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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供销社，几乎都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但大多数的人明白：当时各种物资不足，食品普遍匮乏，特别是猪肉，本来就限量供应，又因货源不足，常常出现有计划却无肉可供的尴尬局面。所以，很多物资供销社是没法保障及时供给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城镇供销社的猪肉虽然充足了很多，但还是得凭票和肉本才能购买的。在唐山市里定居的表姨说过，那所谓的肉本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本子，而是一张对折的纸片，上面印满了方格儿，每个格里填着2、3、5等阿拉伯数字，分别代表着相应的重量。使用时，售货员根据你买肉的种类、数量，在对应的格里用红蓝铅笔划对勾。前后臀尖五花肉都是0.80元一斤，由一头儿割着卖，购买者需要排队，赶上瘦的算你命苦，赶上肥的是你好运，由不得你挑肥拣瘦的。遇到实在亲戚买肉，售货员会示意他先回去，等下班的时候，会买好上好肥肉，分量足足的给送到对方家里去。
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不管关系多好，也只能享受一下内部价。至于吃肉不给钱的事情，那售货员是断断不肯干的。因为这样做，一旦被发现，会被冠以“挖社会主义墙角儿”的罪名。轻则会被开除公职，重则受罚判刑，从而丢掉“铁饭碗儿。”弄不好还会被打入地富反坏右行列，几代人都得受到株连。
农村与各类物资都需要购买的城市不同，每个生产队都有菜地、棉田，生活所需都由村里分配。除了菜地之外，队里还有羊群，鱼塘等，不时分给社员调剂生活。这些物资虽然不需付现款，但都由会计统一作价列支，年终结算。因而也就出现了工分儿不足所支往队里补钱的现象。
我们生产队人、财物是综合条件较好的小队，牲畜存栏多，骡马牛驴更是槽头兴旺，其中大部分是生产主力，这些家伙每天在圈里活蹦乱跳的。
尤其是春季大牲畜发情期，它们会异常活跃，对异性的骚扰又踢又咬，经常混打撕咬在一起，受伤致残现象时有发生。这一时期的异常反应，即使有经验的饲养员也毫无办法，只有把它们分开才行。
饲养员这活儿，是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的活计。每天都得起早贪黑地给牲口填草、喂料、饮水，刮毛、打扫、垫土。每到春天，饲养员们就担心不已，生怕这些四条腿的“活爷爷们”犯槽时，踢咬撕打中致残。
谁知怕啥来啥，先是一匹体弱多病的马，因抢不上槽、瘦马无食，熬了几天就死了。几天之后，又死了一头毛驴。社员们众说纷纭，深表惋惜，发出对饲养员强烈的不满。甚至有人怀疑饲养员损公肥私，克扣了这些哑巴牲口的粮食类饲料，拿回家去吃，才导致这两个牲畜死亡的。
牲畜死了，饲养员的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儿。才两三天功夫，整个人就瘦了一圈儿不说，嘴里也长满了大燎泡。死的牲口宰杀后，割开粪包，人们在胃里发现了几枚铁钉儿。
这个时候，众人才知道这两头牲畜的死因，是由于饲草里有异物引起的。虽然排除了他偷盗饲料的嫌疑，可就此事，队里对饲养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让他写了深刻的检查，才恢复了他的工作。
考虑到实际困难，村里为他配备了大块的磁铁，责令他在添饲草的时候，必须先用磁铁在饲草中划拉几遍，争取把混在里边的铁钉等吸出来，同时严令饲养员捡出混在草料内的碎玻璃、石子等其它异物，确保牲畜安全。再出现类似问题，一定严惩不贷、绝不宽宥。
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不会去关心那些被大人们视若珍宝的牲畜，能干多少活儿，也不想知道死个大牲口饲养员得多着急，只关心它们啥时寿终正寝，甚至盼望着有牲畜因公致残，没了利用价值。也就因此宰杀了，这样也能让我们好好过过馋瘾。
因为它们牺牲或丧失劳动力后，村里才会将其剥皮、剔骨，分给社员们改善生活。虽然每次分得不多，但蚂蚱腿虽瘦毕竟也是肉，而且是肉就解馋，就足以让望着它们想入非非的我们，着实打一番牙祭，并乐呵谈论好一阵子。
年底分东西不仅让我过了吃肉的瘾，家里还分了百十块钱。拿到钱后，我妈想给我做身新衣服。
自过年以来，我穿的都是别人送的旧衣服，仅有的一身儿好点儿的衣服，小得可怜不说，老姑结婚那天，因为受黑三撺掇放鞭炮被崩出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后来的一个游戏则彻底让它变得面目全非，没法再穿了。
好动的我虽然年龄小，却整天跟在几个大孩子的屁股后面，成群结伙儿地疯，到处游荡。
在黑咕隆咚的夜间，我们便剜窟窿倒洞儿地找没法再用的笤帚疙瘩，把它点燃，待其燃烧起来弄灭后猛地一下甩出去，那带出来的火星儿漫天飞舞，从而形成一条浪漫优美的星带，美其名曰“撒满天星。”这是几个大孩子最近迷上的一种新鲜玩意儿。
自从喜欢上了这个玩意儿，除了每天不疯到八九点钟绝不肯回家外，我们几个参与者的衣服也被飘落的火星儿烫出星星点点地小窟窿。爸妈平时没时间管我，只要不犯大错，就任由我四处去疯。而奶奶大多时候，都是等我回来，给我打水洗脸，然后就睡觉休息。大人们一直没有发现我衣服被烧这件事儿。
为了能和大孩子玩，二小子在几个淘气包的撺掇下，把家里新买的笤帚偷出来点燃，扔着“撒满天星”玩。没过多久，这一位大创举就被他妈发现了，当仁不让地得到了一次女子单打的绝佳机会。
没想到，幸灾乐祸的我高兴没几天，也被发现了。
有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二小子之失，还是让我这个“无辜者”沾了包儿，因而也遭到灭顶之灾。因为热衷这个游戏，我们几个的衣服早就被飘落的火星烫得面目全非。二小子的事儿，引起了我妈的警觉，由他身上，她马上想到了是他死党的我，并顺藤摸瓜，很快就发现了我的秘密，这一下不仅招来父母的呵斥教训，还得到了一顿竹笋炒肉的奖赏。
从此漆黑的夜晚，彻底失去了这一抹靓丽的色彩。
尽管我妈起誓发愿地说，再也不给我做新衣服了，但看见肩膀、后背被烫得跟筛子眼儿似的衣服，实在没法打补丁，也没法穿了。分到钱后，我妈还是决定带着我去撕布，给我做身儿新衣服。
当时，供销社是很排场的地方，大多是纸糊的顶棚，半空中悬挂着硕大的吊扇，在屋子中央是一排管儿灯，每个柜台上边都会倒吊着一个塑料盒子，盒子里有一盘纸绳子，绳头儿耷拉下来，售货员随时可以轻松地顺手拽下来绑扎顾客选好的商品货物。
每个柜台上放着擦拭得溜光锃亮的算盘。结算时，那些售货员都能把算盘提起来，潇洒地一甩，把算珠整整齐齐地甩向两边的框档边，双手手指跳跃着，“噼里啪啦”地拨打一番后报出应付的钱数，那真是算得又快又准。
尽管供销社里来的顾客很多，但大多数的人兜里没钱，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闲逛，过过眼瘾，真正购买的人并不多。
售货员们不仅口齿清晰，而且眼光很毒，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迅速分辨出谁是真正的买主，他们不会也不愿意浪费表情去搭讪那些闲逛的人。毕竟他们端得是“铁饭碗儿”，拿的是死工资，卖与不卖，卖多卖少，都影响不到自己的收入。
买布做新衣服引不起我的兴趣，只有那些靠副食本才能买回来的花生、瓜子，和过年特有的杂拌儿糖才让我留恋忘返。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糖块儿还是人们走亲访友必备的礼品之一。在平常的时候，尽管看着那些美味馋得哈喇子流得老长，似乎焊在那里，不愿挪步。也只能在我妈软硬兼施，喝骂拖拽中，眼巴巴地望着它们、狂吞口水噘嘴离去。
其实，即便我妈给买，那糖块儿也不是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的。很多货物不仅要付钱，还得凭票证。购买水果糖还有相关的限制，每人每次限购15块，想要再多买，就得有医院开具的低血糖证明或者领导开具的条子才能买到。
由于供销社里的物品很多人买不起或者没有相关的票证，所以，陈年存货很多。比如有些点心就经常卖不出去，产生霉变。这时售货员会把这些点心放在芦席上面，在太阳光下晾晒，剥去外皮后，继续销售。尽管这些点心的甜味儿还在，实际上已经变质，有着很浓的哈喇味儿，不仅口感极差，还硬得要命。大家都说这样的点心是“硌掉牙不管安、砸死人不偿命。”
买回来的花生、瓜子和杂拌儿糖搀合在一起，大部分被我妈藏起来，留着过年时招待亲戚朋友用，只拿出一小部分让我解馋。杂拌儿糖除了过年，远在唐山的表舅和表姨偶尔也会用包裹给我们寄些过来，虽然不是很多，可以能让我着实过一番馋瘾。有时寄来的还有蘑菇、木耳、黄花、饼干等等吃食。
秋收过后，我们也会给他们寄些小米、红枣过去。因为舍不得另做口袋，包裹就用他们给我们寄东西使的白布口袋儿，只不过翻过个儿来再用，左上角是表舅家的地址，中间是表舅的名字，右下角是我家的地址。到邮局后，先让邮递员检查，才能用邮局准备的针线把敞着的口儿缝好，过秤计价，付款后，包裹就被扔进大帆布邮袋就等着寄出了。
那时邮寄物品走得很慢，从三河到唐山，大约得走7天左右。除了干果外，水果还没等到地方，就已经变质腐烂，没法食用了。因此，是没法邮寄的。所以，很多外来水果我们根本是吃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