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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家喻户晓的农谚：小寒大寒，杀猪过年。契合实际地记述了当年老百姓的生活习惯。
有时候，想想那些猪也挺可怜的，虽有猪羊一刀菜的说法，尽管牺牲它一个，幸福全村人，总还是有些悲壮的成份。
有道是“笨鸟先飞，笨猪先肥”。肥猪挨宰是个铁打的事实，也许就是因为这，生产队饲养的那些猪都自我感觉聪明，比着赛的憋坏，不愿意快长，磨磨蹭蹭地长得很慢，一年时光长到百十斤是平常事，想以此熬个长寿。
生产队长们可没有这个耐心烦儿去琢磨这些猪的想法，他们只在正月里开始安排养猪，等到腊月底甭管肥瘦，统统来个杀猪刀伺候，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给它们一个痛快，为清苦了一年的社员们，添些荤腥儿，加点儿油水儿，让他们能在春节吃上肉，解解馋。
每逢年根，大人孩子就开始小声议论着哪天哪天杀猪分肉，回忆上一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幸福时光。宰猪的日子一确定，很快就会传遍全村，毕竟这是能让大人孩子都兴奋不已的好消息。
杀猪那天，大人孩子拿着各式各样器具齐聚场院，有盆有锅，型制各异，大小不等，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孩子们追逐打闹，大人们笑话连篇，一派欢乐祥和。
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两头大肥猪被手脚利索的人抓住捆好、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互道珍重，就在锋利的杀猪刀一进一出间，彻底结束想吃万年糠的美梦，携手并肩找师父诉苦去了。
听二叔说，我们生产队分配有两个标准，一是劳，一是人。分粮按人七劳三，即人口占七成，劳动工分占三成。也有的或高或低，人八劳二，人六劳四。这种分配制度凸显了人性化，因为不具有劳动能力的老幼残，吃的饭不一定少；而劳动者也要体现应得的报酬，尤其是鼓励人们的劳动热情，不能仅仅停留在劳动光荣的口号上。
杀猪分肉则不同，只按人口平均分配，有几个人就给几份儿。过年了，大家省略诸多计较，图个大团圆，老幼都高兴。
猪身上的肉自然有肥有瘦，有好有赖。尽管那会儿的猪，大都饿成了瘦肉型，可大家还是希望自家能分到肥膘厚、猪油多的好肉。这些肉可以炼出荤油来。荤油也叫大油，可以留着常年炒菜食用。把油都熬出去后剩下的肉渣子叫油知了，用它炖菜或者把它剁碎了做馅儿包饺子、烙盒子，吃着既不油腻又解馋。
记得除了荤油之外，家家还备有一种被老百姓称作黑油的东西，是用棉花籽或蓖麻子榨成的，这是农家食用油的主力。还有香油，因为档次高，不是家家用得起的。打（买）香油都是一两二两，舍不得多买。吃的时候，大多是用筷子伸进香油瓶，蘸上来一些，那香油顺着筷子滴进食物的瞬间，那芳香就随着热气弥漫开来，溢满屋子，沁人心脾。
为了公平和减少不必要的纠纷，队上每年分肉，都靠抓阄来进行。由全队各家的户主来拿阄，并以阄号为序，从前往后分割，赶上肥就肥，赶上瘦就瘦。因为都是透明操作，队长、会计一起抓阄一同分肉，毫无特殊，此举深得人心。头蹄下水是打折计算的，一斤算半斤。人口多的家庭都会争要，这样也只好抓阄。
那些分到好肉的，笑眯眯的和人一起赞赏不已；那些分得差一点儿的人，嘟噜着脸，似乎能拧出水来，一叠声地骂自己手臭，后悔没事先用香胰子洗洗手再抓阄。
社员们虽然议论纷纷，可没有人提异议。尽管也有人遗憾，但与拿到肉的高兴劲儿相比，这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相对而言，杀猪的人倒是有个优惠，那些猪血会送给他们算是酬劳。首先，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是杀生营生，没人愿意干。其次，他们干活时的付出有目共睹：寒冬腊月，穿了单衣还热汗蒸腾。数年下来，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大家对此都没有意见。
实在没人愿意杀猪的生产队，只好请专门杀猪卖肉的“屠夫”。
因为分肉是一档子很麻烦的事，没有“一刀准”的功夫，这肉不知要分到什么时候去，不如请屠夫来得快当。
屠夫知道猪羊一刀菜的事，杀猪时会直捅猪的心脏，一刀毙命，不让猪痛苦挣扎哀鸣，受过多得罪。
放血过后，那猪也就完全失去生命体征，屠夫用一根长长的通条从猪脚处捅进去，在皮与肉之间游走，借以豁开皮肉间的连膜儿。拔出通条，便从猪脚的破处吹气，这得具有强大肺活量的人才能胜任，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
眼见得吹猪的鼓了腮，瞪着眼，暴裸青筋，嘴上噗噗作响，那猪像气球一样迅速鼓胀，直到把所有褶皱挣开，所有的皮肉全部窜上气。观者没有掌声，但满脸都是钦羡之意。记住这种表情吧，我们这里把生闷气叫吹猪。这个比喻蛮形象吧。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死猪吹鼓后，几个人抬着放进滚开的锅里，去毛。屠夫的手也真禁烫，拿着自制的刮板，蘸了开水，“嚓嚓”地刮去猪毛，嘴里不时发出“嘶嘶哈哈”的呼喝声。
鲁莽点的屠夫在把猪开膛之后，抓把热热的猪油直接塞进嘴里，边嚼边喊：“香香。”
说得热闹，其实很多时候分不了多少肉，少时每人五六两，多了也只是斤八两。可就是这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就能把村里的老少爷们儿乐得不行，这就是当年的幸福指数。有时天色晚了，大家就挑灯夜战，坚持把肉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