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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引良每隔上一周都要去戒毒所看看白妙，给她送一些日用品。白妙痛恨眼前这个曾经让她一见倾心的男人，是他诱导自己走上了通向地狱的鬼道，她多次指责他、骂他，邱引良并不计较，他也悔恨自己上了杨元凯的当，干下了这场缺德事，他就将事情的原委告诉给了白妙，并表示等白妙出来后他愿意和她一起去控告杨元凯。
原来邱引良从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乡下一所小学担任音乐教师，那时候乡镇教师的工资由乡镇财政承担，乡镇教师的工资常常拖欠，两三个月发一回工资是经常性的，正常的工资升级也往往被搁浅，很多有门路的教师都跳了槽。当时的变压器厂很红火，文艺、体育活动在县上是出了名的，好多次代表秦北县参加地区的文艺调演和体育比赛，邱引良在音乐方面可是个全才，不但歌唱得好，高音二胡拉的相当有水平，在给变压器厂帮了几回忙以后该厂的文艺宣传队的队长看上了邱引良，在他的大力举荐下邱引良很快地就调到了文艺队。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变压器厂就倒闭了，邱引良下了岗，女朋友和他也吹灯拔蜡了，为了生存他就参加了民间演出团体。他是在杨元凯一次给母亲祝寿和父亲去世请他们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就有了一些交往。杨元凯是当地人，又有一些势力，邱引良单独出来组织演出有时候免不了要借助杨元凯，那天杨元凯请邱引良吃饭，在饭桌上提出要邱引良帮个忙，事成后不要邱引良花一分钱，就将他重新调进教育系统，这可是邱引良这几年一直努力却毫无进展的喜事、大事，邱引良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当邱引良第一次见到白妙的时候心里就了矛盾，可已经答应了人家的事他不好反悔，他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几步，发现白妙是一个清纯、可人的姑娘，他已经懊悔无及了，白妙已经染上了毒瘾，他为了自己的良心少受到谴责，尽力地挽救白妙。
三个月后邱引良将白妙从戒毒所接了出来，送她回到家里，客厅的正中的墙上挂着兰蕙的遗像，另一侧是厚载的遗像，白妙看到后跪了下来泣不成声，兰蕙和厚载的死虽然和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起因就是因为她而发生的，这就成了一块沉重的铅压在她的心头，如今阴阳两隔，她连赎罪的机会都没有。她环视屋内，母亲、明华和她的儿子德隆不见踪影，茶几上落了一层灰尘，她急忙扭过头来问邱引良，邱引良躲过她焦急的目光，长出了一口气，低下头说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就在余明华安葬了兰蕙和厚载后不久，苗德润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了，妻子和儿子自杀身亡的冲击波是余明华感到了灭顶之灾，余明华从精神上已经崩溃了，另外当年和余光晓有些关系的那些县领导调走的调走，退休的退休，没有人可以保余明华了，偶尔苗德润也质疑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了，但他立马意识到这是妇人之仁，政治就是兵不刃血的斗争，是不讲仁慈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牙一咬，心一横，安排杨元凯按计划进行。他们以白妙的口吻写成一份控告信，题目叫《还我一个公道》，将余明华和白妙的关系以及余明华和兰蕙的关系揭了个底朝天，将其印刷成传单，一夜间贴满了县城的大街小巷和全县各学校门口，又将白妙的录音复制了好多份磁带，分别寄给了县上领导和有关媒体。余明华那早已破碎了的心哪能经受得了这个，就向县政府写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不知了去向。
白妙根据自己平时的了解，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能打的电话都打了没有得到一点关于他们的消息，望着空荡荡的屋子，白妙欲哭无泪，此时她比任何时间都想自己的儿子、母亲和余明华。
工厂改制后，我就内退在家，想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把有关余家的故事写成文章，但怎么写，写成成什么样我心里没有谱，我曾经和几个文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说法不一。一个月前，我就这个问题向已经成为作家的朋友请教，这位朋友听完后，表示这个家族几代人的遭遇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他建议我写成文学性电视剧本，可我对戏剧艺术十分陌生，这位朋友又提议让我先写成小说，然后看看社会反响，如有可能他可以找人帮我写成电视剧本。回到家以后，我又重新翻看了余光晓老人的那些信件，理清了思路，草拟了写作提纲，我需要和余明华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他的电话就是打不通，后来我将电话打到秦北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我余明华辞职了，当我再想问下去的时候，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
余明华到底怎么啦？我心里很惦记，我打算等老伴过几天从北京的女儿家回来后去一趟秦北，找一找余明华。我省去了不必要的应酬，很少出门，抓紧时间进一步完善写作设想。这天上午我的门铃突然间响了，开门一看，见一位陌生的年轻的女子站在门口，看见我后，那女子将额前的刘海用手往头上梳了一下，有些怯色地问道：“你就是老陆吗？”
“是的，我姓陆。你是——”
那女子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道：“我叫白妙，是余明华的家人。”
一听说是余明华的家人，我赶紧将来人让进屋里，倒了一杯水递给了那女子，那位自称为白妙的女子端坐在沙发上，两条腿紧紧地挨着，双手捧着水杯放在胸前，不敢正是我的眼睛，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后，白妙先开了口：“我知道你是他﹙指余明华﹚最要好的朋友，也就不隐瞒什么了，我实话告诉你我和他的关系，从名誉上讲我是他的儿媳，实际上我已经给他生了儿子。”
说到这里，白妙的头又低下了。我是一头的雾水，以惊异的目光从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女子，白妙抿了一小口水，以尽量平缓的语气讲述了发生在他们之间事，她时讲时停，看得出她是用长呼吸和低头、把头拧向一边等动作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失态。
听完了白妙的讲述，我着实地大吃了一惊，余明华呀余明华，你咋这样糊涂，咋干出了这样荒唐的事情？你受过高等教育，又是一名领导干部，你咋还这样封建，宗法思想这样浓厚？当我稍微冷静下来，站在余明华的立场上想了一下，似乎有点理解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他和兰蕙不能不为自己的将来和病残的儿子的今后做打算。然而，这样的结果又是谁造成的呢？假如说，余明华和兰蕙不是亲兄妹，假如说余大鹏夫妇不是为了革命早年牺牲，假如余光晓能冲出恩情的羁绊、勇敢地追求爱情，假如官场没有这样险恶，这一切将都不会发生。
我不知道以怎样的言语宽慰眼前这个满身忧伤的女人，我只有如实地告诉她，余明华没有来过，我有事也在找他。当着她的面，我拿出了电话本，给我所知道的和余明华有过来往的同学、朋友一一打了电话，依然是没有一点消息。
我留着她吃了中午饭，开始时她还是小口吃着，可能是太饿了的缘故，后来就大口地吃开了，我想给她一点钱，她婉言谢绝了，她告诉我，她如今只想着和儿子、余明华以及母亲生活在一起，不管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她都要牵着他们的手走下去。
我问她下一步的打算，她说，她要回秦北去，在哪儿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一边打工一边找他们。我送她到楼下，她坚决不让我再送了，望着瑀瑀而行的单薄背影，我仰天长叹了一口气，心里一片茫然。
