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农场
一
我是1977年高中毕业，这一年，部队文工团没来我们学校招人，可能去别的学校了。我想，我要是不摔断腿，也跟文雅一样去当文艺兵了。接下来，我面临下乡，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毕业生面临的共同出路，没有别的选择。
那年，我和下乡知青坐卡车到县知青办，县知青办院子里停了许多拖拉机和马车等着接人。我们一到，各公社和农场就挑人，挑体壮力气大的。那次，红光农场派比我先下乡一年的赵建新赶马车去县知青办领人，哪知马车走到半路，胶轮漏气了，等把车轮修好赶到县知青办，院子里就剩下我们三男两女五个人，没得挑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赵建新临来接人的时候，场长把他叫过去，贴在他耳朵上说，要快去，挑对农场有用的知青，比如知青父母有些小权，能给场里批些化肥呀物资呀。赵建新赶到县知青办，心里一下凉了半截，算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那天，我们就在农场的土操场上和大家见面，我们脚边放着从马车上取下来的行李和大网兜，网兜里是碗盆暖瓶。我们身旁围了一群看热闹的农场汉族职工，妇女们不好意思靠近，就站在不远处的一堵矮墙后面，她们歪头打量着我们，投过来好奇的目光。妇女们怀里抱着孩子，没抱孩子的手也没有闲着，在飞快地衲着鞋底，不停举起鞋底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我身材瘦高，穿一身旧军装，是当时知青们的时髦装束。脚上穿的是白色运动鞋，高腰的，两侧还带有“气眼儿”。我有一头略微卷曲的头发，一绺头发很整齐地斜搭在脑门上，显得很有素质。场长注意到，我行李卷上还捆着一个外形像宝葫芦似的长盒子，就抓着后脑勺好奇地问，啥玩艺？我说，小提琴嘛。场里人几乎同时“哦”了一声，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那个宝葫芦样的长盒子，没有一个人明白小提琴是啥玩意。我见大家没有明白过来，就在脖子上做出拉小提琴的样子说，乐器……就是和热瓦甫、都塔尔一样的乐器。这下大家都明白了，一起看场长，那意思是让我拉一曲子给大家解解闷。
场长姓王，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身材不高，体格健壮，有一张铜锣似的黝黑大脸，五官倒还端方。王场长大手一挥，对我说，给大伙来一曲，来你最拿手的。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场长下令，我就赶紧打开盒子，拿出一个黄澄澄的东西往脖子上一夹，先是“嘎吱嘎吱”调音，接着用弓子在琴弦上一拉，音乐就响起来了。
王场长从兜里掏出一叠裁好的报纸条，给周围人让着，然后开始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了一个铁皮小扁盒，掰开盖子，往报纸条上倒莫合烟丝。王场长卷好烟，把烟卷放进嘴里，在音乐声里划着火柴，点燃了他的烟卷。男人们都熟练地卷好了烟卷，叼着烟卷边抽边竖着耳朵听，听了一会，有人大叫一声，是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一段——打虎上山！
我拉小提琴时，我们农场广播站的播音员常玲正在指挥赵建新用扫帚疙瘩蘸着白石灰水往广播站房子墙上刷标语，常玲有文艺细胞，音乐听力还特别好。这会儿，她被篮球场上传来的小提琴声迷住了，起初以为是谁家的收音机里在播放音乐，就竖起耳朵听着。赵建新手里正举着扫帚疙瘩，白石灰水顺着胳膊流进了他的衣袖里，他说，这是我同学晁小勇拉的，新来的知青。常玲得知不是收音机播放而是现场演奏后，立刻朝土操场跑去。赵建新也顾不上写字了，从椅子上跳下来，把椅子都带倒了，撒腿撵常玲去了，身后墙上留下刚写的标语：滚一身泥巴，连一颗红心。
常玲拨开人群挤进去，我正拉《老房东查铺》，接着又拉了一曲《北京颂歌》，悠美的乐曲仿佛和原野河流融合在了一起，一种幽美的意境在慢慢地向四周扩散。赵建新当然知道我的手艺，所以一等曲子结束，他就带头鼓掌，一个劲叫好，常玲也跟着鼓起掌来。王场长没鼓掌，他却觉得会拉这玩意，远没有一袋化肥更实惠。又听了一会，王场长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了，慢慢站起身，把垫在屁股下的砖头块用脚拨到一边，突然吆喝了一声，都散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