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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游子永远顶礼膜拜的精神圣地，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连着我最敏感的神经。从风水学角度上讲，我家的阳宅处于一个寺庙的位置，因为出门就是于家的坟地，坟地里还有一棵巨大的老榆树。至于这棵老榆树何时栽种，无人知晓，就连老于家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可以肯定地说，这棵老榆树比我们的村庄年龄要大得多。老榆高约丈二，径粗二搂有余，虽满身褶皱，枝干仍粗壮雄健，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四条主枝干，支撑着村子的西北角，好似一顶巨大的华盖。盛夏时节，翠叶重重叠叠、密密匝匝，淹没了无数长枝短杈；远远望去，华盖忽忽悠悠、浩荡招摇，宛若一朵落地绿云。
“树大如此，其下必为地泉，地泉出圣水，名之不妄。”由此可见，于家的阴宅必定有高人指点。
老榆树见证着老哈河的沧桑巨变，也见证了村庄发生的一切。记忆中的童年总是充满艰辛与苦涩，甚至是烧饭的柴火都无从寻找。有一年冬天，村里有一个叫“树根儿”的壮男带领一两个“帮手”开始打起老榆树的主意。他们先是爬到树上，弄一些细一点的枝丫下来，觉得不解事，又派人到自家的车上解下一根刹绳（农村装车拢车的长绳子）。这根刹绳在当时应该很值钱的，他们一帮人试图爬到大树上拴上树杈往下拽。就在他们一帮人摇旗呐喊的时候，于家老大于跃涌匆忙赶到，先是一顿臭骂，然后到我们家找了一把菜刀，把一根四五米长的刹绳剁成数段，一群人看着尴尬的局面赶紧跑散了。
童年的老榆树下面是父亲和母亲的晒场，每年夏天，他们都从一些山坡上割些青草，或者从老河里打捞一些淤柴在老榆树的周围进行翻晒。
随着岁月的拥挤，我们家的后街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宋建华带着家眷进了敖汉，把房子卖给了东头的宋震，宋震又把自己的房子卖给了我们三队的杨文生。自从我们崔韶华、崔中华哥俩淹死以后，宋震又把房子卖给了三队的安凤祥，而他自己又买了崔中华的房子。崔韶华的房子又卖给了杨文生的妹夫冯广。原来崔韶华和宋震中间是宋华，宋华也在村里的老苗圃买了一块地基，盖起了新房，把自己的老房子卖给了我们四队的宋建生。因为宋华是木匠，于是他又在自己的新家开了一个棺材铺。顺序可能有点乱，现在我们捋一捋，我们后街现在的顺序从西到东，依次是安凤祥、冯广、宋建生、杨文生，而原来这里的顺序依次是宋建华、崔韶华、宋华、宋震。
崔家失去了两个壮男，两个媳妇带着小孩，改嫁了他人。那阵子崔家很不平静，崔母也喝药离开了人世……
不但街道有变化，哥哥他们的同学也发生了变化。哥哥的大舅哥石晓峰高考毕业分配到了敖汉旗计量局；宋建勋进了我们八家村的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我们前院的平瑞通过考试到我们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还有孙忠利也进了古鲁板蒿乡医院……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家族的资源实现了农民身份的转变。而此时我们八家村村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为了解决八家村的饮用水问题，村子多次与上级商定，最后决定在八家村供销社的后面打了机井。记得刚开始打井的时候，我们八家学校的学生每个人还有团粘土团的任务，具体目的不详，是不是因为水太深，抽水机压力不够，有点像课本中的“乌鸦喝水”进行充填的意思，反正每个学生的任务不少，还要晾干交工。水屋子刚开始投入使用的时候，看水的是八家村的宋志学，每家每户发水票。一大水桶顶六挑子水，一挑子水一个票。每天早上买水的人排成长队。有时候水管子在转换的过程中呲得满地都是，不小心还会呲到别人的身上。人们的叫喊声，水屋子的嗡嗡声，水桶的叮当碰撞声，偶尔也掺杂着人们的干架声……就像是一场“武戏”，在一个村庄上演，让人们记住那段峥嵘的岁月。
又过了好多年，乡里来了一个大肚子叫孟广海，主抓水利工程，为我们八家村搞起了自来水。那时候，我们八家村家家户户开始挖自来水沟子，有的路线太远，地势太高，尤其是我们北山头，家家挖大坑，把水龙头放到大坑里。有的靠近水屋子近的人家还偷偷地利用自来水种点菜。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村里还雇用了于跃军专门管水。于跃军是退伍军人，说话办事干净利落，雷厉风行，基本上保障了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无论如何，八家村从此彻底告别凭票吃水，或是直接到老河取水做饭的日子了。
其实八家村原隶属于九份地村公所。也因此，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去供销社买货都要去九份地。从八家到九分地供销社差不多有10里地，买点东西全靠步行。逢年过节去供销社买东西，就像赶集。而赶集又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产物了。乡亲都说：“好好学习吧，将来能考个站栏柜的（售货员）就行。”供销社的售货员，属于国家职工，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的年代，供销社的售货员的确让人羡慕。那时候供销社的售货员叫马云龙，口算、心算、珠算都是远近闻名的，甚至马云龙说话的声音都很有质感，他一边算账，一边找零钱，一边还要照顾到每一位顾客，确实让人佩服。什么“二七一毛四，两毛找六分。”“六七四毛二，五毛找八分。”他张口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