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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可阻挡的是时间，它像一把利刃，无声地切开了坚硬和柔软的一切，恒定地向前推进着，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它的行进产生丝毫颠簸，它却改变着一切。
1990年的七八月间，我们高三一班的高考成绩出来了。我们班的高考命中率几乎是全军覆没，好像只有一人考上了辽宁省阜新矿院，他的名字就叫全守军。我更是以一种“绝对的优势”明落孙山了。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同学，有的回初中补习准备考初中中专或中师，有一部分男生回乡等着娶妻生子，一部分女生回家成了待嫁的姑娘，还有大约一半的同学选择了补习。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叫林柏义的同学就回家娶媳妇了。而这一年，弟弟在高一的学习成绩不能说是数一数二，却也是名列前茅。我看了看到身边睡觉的弟弟，无非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于是，我就跟父亲提出了再复习一年的决定。
对于我来说，“高四”的日子更是乏味。书本的题目会做已经很好了。可是难度稍微加大，云里雾里的却又什么都不知道了。更有意思的是，刚开学的时候，我和潘宏广同学一张桌，潘宏广是我们初中的同学，他一直学习很好，我想和一位学习好的同学在一起，总该使自己的学习成绩提高得快一些。可是，刚开学时间不长，班级就开始重新排座位。我被安排到了班级最后一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被边缘化了。起初的时候，我还对班主任老师耿耿于怀，后天听说其他班级也一样，也就只好作罢了。当然这样也好，像我这类的差生，老师是从来不会提问你的。只要你做得不要太过头，甚至在不喜欢的课上还可以看小说。然而，补习班所缴的学杂费可是跟你上一年的高考分数成反比的，紧挨着“孙山”后面的同学，还可以免交。
父母拿着血汗钱来供养我来学校读书，我如果再不整出点事情来，那又和行尸走兽有什么两样？正在我徘徊不定的时候，我们班级有人和老师请假回去当兵了。我的茅塞也顿开了不少。在当时，除了考学以外，当兵也是一种出路啊！当兵至少不用花父母钱，如果混得好，还可能考军校或者留在部队，即使退伍没事干，也是一种锻炼的机会啊！
于是，我就回家跟父亲商量，看能否请舅舅帮忙到乡政府找人去当兵。父亲说，“这几年因为你们念书，咱们家的经济地位和你三舅家的经济差距不是一点点，我已经和你三舅说不上话了，要办，也得你自己去找他。”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着前几年割柳条买的那个破旧的白山牌自行车去三舅家了。三舅家的大门还上着锁，我就推着自行车躺在距离他们门口不远不近的小墙后面观察动静。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姥爷起床了开大门了。又过了一会，三舅妈也起来开始抱柴烧火，喂猪喂鸡……我推着自行车进院的时候，三舅已经到场院去溜场了。他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也没说可行、也没说不可行。他一只手牵着毛驴，一只手拿着鞭子，一圈一圈地绕，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吧，三舅终于把毛驴停下来，他看也没正眼看我，就说：“我和你去一趟吧。”
乡政府的大院依然神秘莫测，武装部在刚进院子右拐的第一排房子。我们在武装部见到一个穿着绿色服装，头戴大盖帽的张部长。然而，我既没有听到三舅问张部长，我外甥想当兵看看行不行这样的话，也没有听到张部长说可不可以，或者需要走哪些手续这样的回复，就看到舅舅转身溜走了。估计是三舅提前跟张部长使了眼色，张部长不一会也转身出去了，可张部长的门却是开着的。我一直等到中午，张部长回来了：“你怎么还没走啊？你那个不行了，以后再说吧。”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这种结果,我推着自己的那辆破旧的白山牌自行车走出乡政府大院的时候，眼泪也瞬间流出来了……
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回学校吧。于是，我就开始打听，有人告诉我，如果旗（县）武装部有关系，也可不占乡里名额直接去当兵的。希望的破灭之火仿佛又开始点燃，我回家让父亲给我张罗了几十元的钞票，乘上了通往敖汉（旗政府所在地）的班车。
到了敖汉公交站，我花一元钱打了一个摩的，说去新惠中学。几经周折之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白亚民。按当时来说，白亚民同学属于典型的高富帅的那种，他一米八〇的大个，大背头，还带着一副金边眼镜，手里再拿着一本书，从教室里出来的时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白亚民的父亲当时在古鲁板蒿乡政府上班，他的母亲在古鲁板蒿医院上班。白亚民当时虽然在新惠中学读书，但他却没有在新惠中学住宿，也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外面租房，而是在敖汉旗乡镇企业管理局机关安排了一张床。就是这一张床，那是多少农村人梦寐以求的，甚至几辈子都求不来的梦想。
当时的白亚民同学，仿佛就是机关里的职工，人们都管他叫“小白”。记得“他们”机关当时还有一个勤杂名叫于子。“小白”同学从新惠中学起着自行车把我接到他住处的时候，是一个周五的晚上，“他们”单位正好聚餐，于子刚好从饭店打包回来一些美食，我们一边吃，一边研究着我要当兵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