的父亲无论是生意场还是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中，都会让口碑和声誉一向皆不错的闵老爷陷入巨大的信任危机。大少爷跟老爷的心思雷同，他们最害怕闵家一家人带着坏名声去台湾，也把难听的话把子给舻山人留下，有辱祖宗，将来回故乡也让人瞧不起，所以让汪警官悄悄地去城中的闵家，千万不要弄出动静。
老汪理解闵家老爷和大少爷的良苦用心，他挺配合闵家的，他出了警局一路走来，配枪没别在腰间，连警局配给的自行车都没踏。那小小的舻山城里有脚踏车的人可不多，谁骑车穿街过巷都挺招风招眼的。汪警官悄无声息地从闵家的后门进入，在院里询问、查看忙乎了半天，就把贼给锁定了。还是老汪有办法，出手就将内贼捉了。其实。老汪去他们家前，心里已经设定了一个贼，那小子上城里的花楼跟汪警官碰到过几次，总是见他出手阔绰，他一去那儿那些脂粉浓厚的姑娘们总是像围着美食的苍蝇，个个忸怩作态挑逗少爷，嗡嗡嗡地围着少爷转，且等着三少爷散银，反正不拿也是白不拿。
“你们谁先来？”汪警官端坐在仓房外，问几个少爷。
“我先来吧！”二少爷举手说，他怕自己午后习惯性的烟瘾上来了，汪警官还逮住自己问东问西的，就抢先在午饭前先说了。
“大少爷发现东西失窃时，你在哪里？”
“我在自己屋里。”
“干什么呢？”
“我，我还能干什么，汪大哥你知道的呀！”
“那你太太呢？”汪警官又和善地问道。
“她呀，到外面搓了两圈麻将，刚回。”
“二少奶奶每天夜里厢去外边玩麻将？”
“也不，有时候。”二少爷打着哈欠，神色自若。
“好了，二少爷，麻烦你把二少奶奶叫进来。”
二少奶奶生娃还没仨月，脸像满月，刚落座就连声打着哈欠说：“汪警官，你快点问我，问完了我得赶紧去躺一歇，昨夜里被大少奶奶捉贼闹腾了半宿，实在是，实在是……”二少奶奶哈欠不断，但答话自如，临走时对汪警官说了句“对不起，汪警官，我缺觉，你多多包涵啊！”二少奶奶怎么会不缺觉呢？这几天二少爷上半夜值守仓房，沉迷在麻将圈里的太太就索性玩牌玩到半夜，反正有男人给她留着门。
轮到三少爷了，三少爷一进门就将门轻轻掩上，而门外那时早没了人，大少爷、二少爷都散了，有汪警官坐镇，仓房暂时也不用管了。三少爷却下意识地关上门，眼睛躲过老汪直射的目光，叫他坐下说，他不愿意，说：“你，你问吧，没事，我站着，挺，挺好”。
汪警官心想，三少爷原来好像说话不结巴的呀。老汪又朝三少爷扫了一眼，少爷的目光垂下，他不愿意坐下来答问，是怕跟汪警官的眼光对接触碰到一起，老汪一下子就看出了三少爷的心思，不用问已基本敲定了原先自己对内贼的设定。
“大少爷发现东西失窃时，你在哪里？”
“我，我在自己屋里。”
“干什么呢？”
“我，我跟我太太说话，不信你可以去问我太太。”
汪警官撇了一眼佩羽，心里说：得了，你老婆都怀孕了，还三更半夜跟你说话啊，谁不知道孕妇最想睡觉？再说，方才老汪跟下人聊了几句，已经晓得失窃东西的夜里只有三少爷出去过。老警察问三个少爷，也只有佩羽急着让太太证明他那天夜里是呆在自己屋子里的，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又是什么？
佩羽见老汪一时半会没发声接话，语气不一般地又强调了一遍：“汪警官，不信你可以问我太太去！”
“好呀，我愿意相信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这样的身份若是家贼的名声传出去，那是一场灾难。好啦，三少爷，你可以出去啦！”
见汪警官没有像问大哥二哥那样和善地再请问太太，三少爷脸本来就绷紧，这下苍白起来，神色慌张地问道，“汪，汪警官，我把我太太给你去叫进来……”
“不用啦，不用啦。我后天再来一趟，把侦察结果告诉你们，不会耽误你们去台湾的。” 汪警官定睛地看看三少爷，他心想那臭小子适才在外头果真没闲着，好家伙，他竖着耳朵一直在偷听警官跟大哥、二哥之间的对话，进门前估计心里想好了对策，反正你老汪也就问来问去不外乎那几句话。
“汪大哥，你，你说是谁偷了我大嫂东西的？”
“那你说呢？”汪警官此话一说，又拿出别在衣服里面的配枪，装作不经意地旋转着短枪玩弄着。
果不出其所然，那做贼心虚的三少爷终于绷不住，差点要在汪警官面前跪下来，小声地求汪大哥网开一面。这时正好老爷过来，请汪警官在家中一块儿便餐。那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半多了，老汪去警局也是早过了饭点了。老汪赶紧给三少爷使了个眼色，三少爷领会了警官的意思。趁父亲请汪警官在家中聚餐大家还未上座的机会，三少爷跟老汪说：“汪大哥，来，来，我带你看看我最近新养的鸟，可好看了！”三少爷除了偷摸着去花楼，还爱养鸟，他的屋前不同模样的鸟笼里不同的鸟儿扑哧扑哧围着鸟笼转，鸟儿总想飞出去，鸟儿向往广阔的天空，但是被小小的笼子囚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