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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敖汉旗北部的老哈河畔，有一所中学，刚刚恢复高考，就在全盟（市）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这所学校就是赫赫有名的古鲁板（乡）蒿中学。古鲁板蒿中学的闻名，不只有胡桂校长，还有张文寿、康幼学、王瑞林、孙华新、周存礼、张翰春、车永等一大批名师，更有张殿华、袁江河、尹志、邹德华等一大批优秀学子。
1980年前后，哥哥开始到乡里读书了。去乡里读书需要寄宿了。记得哥哥刚上学的时候，用的是我八大爷家叔伯哥陆相忱读书时候的一个书箱子，父亲说：“相忱你哥如果再复习一年，很可能考上大学，可惜了。”记得和哥哥他们一起古鲁板蒿寄读的八家学生有平瑞、石小峰、孙忠利、宋建勋等。因为哥哥在八家学校学习很好，我们一家人对哥哥也寄予很高的厚望。母亲把家中一套尚好一点的行李拆开洗干净，然后又絮了一些新棉；毡子是那一年新擀的羊毛毡，没有褥子，父亲就给哥哥弄了一张山羊皮；哥哥用的书箱是相忱哥上学时候的那个，父亲也是舍着皮脸“借”来的。记得那时候哥哥还有一个用白手巾缝制的牙具带，也是他们那个年代标志性的物件。
我并不知道当时哥哥在初三学习成绩得好坏，只记得他们的班主任是一个教数学的郭老师、教文学的是张富来老师、教化学的是我们本家陆书忱老师。还记得那一年冬天，哥哥从学校带回了几个馒头，估计是他从牙缝里省下来，放到书箱里的，他是用牙具带带回来的，冻得咬不动。反正他在初三时候的雕刻才艺得到了体验，直至多少年后，他们的一个同学高郁林，还特意跟我提过此事。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监督是极其严格的。有一次周末，哥哥和几个同学一起回来带炒面什么的，还有三块钱的菜金。哥哥当时是没有去学校，而是到前街找他们的同学一起走，这样势必耽误了一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结果被父亲在前大街碰了一个正着，被父亲连骂带踢地揍了一顿。
初三的下半年，学校开始报志愿了。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报考初中中专，或者师范，还有一种就是报考高中。而这当中只能二选一，既然选择了考初中中专，就不能同时考高中。第一年没有考上中专的人还不能复习。为了此事，哥哥还特意回家跟父亲商量，父亲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和操作，只是说，报告中专吧，以后毕业好找工作。读高中还不知道再读多少年，也说不定能不能考得上。初中中专的预考概率凤毛麟角，哥哥不出意外地被淘汰了。
那时候我们村的七年级还没撤，哥哥又回到七年级重新考乡初三。不知是学籍的问题，还是哥哥的成绩不够，仍然没有复习的机会。后来，父亲又到双井乡找了我三姑父，想到他们乡中学复习，结果其他学校的政策也是如此。从此以后，哥哥就彻底告别学业回家务农了。那一年，他才16岁。
哥哥比我长得高，比我长得帅，干起活来干净利索，种地、割地、插稻秧，庄稼地里的活，他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有一年夏天，哥哥拎着一桶水，拿着一个条子锨，到南山挖甘草（我们老家叫甜草），那时候甘草正贵，每市斤一元，他一天能挖10斤，不带饭，有时候天色很黑了才会来。我就跑到村子的尽头去接他。那时候，他用挖甘草的钱为我们那个家买了一台鼓风机，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家的风匣逐渐被淘汰了……
哥哥在家种地的同时，还给别人刻印章，写合同等，有一年，他还专门出去学习一两个月的绘画。因为他是我们八家村丁字街以少有的文化人，有时候别人会给他几块钱，或者请他喝一顿小酒。
冬闲的时候，哥哥也学着村里的一些人打牌，开始的时候赌注在三、二十，后来到两三百，有一年哥哥打牌输了，背着父亲跑到据家里我们家二十多里的渗金吐和我一个老姑夫要干草钱。直到好长时间以后，我老姑夫到我们家串门喝酒提起了此事。父亲说：“我不是说了吗，那点干草就不要钱了，这小子肯定要回来顶输赢账了。”
这一点可能随父亲，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冬闲时节，父亲就组织一帮人在我家打牌，宋家人比较多：宋志勇、宋金、宋佩、宋建辉、宋建东，赌场无父子，父亲做东，先花钱买苞米子，一般一晚上输赢在一块、两块之间。有时候一直玩到后半夜、甚至天亮，我也是从那时候学会了看“麻花长”（扑克牌，和麻将差不多）。母亲虽然不会玩，但也知道输赢，谁赢了，也会给我她几毛，那叫“打头”。有时候父亲如果赢了，母亲就会很高兴，如果父亲输了，母亲也开始埋怨：“这一宿，伺候着你们，还得倒贴钱。”
现在想想，这些小的输赢并部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成败，而是浪费了大量时间。打牌就相当于现在年轻人打游戏，有些玩物丧志的味道。如果把那些精力买本书看看，开阔一下视野，凭借我家的基因可能会干更多的事情。然而那一代人有那一代人的使命和局限，没有一点办法，毕竟那时候，我们村子有几个赌大的，一个冬天输赢就有成千上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