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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厨房就在堂屋里，左右两边都是垒砌的灶台。所以，走进门，首先看到厨房。右手边的灶火，锅台上有一口大铁锅，大铁锅靠边的角落，一般还会有一个非常小、非常深的锅。
在我记忆里，家里的灶台，是我爸用青砖砌的，边角已经磨得光光的。为了更整洁些，他还在黄土中掺入一定比例的白灰和麦余子，仔细地和成软硬适中的泥，抹在灶台表面。
这样一来，我家的灶台更加平整光洁，又不渗水，还很容易清理。爸爸的杰作不仅自鸣得意，还意想不到地被我妈着实表扬了一番，吸引得周边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都来取经学习，纷纷回家模仿改造灶台。
前门的左手边背后，是在墙体上预留出来的碗架子。碗架子里面搭着三层木板，一宽两窄，最下面一层是窄的，用来放碗、碟、盘子等餐具用；空间宽的是中间那层，用来放油缸子、鸡蛋篓之类的东西，最上面一层也是窄空间，上面放几个小的陶罐子，里面放的是不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豆子、干红枣、酵面等。食材不放在这里，单独搁置。各类粮食面是分类放的，白薯面、白面，小米或棒子渣、高粱米等，被奶奶安置得有条不紊，个儿有个儿的地方，从不会乱。
灶台边上是多半人高的水缸、面缸，都是酱红色陶缸。尽管其中一只大缸打着锔子，在母亲经常擦拭下，那缸的表面依然油红发亮，甚至可以清晰地照出往来人等的影子。
做饭时，我妈一边坐在灶台前边烧火，拉风箱，一边用白铁卷出的水汆儿烧水，待水开后，从灶膛里抽出水汆儿，用烧火棍儿搭着后边，小心地把开水灌在暖壶里，留着全家人喝水、洗脸用。
听奶奶说过，我家的竹皮套暖壶至少已经用十五、六年了，奶奶每天都用搌布擦干壶套外面的水渍，常年的擦试，让竹皮变得紫红透亮。后来，壶底的支撑木松软腐朽了，我爸舍不得扔，便找来铁丝、铁钉绑了绑，钉了钉。尽管我把我妈结婚带了配送的新的铁皮暖壶，这只歪歪扭扭的旧竹皮暖壶也没有光荣下岗，依然在发挥余热。
平时，我妈总提醒我和奶奶用铁皮暖壶里的水，其实是怕暖壶胆从业已破败的竹皮壶套里漏出来摔碎，热水烫着脚，只有她自己倒水时，才拿起竹皮暖壶。
饭熟后，奶奶总是用炭锨铲，把那些没有烧透的木头铲出来，在屋子外边洒上水浇灭，留着下次再烧。那样一处理，木炭烧得更旺，也少了呛鼻子的味道。
屋地两面都砌着一个灶台，中间是过道，南门通前院，后门通后院。灶台里面连接着我们睡觉的土炕。那时的土炕取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烧火做饭时的烟火通过烟囱排烟，同时把多余的热量传输到土炕里。因为，灶堂里有一条烟囱是通向土炕的。
另外，土炕大多留有烧炕的炕洞，人们通过炕洞烧柴火，可以把土炕烧得热乎乎。由于长期在堂屋间烧火，以至于堂屋四壁和顶部的柁木檩架都被烟火熏得黝黑黝黑的。
我们这里有一句顺口溜，“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七八十年代的父老乡亲们梦寐以求的小康梦。
在农村，千百年来人们住的都是土炕。那时，每家每户孩子都多。少则三五个，多则八个十个甚至十几个，只有家里的大土炕才能睡得下。
没找到二小子他们，我很快便又跑回院子里。我家房前的院子很大，足有八九丈长，五六丈宽，由山石垒砌出来的二道院墙，将院子围成一个石头堡垒。后院不过丈余长，只是用干树枝子围了一圈栅栏，对着后门留了个用树枝做的小柴门，连接着外面的通道。
没想到，我刚在院子中站一会儿，那只红冠彩羽，尾巴上黑色翎毛在晨光里发出幽蓝的光的大公鸡，根本不给我这个“少东家”的面子，也不怕我给它来个“抱柴烧开水、拔毛进汤锅”，看到在院子里呆呆发愣的我，便乍着脖颈上的毛，瞪圆漆黑的眼睛，挓挲开翅膀用力扑扇着，低着脑袋“咕咕”叫着，向我猛冲了过来。
望着气势汹汹、恶狠狠冲过来的大公鸡，我顿时吓哭了。
“去去，一边去！”一个穿着国防绿的人一边驱赶公鸡，一边走了过来。那只大公鸡以为稳操胜券，却被这位半路突然杀出的程咬金一脚窝出去老远，不甘心地“呴呴”乱叫着，落荒而逃。
惊魂初定的我，一眼便看见来人帽子上的五角星和衣领上的红领章。
“大姑夫！”我大声喊叫着，连蹿带蹦地跑了上去，一个高儿蹿到他怀里，伸手去够他帽子上的红五星。
大姑夫是我最喜欢的人，他脾气好不说，还有我们这些男孩子梦寐以求的东西——五角星、红领章和绣着为人民服务的军挎包。这些宝贝只要得到一样，就足以让我在伙伴面前炫耀一阵子。
“他大姑夫，快点跟你二哥一块儿去张罗张罗吧，一会儿，他老姑父就该来接亲了，可千万别误了正事。”我高兴劲儿还没过，奶奶就来催了。
我只好噘着嘴，悻悻地从大姑夫身上出溜下来，耷拉着脑袋、噘着嘴站到了一边。
这时，家里的大人和请来帮忙的人们，早已里里外外的忙碌着，为老姑出门子的事做准备。
一位老人站在一边，连说带比划的和父亲说着什么，我怯怯的走过去打招呼，“伯伯好。”
谁知，一句话不仅惹得我父亲在笑，那位年近六旬的老人，也被闹得面红耳赤，赶紧尴尬地连连摆手，“叫不得、叫不得，可不能乱了辈分，论辈儿我得管您叫大叔。”
“你大叔岁数还小，论（lìn）不好辈儿。”我爸笑着解释道。
从这位老人的嘴中，我知道了不仅他是我侄子，就连比我大六七岁的海亮也是我侄子。真好玩儿。得意忘形的我，再也没有了听他们絮叨的兴趣，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
我跑出去的时候，这个熟悉的身影儿正好在我家门口，“海亮哥、海亮哥，以后我再也不管你叫哥了。你得管我叫叔。”
“你说什么，这是谁他妈的在那编笆造模的胡吣，你接了哪个王八蛋的哈喇子就显白来了？”
“就那个老头儿，他说村里的辈分儿说不清，‘怀抱里的爷爷，拄拐棍的孙子’一点儿都不稀奇，从咱们庄的辈分论（lìn），他也得管我叫叔！”突如其来的钉子，顿时让我的兴奋劲儿荡然无存，声音也低了好几度。
“去你妈的吧，他管你叫爷爷我也管不着！什么你是我叔，我还是你大爷呢。我可告诉你，你要敢瞎叫，老子揍你丫挺的。”他不仅急赤白脸地口吐芬芳，还冲我挥了挥拳头。
兴冲冲的我，本想着海亮像那个老头那样毕恭毕敬地管我叫“大叔”，压根儿没想到会在他面前闹了个烧鸡大窝脖儿，看着他立睖起来的三角眼和捏紧的拳头，我顿时没了威风，哪敢和他叫阵，只得灰头土脸，臊眉耷眼回家了。
这时，我妈和二婶正在东屋里为老姑梳妆打扮，她们先把姑姑平时常梳的“两把刷子”打开，盘成了新媳妇常见的“纂儿。”盘完后，还在发髻上斜着插了两根银簪子，就像坠了一把插着两把钥匙的锁。
老姑觉得“这锁和钥匙”，直接把自己变成了和路边老太太一样的“货色。”尽管我妈她们说好看，可老姑还是觉得不得劲儿，尽管心里充满了新婚的喜悦和羞涩，可眼睛里依然闪着泪花儿。
我妈和二婶自然无法理解老姑此时此刻的心思，扎完头饰后接着穿嫁衣。
“老妹子，我得嘱咐你两句，到婆家换鞋的事可别忘喽。你穿的绿棉鞋是咱们妈家的，到了老妹夫家，你婆家的人会让你把他们家准备的红棉鞋换上。换下的这双鞋，你得藏起来，千万不能让你婆家人看见，等你和老妹夫回门那天带回家来，留着在娘家穿。换婆家的红鞋，为的是以后在一起过日子，你们婆媳间不红脸，不闹别扭。记住没有？”我妈神色凝重地叮嘱道。
“嗯。知道了，大嫂子。”老姑点点头，轻声答道。
爱热闹的我，自然在屋里呆不住，便跑出屋子，溜进厨房乘人不备偷点儿好吃的。刚把一个“炸排叉儿”塞进衣兜，就听外面有人大声说话，忙抓了一把花生粘跑了出去。
这时，一个胸前戴着红花，身穿银灰色中山装中等个子的人，推着一辆崭新的洋车走了进来，车把上绑着一个足有海碗大的绸布编成大红花，车铃铛锃亮，那车座子罩着垫加了海绵的皮革座，转圈儿都是金黄色的灯笼穗儿。
看到这个人进门，我发疯似的冲了出去，“你走，你走！你把我老姑欺负哭了。你是坏蛋！爸、爸，快帮我打他！”
“儿子，别胡闹！这是你老姑父，将来他会像你大姑夫那样喜欢你。”闻声出来的众人微笑着和来人打招呼。
我意识到自己又做了件极其可笑的蠢事，连忙停了下来，红着脸，尴尬地叫着，“老姑父……”
“哈哈哈，没想到吧，你们爷儿俩刚一见面，大侄子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快请进……”一行人有说有笑地走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