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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姑带来的收音机给我带来了乐趣，美得我大鼻涕泡儿都冒出来了。趁家里没人，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曾让我痴迷的宝贝儿：只见它的正面有个红灯笼商标和“hongdeng”字迹，很多小孔围成了圆形的图案，优美的声音就从这些小孔里传出来，凸出来的半圆形调台器在锃光瓦亮的有机玻璃罩下面，兆赫刻度是那样的清晰，开关和调台旋钮在右边眨着眼睛，透出犹抱琵琶半遮面般的几分朦胧的美，看上去是那样的漂亮。我欣喜地摩挲着，怎么也看不够。
“爸，我来找节目。这个我会，我在二小子家偷着弄过。”看到爸爸和奶奶还没弄清楚怎么调台，我自告奋勇地接过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快给你奶奶找找有没有唱戏的”，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过后，收音机里传出了《白毛女》唱段，“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那动人的旋律简直就是天籁之音，让奶奶和我如痴如醉。
有了自己的收音机真好，不但音量可以随意调节，而且想听哪个台、听什么节目，全由自己做主，由着性子选。不像在二小子家，听啥、多大声音都得听他的，哪怕是声音含混模糊、暗淡嘶哑，你也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的份儿，甚至挪一下屁股都怕弄出声儿，招来他的白眼儿。这时爸爸提醒我，选台时旋钮不要转的太快，以免弄坏。
尽管知道我会开关收音机，还会调台，可这东西毕竟是稀缺之物，而且还是新的，自然金贵得很。开始的时候，爸妈还是看着，不让我乱动，怕鼓捣坏了，和姑姑不好交代。我就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瞎鼓捣，一边选台，一边盯着街门口，只要大人们一进门，就赶紧把它关了，放回原处，假装玩别的。直到偷着把收音机的电池抠出来，咋装收音机也不响了，才战战兢兢地拿给爸爸看，他们才知道我的把戏。而我也因此才知道电池是有正负极的，装错了收音机就不响。
由于没有交流电，听收音机得用干电池，在那个年代，吃穿都难以满足，哪有闲钱去买电池听收音机呀。爸妈为了省钱，不让把声音开太大，有时音量大了，我妈就会训斥我，“开那么大声干嘛？能听见就行了，真不会过日子，摆少爷谱儿呀？”我赶紧小心翼翼地调低音量。
电池用完了，舍不得买，便不能听收音机了。不久，不甘心的我找到了办法，把旧电池放在热炕头上熥熥和在太阳下暴晒，这样一来，就能有一些电，能听一会儿，等听完再烘热再晒再听，几次三番，直到电池灯枯油尽、寿终正寝。
后来，二叔不知从哪学来的法子，用锥子在电池的肩部钻几个孔，用注射器往里边灌注食醋，这样一来，又可多收听一阵子，直到电池如同破篓的西瓜一样，里边的膏体流出来，才舍得扔掉。
唉！如果早知道这个方法，以前那些电池我才舍不得白白地扔掉呢。为了这件事情，我后悔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心里不住地埋怨二叔：早干嘛去了！
由于长期听广播电台里边的孙敬修爷爷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后来，又听天津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张志宽先生说的快板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节目，我幼小的心里对那个火眼金睛、神勇无比的孙大圣充满好奇、向往，想象着也能当个斩妖除魔的大英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于是，我找来一根1米多长的杨木棍儿，用刀把中部刮干净，两头留下10多公分的树皮不刮。让二叔在木杆上给我刻上“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几个字，用墨汁涂上，每天都拿着这根木棍儿，在手中耍来耍去，后来居然可以使木杆围着手臂转几个圈而不落下来。
为了使自己更像故事中的孙悟空，我纠集了一帮小伙伴儿，分成两派，整天在一起“舞刀弄棒”，终于失手把一个反应迟钝的“小妖”打得头破血流，被我爸狠狠地教训一顿，赔了人家一笔可观的医药费才算完事。
在我的记忆中，很多东西都得凭与之相关的票证才能购买。
那时候的票证也很多：什么粮票、布票、菜票、糖票、肉票、蛋票等等。有的还有区域限制，比如河北省的粮票在其他省就花不了，必须兑换成当地的才行。如果没有粮票，即使你有再多的钱，也只能望物兴叹，很多食品也根本没办法买到。其它需要票证的物资也一样。
那些票证是由当地的相关部门统一发放的。比如，粮票就是由粮食局定额发放到各家的，其中多数是本地区、本省通用的，只有极少数是全国通用粮票。
全国粮票是无限期有效，可以在全国通用的票证，因此也就弥足珍贵，成了全国人民都极力搜集的对象。
农村除了布票以外，别的都不发。所以，我家的全国通用粮票，是靠唐山的表姨支援才积攒下来的。很多时候，他们宁可吃得差一些，也不舍得把这些“宝贝儿”花掉，攒够多了，就给我们寄过来，他们知道只有靠这些票证，才能给我这个馋鬼换来油饼、核桃酥这一类好吃的东西。
与全国通用的票证不同，地区性的票证是有有效期限的，大多分为一个月、一个季度、半年、一年的有效期限。我妈总是将这些票证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即使是那些地区性票证也要到临近有效期限，才肯拿出来花掉。
因此，大多数人家吃的是“瓜菜代”，平常都是棒子红薯双合面的饼子加“可以照进人”的稀粥一大盆。二叔经常说“一进自家门，稀粥一大盆。盆里照着碗，碗里照见人。”
没有几颗米的稀粥，捧到嘴边那真是“一吹波浪滚，虹吸半碗干。”即使这样，每餐后的碗筷都会被舔得干干净净，基本都不用再刷了。
每年秋收以后，我妈都会大显身手，把生产队分给我家的红薯秧子、花生秧剁成细末，与棒子面混合做成菜团子，让我们大家饱餐一顿。后来，她又和村里的婶子大娘，“研发”出了棒子骨粉掺红薯面的团子，让我们大快朵颐。
吃了这样的饭团之后，让我至今难忘的事情就出现了，着实让我领略了“嘴巴享福、屁股眼儿受罪”这句话的含义，这些团子吃的时候倒没什么，也不难吃，没成想到解手的时候，就遭大罪了。
尽管肚子涨得难受，龇牙咧嘴的干使劲儿、憋得面红耳赤的，可就是拉不出屎来，不得不用手去抠那些堵在门口儿的便便们。有的时候费劲巴拉挤出来一点儿，那也是掉在地上“当当”作响，干得和羊屎豆一样的屎蛋，如果拾起来，恨不得能砸死人。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再次见到这种美味的时候，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里打哆嗦，怕得不行。
还好母亲为保住我的小命儿，总想方设法地给我和奶奶单独弄些好吃的。那也仅仅是把棒子骨粉换成背阴白菜或野菜，里边多放了一些棒子面儿而已。
改良后的第一餐，那些“专用御膳”刚一端上桌，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菜团子。那热热的团子烫得我不住地在手里来回倒个儿，“噗噗”吹着。谁知刚倒腾几下，那个菜团子竟然要散，无奈之下，只好先放下菜团子，重新端起粥碗。
“别急着喝，先晾一会，要不然烫你一嘴燎泡。”
看着饿狼一样的我，我妈赶紧提醒。可我还是无法抵挡粥的诱惑，端起碗就喝了一大口。那滚烫的粥一进嘴，就像吞了火炭一样，嘴里的粥无情地灼烧着舌头和腮帮，忙不迭的往碗里吐出了半口，却舍不得全部吐出去，只好一直脖儿把剩下的半口热粥咽了下去，嘴里那团火直达心窝儿，烫得我心里直哆嗦，伴着眼泪毫（hāo）子，流出一身大汗，我连忙用手摩挲胸口：“唉呀妈呀，可烫死我了。”
“哪能这么急呀，这要是烫坏了咋弄呀。苟凉凉、苟等等。”奶奶端过我的碗，一边用筷子在碗里搅和，一边用嘴吹着给粥降温。
“行了。吃吧。我告诉你，喝热粥可有个学问，你用嘴唇抿住碗沿，一转一吸，半碗粥就喝进去了，再来一次，一碗就差不多喝光了”二叔的指导很快使我知道了喝粥的要诀。就这样，在各自的吹风散热中，一缕缕的热气，从每只碗里飘飘荡荡的散发开来，吸溜吸溜的喝粥声此起彼伏。
“真好吃呀。”吃了大半个团子，喝了一碗粥的我撑得懒得动弹了。
尽管我妈为我和奶奶改善了饮食，可我还是天天盼过年。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妈才会把平时舍不得的粮票、布票等有时效限制的票证花出去，为家里人买一些好吃的，做新衣服，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