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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呜——哐当当，哐当当……”开往远方的绿皮火车，不仅仅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更是一段历史的延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唯一梦想就是渴望有一天坐上家门口的那趟火车把我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拼命地劳作，拼命地学习，感知一下外面的世界。然而，要向实现这个梦想，并非易事。首先你要对外面的世界有所感知，或者说你要有一个目的和方向；另外一个就是你得与外界的人或事物有所联系。可以说我读高中阶段，往西就是小河沿高中，往东最远就是木头营子高中，去这两个地方都是乘着家门口的绿皮火车去的，去的目的就是读书。
由于我从小河沿高中转学到木中以前没有学世界历史课，所以到高二分班的时候，我选择了理科班，也就是高二（1）班。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教我们英语的孙国祥老师，数学依旧是陈向东老师，化学是齐贞来老师，物理是辛兆义老师（代）、李国强老师、语文是祝和林老师，生物是门老师（具体姓名忘记了）。 班主任孙国祥老师是一个极其“讲究”的一个外语老师，且不说他的西服革履，也不说他英语教学水平，但就他那个头型来说，足够津津乐道。孙老师是从敖汉旗新地乡初中尖子教师中抽调上来的。那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教师家属院，但从来没看到他带过自己的爱人。后来才知道他们夫妻不合，这种情况放在现在不是什么稀罕事，可如果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看起来很另类。他一个人烧火做饭，有时候还会让我们帮他打水。
孙老师的每理一次发，都有乘火车去很远的赤峰市街里。敖汉的小县城根本满足不了他这个癖好。他的头发始终向后背着，虽然木头营子风沙很大，然而他的头型始终屹立不倒，估计也是打了很多的啫喱水或者发胶吧。
孙老师的的高中英语基础属于那种现挖现卖的教学方法。记得他当时上课有一套英语测试题，发给大家每人一本，但是他特意把后面的答案页给撕掉了。而他自己的答案页却是保留着的。那时候的英语题都是选择填空题比较多。一套题如果让他不看答案，他也不一定答得对。然而，他却单单有答案，这样一来，他的英语课就有了许多参考。比如，遇到他自己不会的，他可以先看一下答案，然后查一些教科书，或者其他办法，弄清楚为什么选“A”或者选“B”即可，而不用考虑为什么不选择其他选项。然而，他也有答案看错的时候，比如把A 看成B,而一旦有的同学反问他答案是B而不是A的时候，他仍旧能够说出他的道理来。用现在直播话术来讲，这就叫“两头堵”。
我对木中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无论是学生的宿舍、教室、还是厕所。我还清楚地记着学校大楼里一楼到四楼贴着李青松老师写的“静、竞、净、敬”四个醒目大字，这大概就是当时“木中”的“核心价值观”吧。
我虽然是从其他班级新转过来的，却得到了班主任孙老师的信任，并且给了我一个卫生委员的差事。起初我并未觉得有什么压力，而时间一长，我发现自己的压力不是一点点。因为学校的前身是下洼中学，照比新惠中学（敖汉旗重点中学）有着一定的差距。所以大校长张凌在一次校会上说，“我们升学率干不过新惠中学，我们还不会搞卫生吗？”所以说我这个卫生委员还是一个实权派的“人物”。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我们宿舍的被子叠得再齐整，地面的积水再少，甚至把床底下的土都被我掏得净光，却依旧得不了“5”分。原因可能是孙老师的“鹤立鸡群”，背后得罪了不少同事。
那时候我们的班长是崔学民，他写得好，还兼任语文课代表。和我们一个槽子吃饭的有王成文和林柏义。王成文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一身白净得像一个小姑娘，学习成绩也好，他家住在古鲁板蒿乡（镇）的后营子。
林柏义的头发是自来卷，瘦瘦的体格，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长期穿着一身仿制的军服，那时候集市上这种衣服有的是。记得那时候林百义有一个九节鞭，轻易不难出来给别人炫耀。因为一个槽子吃饭的缘故，我和林柏义走得很近，他有时候会和我一起带上九节鞭，跑到学校西边的楼茬子表演一番。那时候“习武”并不是为了打仗，关键是渲染气氛，不被别人欺负。因为那时候校园周边治安环境仍然不好。我就在高二刚入学的时候被一个街溜子骑着自行车要钱买一盒烟的故事。我一抬手，没鸟他，结果被那个小子跟到了我的宿舍，并且记住了门牌号。当天晚上被一个叫鲍志红的家伙叫出去，在房东头“安排”了一顿。
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流逝着，转眼到了寒假。那一年的寒假说不上冷，也说不上热。只记得父亲从村里拿回了一张《家长通知单》。那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学校是很少组织召开家长会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打开了那张《家长通知单》，几乎没有一科是及格的，甚至我的化学成绩是30多分。我的脸忽地一下就涨红了，而且全身呼呼地出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