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记事起,就没看见过我大舅。听母亲说,大舅结婚有了两个小孩以后,到老哈河以北放牛淹死了。母亲说:“你姥爷站在北山头,先是看着你大舅一个脑袋,不一会就看不见了。后来派人去找,果然出事了。”大舅妈改嫁(我们农村叫“走道”)到他们本村的老马家。因为我的姥姥也姓马,所以我管大舅妈的后老伴叫六舅(行),管大舅妈仍然叫大舅妈。她们和我姥姥家的距离也就几百米。据说大舅的儿子马云辉,后来改名谢树辉的时候,三舅还请马家人吃了酒。谢树辉还有一个姐姐,排行老四,我叫四姐。因为姑娘是外姓人,也就没有改姓。
有一年初中补习,我的学杂费还没有着落。母亲说:“前几天听说你大舅家的四姐找了婆家,我到她那看看。”还不到晌午,母亲就回来了。我和父亲都成了她的听众,母亲就像打了胜仗一样讲述听到借钱过程:“我刚一坐到你大舅妈家的炕上,你大舅妈就说她二姑请也不来串个门,今天来有事吧。我的脸忽地一下就涨红了。我就怼了你大舅妈一把,你算说对了。你大舅妈也笑了,然后就问我借多少?你大舅妈一边说,一边把我四姐叫过来了。你四姐那孩子才好呢,她就和我说,我这儿就三十块钱,准备明天上集买衣服去,二姑来了就给你吧,孩子上学是大事。”母亲又接着说:“借钱那滋味,可真不好受。你四姐把钱给我的时候,你大舅妈还让我往里回下腿,叫我中午在她们家吃。哎呦,我向人家借钱,还不够磕碜了,哪还有脸在人家吃饭啊!我就赶紧就坡下驴,说家里忙着呢,赶明个有钱就还你四姐。你四姐那孩子才懂事呢,她说没事,二姑,啥时候有啥时候给就行。”
姥爷年轻的时候给地主扛过活,但他对这些地主富农并不反感,他说:“人家发财都是起早贪黑挣来的。”姥爷还说:“这年头过不好日子,主要原因就是你懒!”母亲学着姥爷姥爷的话,“你姥爷一辈子刚强,却出了你二舅,不过日子。”二舅家就住在三舅的西院,二舅、二舅妈的日子过得是有点问题,二舅妈家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叫“六一”,也就是我姥爷61岁那年出生的。老二外号“大脑袋”,因为从小营养不良,只长脑袋,不长个,因此得名。“大脑袋”和我同岁,只是比我小几个月。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二舅确实是好吃懒做,外面有卖沙果的,没钱赊着就行;外面有卖稍瓜的,没钱赊着就行;外面有卖马肉的,没钱赊着就行……只要你敢赊,二舅就敢买。所以说,二舅家平时的生活饥一顿饱一顿的,看上去很美。可是一到秋天,庄稼下来了。平日里欠人家的款项,人家是来拿苞米或者其他粮食来顶账的。刚刚收下的粮食,没几天就被人顶账拿走了。来年开春,别人家都是卖一部分粮食,买些化肥什么的,可二舅家一到开春,因为买化肥种子的款项投入不足,秋天的收成也坏,最终导致恶性循环,寅吃卯粮,是村子里有名的吃低保。
因为二舅不争气,所以姥爷也看不上他。然而,人总有优点和缺点,二舅的日子虽然不好,但二舅的脾气好,见啥人说啥话,不管见到谁都是笑脸相迎。就连我们这些小孩他也乐呵呵地跟我们打招呼。所以,二舅的人缘很好,求到谁跟前,都能让他闭上嘴,无多有少……二舅家的日子不好,也是一个日子啊!二舅能打一手好牌,无论是老牌,还是扑克,他都是打得得心应手。记忆中,二舅的家里总有一帮人打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老牌是什么,二舅他们已经玩得滚瓜烂熟了。那时候买一副老牌很贵的,买不起,二舅就自己糊。二舅糊的纸牌跟买的一样,十分精致。因为二舅的脾气好,和姥姥对心情。姥姥长得一脸笑面,我的母亲她们长得都像我的姥姥。有一次,姥姥和姥爷怄气,姥姥被接到二舅家去住,姥爷在三舅家住。后来因为二舅家的伙食跟不上,姥姥又回到三舅家,与姥爷重归于好了。
二舅不但牌打得好,而且还有不少艺术细胞。每到正月唱大戏的时候,二舅就坐在前台打嘎巴鼓(一种可用筷子敲打的乐器),一些认识我二舅的小孩,总是用羡慕的眼神跟我说:“看,你二舅!”那时候的戏剧有《宝莲灯》《铡美案》《西厢记》等。唱戏的时候,只听后台有人一亮嗓,前台靠边伴奏的人就开始了,有的拉二胡,有的吹喇叭,还有的打铜锣,拉二胡的居多,吹喇叭一般则是喜剧,敲铜锣的一般都是武剧,二舅的嘎巴鼓应该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科,一般都是皇姑出场时候的小碎步能用上,时而急促,时而舒缓,跟着戏剧的变化而变化。有一点好处,所有的“演职人员”都要派饭,到村子里社员家免费去吃饭,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有照顾我二舅的成分。可不管怎么讲,二舅也算是人尽其才,也算是拿得出台面的的一门手艺。
二舅长得有点像温家宝,扮演温总理,可以不化妆,天生地随和。二舅敲打嘎巴鼓起兴的时候,满面春风,十分得意,他在台上似有似无地看着我们这些小孩,那种得意潇洒的样子,就像是故意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