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我的想象,没过两天,二叔就把手枪做好了。我兴奋地接过来一看,这把手枪大约有2cm厚,是按照匣子枪的样子做的。扳机、准星都是用一块木头抠出来的,枪的个头和真枪差不多,枪身用墨汁涂了,黑漆漆的,枪把底下还用牛皮钉钉了几个红布条,显得十分漂亮。
尽管我的年龄小,手也小,拿着这把枪感觉很大,但把枪拎在手里还是觉得威风凛凛的。
从早到晚,我都爱不释手地把玩着那把木头枪,对着枪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瞄准,嘴里还“啾啾,啊啊!冲呀……冲”地喊叫着。
“你们爷儿俩可真是对撇子了,一把木头枪就高兴成这样。”爸爸看我着迷的样子说。
见我一脸愕然,我爸给我讲了二叔和木头枪的故事:
原来,二叔自小儿就喜欢枪棒之类的玩意儿。在他比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就自己做过木头枪。
有一年放麦收假,他因为小,没有什么事,就跑到木匠铺看人家怎么使用那些工具。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磨的,不但从我毛儿三爷那要来一块三角形的木板儿,还借来了一把锯。
回来后,先在木板上画出手枪图案,鼓捣很长时间,才把图样画好。跟着就“吭哧吭哧”锯了起来。
可他根本不知道锯子怎么用,再加上锯子在三角形的斜面上锯割很容易打滑,刚锯几下,锯齿儿竟然朝着他扶着木板的手指头,滑过来了。就这一下,那锯齿儿就把他的大拇指尖横着切了个口子,多亏是横着剌的,要不然非得伤到骨头不可。那鲜血立马就流出来了。尽管他用力捏住手指,可根本止不住。
就在他捏住手指,从屋里跑到院门口的时候,正好碰到我爷爷,看到二叔脸色不对,又往外跑,便问怎么了。
我爷爷和奶奶对二叔他们兄弟几个管教得很严。他们经常说:小孩得管,小树儿得镩。小孩不管,长大了现眼。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我爸他们几个都怕做错事儿,就怕挨打挨骂。二叔没敢把伤到手的事告诉爷爷,只说有人找他,得赶快去。说完,便一溜烟跑到大夫(土语:读代夫。村民对医生的称谓)那里包扎去了。
回来的路上,他才感觉到受伤的手指一涨一涨的钻心地疼。看到他皱眉咧嘴的样子,爷爷追问后才知道他伤到手指的事儿。但二叔根本没敢说伤得多厉害,只说剌了个小口子。
为了多挣点儿工分儿,能为家里增加一些收入,村里的孩子大都利用放麦假、秋假的时候,参加劳动。大人干大人的活儿,小孩子就拾麦穗儿、捡豌豆粒儿,干点儿干得了的事;大秋的时候,就去捡地里落下的棒子、捡黄豆粒儿。当然,小孩子干活,哄事儿的时候多,干活的时候少,所以,挣的工分自然要比大人们少得多。
为了表示伤得不重,二叔剌手后,第二天就跟着去了麦地。尽管手指碰到麦茬的时候很疼,可因为怕挨骂,他一直不敢和爷爷说实话过了十多天,手指才好。
虽然被剌了手,二叔做木头枪的想法并没就此放下。也正因为这个经历,他第二次更加小心了。不过那次他做的枪是分开的,枪身是用方形木块削成的,也没有扳机,枪管是用没剥皮的高粱杆儿做的,瞄准镜也只是在前边插了一根木棍儿。
也许因为这件事,二叔喜欢上了木匠这个活计。后来,爷爷不仅给他置办了全套木工家什,还让他拜了毛儿三爷为师,专门学习木匠手艺。
毛儿三爷似乎不会笑,整天板着一张紫红色的檀木脸,瞪着大家,那犀利的眼神像锯齿一样锋利。他的脾气如同所打出的家具一般,棱角分明。徒弟无论何时何地,都得对他低眉顺眼,恭恭敬敬的。吃饭时候,徒弟都缩手缩脚的,两个胳膊夹紧,饭碗要捧在手里,夹菜的时候也得注意,只能夹面前的那碗白菜,其余菜要看师娘夹不夹给你;盛饭更是不许挑拣,只能加一次饭,要不然会被骂做饭桶。不仅要吃得快,还得有眼力见儿,吃完饭等着给师父师娘盛饭,还得把茶水沏上,师父一撂筷子,就得把晾得正好的茶水递过去;师父要下地,得赶紧把鞋给穿上。这还不算,要是描错一根墨线,三爷的曲尺就劈头盖脑打过来。也许是本村人的缘故,亦或机灵讨喜,二叔倒是深得三爷喜欢,没怎么挨过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