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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是镇上就读的。这个小镇的名字叫古鲁板蒿，当时还是古鲁板蒿人民公社，后来变成了古鲁板蒿乡。古鲁板蒿撤乡换镇的消息，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了。拿到初中《录取通知书》那年，我13岁，确切地说是12周岁。
父亲和母亲开始为我初中的生活筹划了：哥哥用过的书箱，我可以接着用；哥哥用过的羊皮褥子，我可以接着用；哥哥用过的纸笔，我也可以接着用。出门在外，总得有一身行头吧：哥哥穿过的上衣，我可以接着穿；父亲穿过的劳动布裤子翻过来，在膝盖处打上两个对称的大补丁，我可以接着穿。鞋子是母亲挑灯夜战，用很多旧布和麻绳纳成了“千层底”。母亲又把家里唯一一床没有破洞的被子面拆下来洗干净，把里面的棉花又重新打了打，铺盖也算有了。在外起火是要交粮食的，父亲又从加工厂碾了一袋苞米渣子。
所有这些都准备妥当以后，开学的日子也没几天了。我趁着父母中午休息的时候跑到山坡上给家里拔了几捆“赖毛子”柴火回来晾晒，算是为父母尽了点孝心。临行前一天，我又用秫秸杆扎了一个“再见”放在了麦垛上，也算是和老母亲做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古园”是一个大大的园，校园周边的大杨树和林荫路让我有一种神秘而说不清的味道。大大的操场、大大的篮球场、大大的排球场，都让我感到“古园”的新奇和未知。开学季的校园里聚集了毛驴车、马车、骡子车，偶尔还能看到几位老师骑着自行车。父亲带着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六年（2）班报了到，然后去后勤排队交了粮，接着又到班级的宿舍去铺好“行李”。父亲嘱咐我几句临别的话语，就坐上毛驴车返回了。望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走远，我才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回教室上课了。
遥想当初的古园，古园有点像“燕园”。走廊里张贴着大大的红榜，上面写着刚刚离开母校被高校录取同学的名单。还有一些刚刚进入高校的同学写给母校的“家书”，读来甚是感动，一种莫名的骄傲油然而生。古园的老师各个都是风度翩翩，学富五车。他们不但课教得好，好多大师还有故事。记得当时的校长叫王兴汉，我们的班主任是徐永庭老师，他是一个教政治经济学的，个子算不上高大，却也斯文，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帽子也很规整，板书写得也十分漂亮。一堂课结束后的间隙，他会从兜里摸出一颗烟，点燃慢品，悠然自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初一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叫穆廷龙。年轻帅气，声音洪亮。第一节课是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是一首揭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赞美新中国民族大团结的史诗，是旧时代结束、新纪元开始的雄伟钟声。穆廷龙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二节语文课，便是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这首诗用自然清新的语言、平淡出奇的意境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我幼小的心灵随着诗歌的意境在遥远的天空中漫游，尽情驰骋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正是从那时候，我喜欢上语文课。
初一的时候，教我们的数学的是皮振国老师、教我们英语的是陆明学老师，教我们生物的是张晓梅老师，他们讲课的水平也非常好。我的语文、英语都是在90分以上，数学也排进班里的前十。
教我们地理的是张瀚春老师。张瀚春老师高高的个子，风趣幽默，才华横溢，风度翩翩。从张瀚春老师的地理课上，我第一次听到菠萝、香蕉、椰子。张瀚春老师会在黑板上把这些好吃的水果画出来，然后又形象地给你说出它们的味道，很诱人……我还记得他给我们画的一个南美洲的地形图是一个“倒挂的三角形”。张瀚春老师是新惠街里人，他的业余爱好是吹笛子，还擅长“武打”。记得当时学校的周边环境也不是很好，社会上有一个叫“杨球子”青年人，经常到校园到学校滋事。为了进行整治，教导主任周存礼、张瀚春和“杨球子”搞了一个“约定”，在古鲁板蒿后山小树林，进行小范围的“PK”。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周存礼、张瀚春，如约而至。“杨球子”口号一吹，几个痞子迅速围拢而来。张瀚春老师大吼一声：“哪个叫杨球子，你站出来，让我认识一下！”“我！”话音未落，张瀚春一套组合拳让“杨球子”应声倒地。“杨球子”也不甘示弱，马上从腰里抽出一条自行车链子，还没来得及打开，张瀚春老师脚上的大头鞋“嘡、嘡”又补了两脚。“杨球子”“妈呀”一声！跪地求饶。其他几个马仔也作鸟兽散了。因为此事，好长一段时间，校园里平安无事。
车勇，我的初中历史老师。高高的个子，一副眼镜，知识渊博，谈吐高雅。记忆最深刻的是车勇老师给们我讲北京人、元谋人和山顶洞人，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宛如一位民国大师的样子。车勇老师给我们讲的“商鞅变法”“贞观之治”“丝绸之路”等历史故事，至今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