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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式的背头一丝不苟，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凝重而不可逼视的光。一米八的身躯伟岸挺拔，走路端庄持重，步履威严。印象中的张凌校长有一套笔挺的灰色中山装，有时背着手，有时嘴里衔着一根烟斗，有着与今天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张凌校长身上体现出的精神、传统、风骨，绝对代表着母校的灵魂。
山居忆往，流淌人生之河。向前，是河流的方向，亦是人生的方向。对于大校长张凌，赤峰市文化教育名人葛学文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着这样的描写：
我和我当年的那些同事们，还是更愿意称呼老校长为“老干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说明大家称之为“老干部”的原由：“一曰年纪长，资历深，有派；二曰站位高，道行深，有道；三曰言必信、行必果，有信；四曰能担当，善开拓，有为。”老干部还根据学校教师队伍实际状况，提出“五子登科”，即“房子、孩子、妻子、园子、车子”，“五子登科”是稳定教师队伍解决突出问题的务实之功。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绝对做到，在他身上有着慈父的仁爱与严父的刚正，有着长者的风范和强者的姿态。
由于木中总部大楼坐落在木头营子乡政府所在地，乡政府家属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小混混”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很自然地就把主义打在木中这些学生的身上。为了解决校园周边的安全问题，张凌校长可谓费煞苦心，最后决定在校园周边修起了两米高的“土墙”，以防外人侵犯。我和张凌校长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便与这个“围墙”有关。有一天夏日的午后，我到学校西面教师家属院附近，也就是我们班级马淑艳同学家的药店里去买药。回来的路上，看看高高的土墙外被人弄了几个槽。我毫不犹豫地“翻身鱼跃”，一个深蹲正要站起，就听到老校长在喊，声音不是很高，但绝对有穿透力。“过来过来！”老校长犀利的眼光，就像是定海神针，光天化日之下，让我无法逃遁。“你叫啥名？哪个班级的？”我望着老校长威严的目光，没有撒谎。“坏了，坏了。”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班主任老师竟然没有找过我，我也从此再没有爬过墙。
高二以后，所有的高中课程进度都要加快，卷子几乎每课一练，每周一卷。整个高中除了语文偶尔有点高分以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科目了。我也不是不刻苦，为了抄书，我有时候会早晨四点钟起床。这样恶性循环让我的生活规律本末倒置。那时候我在班级里睡觉是出了名的。上课睡也就睡了，有一次午睡也睡过了站。外面风沙呜呜作响，我的睡眠正酣。忽然有人敲门，宛如“铁马冰河入梦来”。抬眼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大校长张凌。翻身下床，觉意全无。走廊处，还有零零星星10几个人，虽然不是本班同学，倒也少却了些许孤独和寂寞。一群人来到了老校长的办公室。老校长拿出一张纸，叫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和班级写在纸上，我混在后面愣是没有签字。
老校长看了看名单，“哦，这个名字好像很熟悉吗？”“三好学生吗，您肯定熟悉了。”有个学生插话说。“不能这么说，三好学生就不犯错误了。”接下来，老校长问了大家几点钟起床，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是否合理等等。
因为我是木中老生，所有我对后勤人员都很熟悉，其中也包括张凌校长的爱人肖广珍老师。肖广珍老师，不但人长得好看，而且温柔贤惠。她原来在古鲁板蒿供销社工作，我那时候正上初中，跟着张凌校长的侄子张来三给他们家干过私活。后来大校长转到木中以后，肖老师也调到我们学校后勤当会计，一来二去，我们也就熟悉起来。当时学校靠近家属院那面有一个小卖店，卖货的是王忠友老师的小舅子。我就跟他商量，王忠友小舅子说，“你这样，你想买什么东西，我这里先跟你记账。老校长如果不收，你再拿回来。”
我拎着一个马夹袋，忐忑不安地敲开了老校长家的大门。老校长的太太肖老师小声地对我说。我给你说一下，你跟我进来吧。
张凌校长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我到学校和张耀校长打个招呼。你这个酒在哪里买的，你给他退回去。你如果退不回去，我去给你退。以后你如果是考上学，或者有工作了，你再来看我。”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赶紧趁着热乎把给大校长买地礼物又原封未动地还给了王忠友老师的小舅子。因为都是熟人，王忠友小舅子还笑着跟我说：“没事！”
没过几日，张耀副校长又把我堵到他办公室的楼道里。正好赶上大校长从对走过来。张耀副校长又用他那铜锣般的公鸭嗓开始叫喊：“张校长，高三九班有个叫陆相华的跟我说，学费要少交点，说是你说的？”张校长没有吭声，而是不紧不慢地走到我的身边。我的心瑟瑟发抖，生怕哪句话说错了，他会过来给我两个耳光。足足有20秒钟吧，他终于走到我身边，又认真地审视了我好几秒钟，“是这样，他们哥俩都在咱们这读高三，给他们免一个吧。”张耀副校长瞅瞅大校长，然后又瞅瞅我：“我知道了，你赶紧上课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