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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哈河是中国北方的一条重要河流，其流域涵盖了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的部分地区。而老哈河所流经的赤峰市，其前身是昭乌达盟（蒙古语，意为一百棵柳树）。这个名字来源于第一次昭乌达盟会盟时的集合地点，因为那里有一百棵柳树。昭乌达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当时该地区是多个蒙古部落的聚居地，共辖有8个蒙古部落和11个旗。在民国前期，赤峰全境属于热河特别区和热河省。1949年后，北部地区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昭乌达盟，南部地区则属于热河省。1956年，热河省撤销，所属地区划归昭乌达盟。1969年7月5日，昭乌达盟从内蒙古自治区划归辽宁省。1979年7月1日，昭乌达盟又由辽宁省划回内蒙古自治区。1983年10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昭乌达盟行政公署建制，正式建立赤峰市，实行市管县体制。赤峰市的命名源于城区东部的一座赭红色山峰，蒙古语中称为“乌兰哈达”，意为赤峰。
老哈河流域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威胁两岸群众的生产生活，也造成界河段两省区较多的水事矛盾。为此，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于1980年签署了“赤峰协议”，规范了河道利用和整治要求，并按协议清除了部分河障和修建了部分堤防，减轻了沿岸地区的洪灾损失，也缓解了地区间矛盾。
“敖汉，敖汉，十年九旱；一年不旱，洪水泛滥。”我不知道我的家乡赤峰市敖汉旗，在20世纪五六十年沙漠的形成与红山水库的截流有无关系。但从《明史》资料记载，历史上的敖汉旗，曾经是“沙柳浩瀚，柠条遍野，鹿鸣呦呦，黑林生风”的繁茂之地。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到1975年，全旗荒漠化面积达6300平方公里，占全旗总面积的76%。正是从那时起，敖汉旗采取全民动员、集中攻坚、推磨转圈、轮流治理的办法，开展联村联乡大会战，进行植树造林。那时候，在敖汉旗的许多山头、城镇，到处都书写着“林业是立旗之本”、“苦捱不如苦干”等宣传标语。在深山的最深处，在高山的最高巅，人们风餐露饮，土滚泥爬，敖汉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战歌。而我，就是这些大会战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实践者。
治河治沙是河套川人的必然选择。老哈河岸的人们正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持续近半个世纪顽强奋斗，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老哈河水位出现明显下降，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地下水位的缓缓上升。老哈河水位的一降一升，为老哈河区域的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收益。就我们八家村来说，人均河套地能够分到五、六亩。整个村庄要比原来至少增加10000亩良田。一些男孩少，女孩多的家庭，便率先富裕起来。比如七队的宋平，他们家住在石板桥以北偏西的洼地处，大大的四合院里，干净利落，骡马成群，不但率先盖起了大瓦房，就连正房旁边的小厢房，也伺弄得板板正正，全家人的脸上都挂着富足的笑容。而前街的安士杰，不但盖起了四家瓦房，盖起了厢房，还养了不少的牛羊，更牛的是，他还率先买了四轮车。村子北头的徐文志、南头的冯彬还率先买了黑白电视……
哥哥分家以后，我和弟弟读书的学费加上吃喝拉撒的所有费用都要从父母亲的压榨中获得。那时候，全村只有我们几家没有盖上瓦房。我们家唯一值得炫耀的就是父亲的马车。父亲把原来的牛羊卖掉以后，买了一匹保揣驹的枣红马，又从西湾子那面找人焊了一个铁车棚，最后从我们村供销社买了一套镐辐车轱辘。一套优质的三件套就配齐了。那时还不到50岁的父亲，赶着他的马车在村里很拉风。父亲说，“咱家的马通人气，上坡不用喊‘驾’，马自己就会用劲。”自从有了马车，父亲就像换了一个人，精神焕发，神气十足。
母亲说：“别看咱们家没盖瓦房，要不是你们念书，咱家的日子一点也没让别人落下！”说到念书，自从西湾子的袁江河考上大学以后，袁家人一下子就成了名。我们八家村八份地（自然村）老校长孙玉璞家先是出了孙华新、孙华云，又出了孙华义，也就是在那几年，八份地又出了一个杨文俊，也是通过考学跳出了农门。而我们八家村（自然村）只有前街的宋兴一人考上了大学。哥哥的大舅哥石晓峰虽说也是通过考大走出了农门，却是后几年的事了。
而此时，河套川出现了两股风气，读书无用论占领了很大的市场。因为想通过考学改变命运的概率很低，一旦考不上，除了家庭承担破败的风险，读书者本人还要承担年龄过杠，男孩讨不到老婆，女孩嫁不出去的窘境，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剩男、剩女”，毕竟岁月不饶人啊。有鉴于此，河套川大部分人家的孩子读了初中就回家种地了。一个村子能够读高中的几乎寥寥无几，偌大的八家村读高中的只有尹术贵、刘少华、于向东、李铁峰、陆相华、李宇华（从高二的时候回家结婚了）。每到周末回家要学杂费的时候，母亲就跟我说：“你三舅一直在问，相华学习咋样啊，不行就别念了……”
然而，我却从来没有放弃学业回家务农的思想。我只是觉得，即使考不上学，也一定会有其他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