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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堤横截老哈河，扼要宏图询可歌。自此辽河灾患绝，更欣沾润灌渠多。”这是1961年8月，时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与中国作协副主席老舍率中央文化考察团考察红山水库后，叶圣陶挥笔写下咏红山水库的诗句。红山水库建成后，使其下游良田得以灌溉，就古鲁板蒿而言，受益最明显的当属康家营子，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已经吃上了大米白面。除了康家营子，其他几个村庄都受到过洪水暴发的窘境。
那时候的老河套发洪水是有季节性的，一般都在夏秋两季，靠近上游的西湾子毕竟水流缓急，修个大坝一迎，水流就会往下；我们八家村如果修好大坝，水流又会往下，如果水位不高的情况下，上游发水，西湾子肯定损失最小，依次是八家、白家店、山嘴，而老哈河又在每一个村的下面有一道湾，白家店向山嘴那面有一道湾，那里也正是白家店地盘。每年春季的河套川，人们都开始耕种，一到夏季洪水泛滥，西湾子可以保全，我们八家可能剩下一半，而白家店那面可能颗粒无收，山嘴子那面依旧是一片汪洋大“海”。
俗话说：“庄稼不收年年种。”在我们八家村当时的河套地采用豆麦两熟，就是在趟小麦的时候就种上黄豆，有的买不起黄豆种就种黑豆。每年七月份收割小麦的时候，豆子刚刚长出10公分左右。小麦收割后，豆子开始放风，然后疯涨，秋天的时候再收获一季。然而这种概率在当时来说只有百分之五十，首先是每年七月份的山洪爆发，然后就是秋天的雨季。一遇到雨季，老河对岸的庄稼就无法收拾，要么人扛，要么肩挑，然后还要用大车胎或汽车胎放排子，粮食损失不说，人要多遭好几遍罪。
那时候，哥哥还没有分家，小麦的开镰收割的事情基本都是父亲带头。有一次因为父亲和哥哥的意见相左，虽然没有动手，但也影响了收割的进度。我看到哥哥没吃早饭就走了，以为他赌气收割去了。于是，我烙了一些葱油饼，放到一个背包里，然后又带上镰刀也出发了。刚到老河跟前，就发现岸边全是稀泥，那是河水漫上来的痕迹。我看看周围，一个人，一个脚印也没有。很显然，这是上游发下来的洪水把过河人的脚印给淹没了。我猜想，哥哥肯定是过去的时候，水位还没有涨这么高吧。昨天还能趟过的老河，今天却让我有点心惊胆颤了。我把背包和镰刀别到后腰上，然后把裤脚挽起来，试探着下河了。中间的水位有一人多深，而且水流湍急，直行对岸肯定是不行了。幸好我会游泳，便顺着河的斜对岸游去，最终凭借着勇气游到了对岸。
因为我们和五大爷家的麦田是挨着的。我老远就看到五大爷头顶上顶着一块白手巾，猫着腰在前面开镰了，我赶紧喊了一声。五大爷问我，“怎么一个人过来的？”我这才知道哥哥今天没有来，我便有一点猜疑，是不是哥哥过河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转念又想，不会的，哥哥的智商应该比我高，不像我毛里毛糙的。五大爷见我浑身湿透，赶紧叫我把衣服脱下来，放在麦子上晾晒，又叫我把包里的干粮掏出来，干粮已经被泥水浸泡得不能吃了。我就问五大爷：“那咋办？”五大爷说：“我不是带了点吗，中午咱爷俩将就一下。”
五大爷那时候也有60岁了。自从黑小大哥结婚以后，五大爷就开始和他们住对面屋，自己做饭，自己种地，自己收割，自己能干的事情全部自己来做。五娘那时候裹了脚，是不能下地的，只能在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后来，哥哥他们就分家了。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哥哥和嫂子没事就到麦田考察了，“宁可早下手减点产，也不要等到雨季遭受更大损失。”
俗话说：“麦熟三晌午。”金黄的麦田在老哈河的两岸十分诱人，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天空，一点也没看出有下雨的意思。正当人们等着小麦熟透的时候，哥哥嫂子已经赶着毛驴车下地挥镰了。他们的计划是哪块接近成熟先割哪块，这块割完，那块也熟了。哥哥嫂子“先下手为强”的故事，刚开始还引来许多人的嘲笑，说这麦子八成熟就往回割了。然而，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也就是哥哥嫂子把整个麦田全部收割好的最后一天，天空下起了连天雨，随后老河就爆发了洪水。正当人们看到希望就在眼前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贪婪与侥幸，又一次破灭了。
有了这一把收获，哥哥和嫂子成了我们后面这条街乃至村子里的新闻人物。就这一把，哥哥的日子几乎追上了一条街。过日子是比着干的，夏季的损失，人们都盘算着在秋天撵回来，毕竟去掉水冲过的，麦田里还剩下一部分豆子，无论多少，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种指望。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进入秋季，尤其在“秋分”到“寒露”期间，老哈河的水温非常适合鱼类生长。后街的崔韶华和弟弟崔中华，开始合伙买船，到山嘴子那面去打鱼，家里就剩下两个媳妇在地里收割庄稼。因为山嘴子那面的老河距离家里很远，当时也没有电话，可能是因为他们起网摘鱼上瘾，也可能和传说中《渔夫和金链子》的故事一样，一直有十多天杳无音讯。
终于有人捎信过来：“崔韶华他们哥俩的船沉了！”弟弟崔国华赶紧带着人去找，当人们找到崔韶华、崔中华尸体的时候，他们哥俩在河里还紧紧地抱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