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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晓难为情地给周静涵打了电话，介绍了樊彩花的病情，周静涵告诉他，位于秦北县的省劳改农场医院和他们医院联合在秦北县设置了神经病专科，建议余光晓带樊彩花到哪里去治疗。
省劳改农场医院不但路近，而且收费较低，周静涵给这里的主任提前打了招呼，余光晓没费什么周折就将樊彩花送进了全护病房。
余光晓料定儿子不会乱跑，果不其然，他就是从召贤小学逃到了马素娥的娘家。余光晓欲将明华重新送到召贤小学，可是儿子不乐意，加之考虑到自己要上班，明华的生活没人照顾，就按照马母和明华的意见，将明华送到了当地的小学——暖泉寺小学。
听说明华要去上学，兰蕙闹着也要去读书，余光晓就将两个孩子一同送到了学校，并将他们安排在一个班级。
杨文彪自从武斗结束后就风光不再，实行“大联合”﹙1﹚后更是每况愈下，在革委会下设的工农商贸组里他被任命为第五位副组长，他开始还有些洋洋得意，总算自己的一番努力没有白费，捞到了一官半职，他为自己当时的英明选择而感到自豪。南山的“学习班”结束后，由于他虽然参加过武斗，提过抢，上过战场，但没有人命案，很快就恢复了工作。随后，他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个摆设，人家领导根本就没把他当一碟子菜，他没有具体的工作，就是跟在人家后头打哈哈，他方才明白，人家给自己这个职务实际上就是暂时笼络住自己，给工联观点的人一个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
更令杨文彪哭笑不得的是，这里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在文化革命前不是干部，就是工人，只有他一个是农民身份。没想到经过了一场大革命，这个工农差别还没有被打到，现在又死灰复燃，依然成为他的尴尬。人家补发工资他没有，别人有工资级别他没有，他所在的公社书记给他打了个圆场，让他所在的大队将他按一个“误工”﹙2﹚算，生产队按前三名的高工分给他记劳动报酬。生产队里看不惯他的人就站出来冷嘲热讽，当着他的面说风凉话，弄得他脸红脖子粗。生产队的劳动日值才三四毛钱，上机关灶吃饭要交粮票和现钱，他一没粮票，二没有现钱，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同情他，隔着一半个月将办公室里的废旧报纸买了，就将那点零钱交给他作为贴补，又从县邮电局给他弄来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每顿吃饭就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
城关供销社就在县城的边上，杨文彪完全可以去马素娥那里去吃饭，可现在的马素娥比以前更反感他。当得知杨文彪就是加害余光晓的始作俑者，是那次批斗自己的幕后推手后马素娥立马就和他翻了脸，分居在单位不回家，将大儿子杨红旗放在家里，她独自抚养小儿子杨红卫。他也想和马素娥摊摊牌，可如今他处于苦闷和孤独的状态，经常使得他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咋样出手才能让他们的感情复原到文革那段时期，他极力渴望毛老人家再次振臂一挥，来个二次革命。
这年春上，省革委会决定重新启动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成立了指挥部，下设18个工区，以县为单位组建兵团，组织10万民工进行大会战。正处于“鸡肋”状态的杨文彪，也被派到工地上，被任命为第五营的教导员。
五营的民工是来自河口公社各大队的，营长是河口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刘守义。此人是军人出身，性格直爽，已和余光晓搭档多年，工作之外，私人交情也很好。刘守义专门将汪宇守要过来，负责统计和宣传工作。
因为余光晓的关系，杨文彪不愿意来五营，可团长已经在全团的的干部会上宣布了，他不得不去。指挥部对工程的进度盯得很紧，刘守义将工程分段给各连，还和汪宇守设计了劳动竞赛等活动。杨文彪到任后，强调在工程建设中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广泛地开展了路线教育。因此，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杨文彪到连里去开展活动，一部分民工觉得开会学文件、发言轻省，不流汗、不出力饭照吃，工分照记，倒是很乐意，可工程进度降了下来。刘守义召开各连长会，规定：没有他的批准各连不得擅自集会不出工。杨文彪当会就和刘守义吵了起来，口口声声说刘守义是搞复辟、用工程压制革命。
此事一直闹到了团部，团长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指出了两点：一是刘守义是五营的营长，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杨文彪是配合刘守义的工作；二、抓紧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在当前来说就是对党和人民最好的负责，是具体实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杨文彪在团部碰了一个软钉子，心里不服，又将此事用书面的形式上告到工程总指挥部,总指挥吕祖尧在反映材料上批了字，要求团里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不要因此而影响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团长迅速将此事上报到秦北县革委会，杨文彪本来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革委会的几个主任一碰头，立刻决定免去杨文彪五营教导员的职务，下到五营二连当指导员。二连的连长坚决不接受杨文彪，刘守义做了好大一会儿思想工作，二连长才勉勉强强同意了。
杨文彪面对县革委会的决定，怒不可遏，口口声声这是对一个革命者的阶级报复，他怀着仇恨的心理来到二连。二连的连长提前作了安排，准备将他晾在一边，逼着他离开二连。
连部的几个人根本就不听杨文彪的指挥，各排长也不把他当回事儿，连炊事员也拿他开涮，杨文彪真实深刻地感受到了“虎落平阳遭犬欺”的滋味，满腔的愤懑无处发泄，感到很郁闷。
这天上午，余光晓领着几个在家的公社领导来工地慰问，从营部到各连一一走访。当来到二连的时候，迎面碰上了正在往外走、欲躲避余光晓的杨文彪，余光晓看了杨文彪一眼，没了表情；杨文彪赶紧离开，他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难受。
杨文彪的铺位在连部的西北角，相邻着民工们睡觉的工棚，夜里劳累了一天的民工，呼噜声此起彼伏，如同夏日的蛙声一片；交织有说梦话、磨牙、放屁之声，是本来心情不好的杨文彪难以安睡。他半醒半睡地躺了一会儿后，再也难以入睡，想起白天见到余光晓的那一幕，仇恨的火焰重新燃了起来。没想到革命革来革去，自己又回到了屈辱的境地，自己的媳妇成了人家实际的老婆，还要受那些王八蛋的气。毛主席呀毛主席，您口口声声教导我们：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您老人家咋就好好收手了呢？您搞什么“大联合”呀，您老人家睁眼看看，如今拿权的还是那些被打倒了的当权派，那些忠实执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徒子徒孙，我们这些忠实捍卫革命路线的革命者却遭受打击，你咋就不替我们说说话，你、你……！
杨文彪下了床，走到户外，立夏后的夜里还很凉，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往事想放电影一般从他的脑海掠过，想他杨文彪长得不比别人差，脑子也够使，咋就处处不顺。正上的中专突然就下了马，娶了个媳妇却爱着别的男人，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个自己露脸的机会，好景不长，解放军插了手，缴了他们的抢，致使他如今上不能下不就，遭人唾弃。人说共产党像太阳，对他杨文彪来说，他就是那水底的游鱼，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他心里的愤愤不平立刻发酵、膨胀，他气得肚子有些不舒服，赶紧跑到了厕所，大便以后，用自己口袋里装着一指头关节长的粉笔在临时的厕所墙上写上“打倒xxx！”的字样。
早晨，连部的汪宇守和另一个民工几乎同时走进了厕所，那位民工在解完大手猫腰提裤子时看到了土墙上的字，立即说道：“反标，墙上是反动标语！”汪宇守走过来一看，果然是反动标语，立刻上报。
在工地的厕所了出现了反动标语，立马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当地的公安部门迅速介入，他们从如厕人的范围、谁有可能拿到粉笔和字迹入手，很快将嫌疑范围缩小，杨文彪只得怪怪地承认了。
半个月后的上午，在工地上举行了公判大会，杨文彪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宣布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宣判的法院工作人员话音一落，杨文彪被武警战士五花大绑，疼的杨文彪直叫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