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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物质比较贫乏的时代，木中的吃喝拉撒给人们留下了苦涩的记忆。木中老教师陈向东还给我们提供了当年的“顺口溜”：一等公民赵凤军，不管男女都撒村（骂人）；二等公民是孙文，敲钟拉闸锁大门；三等公民刁小四，查查水表看电字；四等公民叫贾盛，抽烟喝酒不要命；五等公民王永和，低头抬头看秤砣；六等公民李忠普，大事小情有一股；七等公民刘金山，粮食进场把牌端；八等公民赵玉柱，面条饺子添饱肚；九等公民是杨友，马勺一颠喝小酒；十等公民李秀明，梦里都在把婚成。这十等公民都是当时学校聘用的临时工，其中的人物有不少我都熟悉，尤其是烧水的老赵头，还有敲钟的孙文。
“老赵本名赵凤军,孤家寡命影单身。烈日酷暑锅炉热，朝雨微凉酒壶温。”我曾在《木中记忆》一书中给老赵头写过一首打油诗。老赵头是一个60多岁老光棍，他身材清痩且身板硬朗，一身破旧的中山服加上一顶破旧的八角帽，因为日久失新，都成了炉灰的颜色。趁着没人的时候，他还会在锅炉房光起膀子，阴天下雨，自己也会来点小酒。为了保障当时全校师生2000多人用水，老赵头有一个规定，就是打水不能用脸盆，谁若违反规定，出口骂人便是家常便饭。因为女生洗涮比较勤、用水比较多，他们都是偷偷摸摸地把脸盆先放在外面，然后带几个茶缸，打满之后再往盆里倒，所以女生挨骂的次数要比男生多。
老赵头当年对我不薄，高中四年多，我也就给他买了两盒烟，每次打水的时候给他点上一支。我打水都是趁着水烧开之前人少的时候去，我去打水从来不是用茶缸，而是从宿舍拎一个铁皮水桶。对我来说，只要到宿舍找着水桶，打热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别人管“老赵头”叫“老赵头”，我管“老赵头”叫“老赵爷子”。他看着外面没人，就把后门给我打开，让我把水桶放在锅炉的下水管龙头的下面。我进屋给老赵爷子点上一根烟，然后就一边唠着嗑，一边看着茶炉子的水表。“等一会吧，马上好了。”如果刚好碰上老赵爷子喝酒，他还会让我：“喝点吧？”等水表的温度差不多了，我就把闸阀一拧，不到半分钟，一大桶温开水，回去洗头、洗衣服的问题全部解决。据我所知，全校人知道打水能够走后门的人不会超过三个，一个人是我，另一个就是老赵头。
再说木中的敲钟人孙文。孙文小个子小眼，说话口齿不清，而且还有点赤红脸。祝和林老师在《平凡的敲钟人》一文中对孙文有着这样的描述：别看孙文干的只是敲钟的活儿，这活儿一般人还真干不了，即使是干得了，也不一定能达到孙文的高度。有人做过测算，孙文每天敲钟28次钟，一年约7200次，敲了26年约18万次，失误率不到两万分之一。孙文也是一个光棍，他敲钟的小屋有一张床，而且收拾得很干净。为了树立“光辉形象”，他还把自己的头整得像牛犊子添过的一样。
因为我学习不好，又染上了恋情，再加上特立独行的性格，所以，我很少有什么知心朋友，而老赵头和孙文却成了我难得的两个“闺蜜”。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阿梅不但具有文学天赋，她还会唱黄梅戏中的《女驸马》。然而，这种昙花一现式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一个晚自习之后，某君把我给阿梅的《表白》转交了我，这让我与阿梅的关系迅速跌到了冰点。第二天白天的自习课上，我的眼神与阿梅的眼神交汇以后，我的心如刀绞，便从教室后破窗而逃，然后跑到校外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一连气抽了五六支。等我从外面走回教室的时候，邻桌的老薛就跟我说：“老陆你出去抽烟了？”我这哪是抽烟，这简直就是抽的一个窝囊。我断然绝然地放弃了这段飞蛾扑火般的爱情。然而，伤害总是双方的，我不在教室的时候，阿梅就扒在桌子上睡觉，我在教室里的时候，她就千方百计向我抛来一股炽热的火焰。
我羡慕那些美好纯粹的爱情，然而，在贫穷的世界里，爱情又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在那个年代，谁不想嫁一个有城镇户口，有好工作的如意郎君。为了制造悬念，我甚至在晚上十点熄灯以后，到老赵头那里打水，而此时的阿梅不知何故，也会悄悄地离开教室。而某君以为我们去约会去了，他便找遍了校园的角角落落，最后发现我在宿舍里洗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做“猫捉老鼠”的爱情游戏。反正，高四这一年，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在忍耐难熬的时候，我就跑到孙文的敲钟房跟他聊天。印象中的孙文长期穿着一身仿制的绿军装，黄胶鞋，还戴一顶绿帽子。孙文的房间里不知道从哪里弄的《女友》，还有一些报纸和刊物。也就一两根烟的事情，我和孙文便成了“知己”。孙文有时候还问我，“处没处对象呢？”我就跟他吹，“啥年代了，还不处了对象。”“哪儿个呀，哪天你跟我说一下，我看看。”我就把我心中的女神更换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跟他吹，吹得孙文的赤红脸白一阵，红一阵的。如果说我身上有一点文学细胞的话，孙文也是有一份功劳的，因为我创办的那本《狼尾巴花》，在当时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