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投票给机关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我深知，当权力不属于组织，而是落到每一个的身上时，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就私有化了，可以有很多用途，甚至可以当做报复的利器。谁让你上次出差回来拿上土特产偷偷给了小张不给我？谁让我孩子满月你不送红包？谁让我老爸过寿你不上礼钱？谁让你不给我孩子婚礼照相……大多数人都会把这种私人恩怨带到投票上来。
在机关里，除个别关系特别好的外，同事之间也很难有长期朋友，权利和利益大都产生在单位。在权利和利益面前，同事之间就有竞争，没有真话，相互猜疑，相互妒忌，相互不服，甚至相互仇恨。在权利和利益面前，别指望谁高尚，礼让谁，谁宽宏大量理解谁，谁善良同情谁，只有当自己安全上岸了才有可能腾出手拉朋友一把，当俩人都没有上岸的时候，即使朋友之间也要博弈一凡。
投票之前办公室鲁主任做了说明，借调来的同志和大家朝夕相处这么多年，感情还是有的，但受到编制数限制，不可能都解决，毕竟有一部分同志要落选要离开，这是很伤感情的事情。为了公平，采取大家投票的办法来决定去留。最后，办公室鲁主任看现场气氛有些凝重，就戏谑一句说，一切权利归农会，开始吧。
其实，一个单位的人，谁啥样谁不清楚？但是，参加投票的人心中早已有数，选谁不选谁还没走进投票现场就已经定下来了。投票经过统计，结果一公布，我傻眼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票数不够，面临着清退回原单位的现实。我如坠无底深渊。这事要出在别人身上也就算了，却偏偏出在了我身上，我挠着头还不太相信眼前的事实。在市局我是出了名的老好人，谁也不得罪，谁的忙我都帮。比如，晁小勇，我家孩子结婚，这个休息日你去帮忙拍照吧。好。晁小勇，我头疼，这个简报你帮我写吧，这是参考材料。好。晁小勇，我家水管坏了，你帮我看看吧。好。总之，谁找我帮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在对待工作上，我更是任劳任怨，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还没有一分钱通信补助，经常是天还没亮就被手机铃声叫醒，领导说，今天早上你必须7点之前赶到某地，为局里一个活动拍照，或者是为某个检查组拍照。更烦心的是我不仅要为单位拍照，还要为单位起草宣传口的相关文件材料，在机关里写材料是个苦差事，没人愿意干，很多时候这苦差事就落到我头上。好在我有在油田写材料的底子，写出来领导还满意，这事就落我头上了。
这也不奇怪，古代的衙门与现在的机关虽说不是一回事，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坐在里面的都是读书人，都算知识分子。过去坐在衙门里的大都会舞文弄墨，为官与为文似乎从来不分家。现在，似乎还是这样，那些无根无底的普通工作人员在机关里大多都要会写公文，不会写公文是很难站住脚的。有时，我拍照回来正在往电脑里输照片，领导突然交代我赶紧起草一份文件，我就停下手中照片的活去写文件，刚写了一半，领导又跑来说，这个文件先放放，赶紧写这个文件，这个文件上面要得急。于是，我就放下手中写了一半的文件，去写那个要得急的文件。要得急的文件还没写完，领导又慌慌忙忙跑过来说，文件先别写了，赶紧把好照片挑出来，上面等着看呢。
我就赶紧去挑选照片，忙到下班，还要加班写文件，好明天一大早把领导布置的那几个文件交出去。我经常是赶稿到后半夜，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但天一亮又有新的活布置下来。最忙的时候，我一天要赶好几个会议，遇到我们口的会议，就要提前做好一应事务，把会议开好、开成功。尤其是机关的重要会议,必须开得在气势上隆重热烈。一个会议开得成功不成功，靠得就是在接待上滴水不漏，在文字上的大气和扎实。我深谙个道理，机关里不管工作干的扎实不扎实，但文字材料一定要写的不摆花架子，不走马观花，让人一看材料，就感到有东西，实实在在。会议开的实实在在了，照片也就实实在在了。有时，开颁奖大会，我就要在会前熟悉一遍上台领奖的过程，甚至要排练“走台”，领奖人像模像样地列队走上去，又像模像样地走下来。会议开始，我胸前挂着带闪光灯的相机，当着会议上屏息敛气的黑压压的人群，在庄严的主席台前走来走去。我把镜头对准主席台上的领导，领导都不由自主地坐直了。我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普通群众也老实了。
投票现场陷入了混乱，一个票数不够的女同事突然哭了起来，接着又哭了一个。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我留在市局就没想到会被清退，会遭遇到这种下场。当我意识到这就是残酷的事实后，嘴角不住地抽搐，悲从心起，也忍不住哭了两声，但很快就强忍住了。这些年来，我也得罪过一些人，比如说，某某要借公家的相机用，我就没有答应。也许这些人现在看到我越落魄、越倒霉、越糟糕，他们表面上投来同情的目光，心里指不定多高兴呢。
我揉揉眼睛回到办公室整治自己的东西，做着离开这里的打算。直到真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才感到我对这里还是很留恋的，以后这里就不是我的办公室了，我再来这里，就是到上级机关来办事。这个时候，小李已经出去请客庆祝了，他幸运地转正了。严大姐路过这里，特意拐进来说，你太老实啦，人家都拉票呀。我叹口气说，我也拉了。严大姐眼睛红红地说，就打个电话？我说，是呀，那还能咋样？。严大姐叹口气说，光打电话是不够的，好了，不说了，说了也晚了。
严大姐走后，我枯坐了一会，又发了一会呆，还是没弄明白拉票里面还有啥讲究。下班后，我垂头丧气地回家。傍晚的街道异常热闹，像海潮，此起彼落，仿佛急着要把这一天淹没。有小贩匆匆走过，挑着新鲜的蔬菜瓜果，水珠子滚下来，淅淅沥沥地洒了一路。我看一眼那成色，要是在平时，我或许会把小贩喊住，买上两样带回家。可是，今天不同，我没有这个心情了。街上几个男孩子，骑着单车，把身子低低地伏在车把上，箭一般地射出去从我身旁闪过。这么多年了，我也曾像那几个男孩那样青春过，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放眼望去，眼前尽是青山绿水，踏不遍，看不足。现在我的壮志已经灰飞烟灭了，我还能怎么样呢，这就是生活。
无记名投票这种事真是民主，我就想给借调人员转正投票是件小事，如果是件大事呢？民主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一个单位的命运，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样的民主就太可怕了。这样就使我对投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种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无政府主义永远是不行的。我就想到，经常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什么全民公决和竞选是何等的虚伪，说穿了和我们投票转正一模一样。以前只知道资本主义民主危害大和害死人，只知道理论没有感性认识，这一回投票转正可是体会到了。相比之下，对我们社会主义民主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还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好啊，我们有民主也有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关键是指导，最终是集中。这样，如果你民主错了，还可以通过集中再改正。这下我理解了，我们选举时都要先由领导指定候选人，不叫你乱选，不叫你乱投，乱选乱投肯定会弄错。
这一回我投票落选，使我对什么叫群众意见有了另外的理解，以前总觉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我才明白，群众有时候会有私心，也会办错事，群众的私心在暗处，领导的私心大家都盯着是在明处，所以我还是相信领导，这次要是由领导决定借调人员去留，尚局长估计不会这么干脆利索地把我退掉。
我回到家门口，就听见厨房里传来丁丁当当的声响，我就知道，这一定是常玲在做饭庆祝我把事办成了。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平息了一下心中的悲伤，把钥匙悄无声息地插入锁孔中，尽可能地轻声旋转。打开门，客厅里里灯火明亮，厨房里，传来油锅爆炒的飒飒声。一只砂锅坐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鸡汤的香味一蓬一蓬浮起来，窗玻璃上模模糊糊的，笼了一层薄薄的水汽。常玲扎着围裙端着砂锅从厨房里出来，看见我把一万块钱放在了电视机前显眼的位置上，就问，咋啦？我说，人家油米不进，拒收啦。常玲愣了一下，突然尖叫起来，一下把砂锅扔到了饭桌上，甩着双手说，烫死我啦，烫死我啦。说着，就去水管下冲手降温。我帮忙把饭菜端上餐桌，俩人吃了饭，冲洗一番，就半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视节目调来调去也没啥好看的，常玲见我情绪不好，关切地问，事没办成？我被市局清退的事我向常玲隐瞒了好几天，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怕说了会有不好的后果，比如，她看不上我，和我离婚。
可是这事瞒不住啊，早晚会知道，我就如实说，我被市局投票清退了，明天就离开。常玲并不吃惊，好像她已经预料到了这种结局，她说，退就退吧，不就是去分局嘛，总比农场好吧。没想到，常玲心这么宽，比我看得还开，并不觉得去分局是什么丢人的事，还说，常言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随遇而安吧。我哧溜吸一下鼻子说，就这样被清退，我不甘心。
我被市局清退，常灵并没有小看我，还劝我想开些，是谁说的？丑妻近地家中宝，骆驼单走罗锅桥。常玲虽说长得并不是十分的漂亮，可常玲气质高雅，人近中年了拾掇得干净利落，经常是一身西装套裙，经常是发髻高挽，走路如行云流水，很有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